洪衍武的問話沒能掏出真話來。　　因為蘇繡立刻就變得支吾起來。跟著臉色一紅，眼珠轉了轉，才說父親去走親戚去了。哥哥最近太忙，老加班。　　那一看就知道是推諉的假話。從神色上，大致能估摸出是有什么難言之隱。　　既如此，洪衍武就不好再問了，只說有事需要幫忙就言語，便就此作罷。　　至于事實上呢，蘇家的事因為帶了點桃色的是非，還確實不那么好張揚。　　而且讓人想不到的是，老蘇實在太冤了。他的無妄之災，居然是因為幫洪家的忙才引火上身的。　　說來也是紅顏禍水，這事兒就出在俞宛妤身上了。　　老蘇不是為洪家的喜事出面，請俞宛妤來捧場嗎？本來很正常的一件事。可偏偏他碰上了人家兩口子感情鬧危機的時候。　　而老蘇更不知情的是，其實早在1978年，俞宛妤為了排演傳統劇目請他來制行頭，因為與他接觸密切了一些，他就礙了人家丈夫的眼。　　俞宛妤家里那個醋壇子一樣的男人，幾年以來背后一直對他耿耿于懷，說他量尺寸不老實，總故意延誤時間，碰不該碰的地方。　　因此當這位爺細一打聽，知道這事兒是老蘇撮合的，又如何肯答應？　　可作為俞宛妤來講，老蘇為了她的戲經常加班加點，戲服也做的相當漂亮。無論是從還人情的角度，還是為了即將開排的新戲，她都不好駁了老蘇的面子。　　所以“五一”當天，俞宛妤就沒理會丈夫的禁令，還是全老蘇的面子去了。可也正是因此，兩口子感情上長期積累的矛盾終于借此爆發出來。　　事后那男的越想越窄巴，就跑到劇團來找老蘇的麻煩。　　還就是那么巧，他又正碰上俞宛妤在戲裝組跟老蘇討論戲服的樣式修改。這一下那男的以為抓了現行，當場就把老蘇暴打了一頓。　　等到保衛科的人趕來控制住局面之后，老蘇的一根肋骨已經折了，人也就送進了醫院里。　　不用問，對這種花邊新聞，人們可定是最感興趣的，劇團里一下流言蜚語四起。　　可蘇錦這當兒子的肯定不干啊，趕到醫院，看見父親的樣子，他氣得不行。不但要劇團領導還父親清譽，還要把打人者送進公安機關法辦。　　但后面的事兒又是讓人沒想到，俞宛妤竟為了丈夫跑到醫院里，單獨找老蘇哭了一鼻子。　　結果老蘇好人一個，一知道了她的難，又心軟了。竟然跟劇團領導表示主動放棄追究責任。　　就這樣，不但白白挨了頓揍，還得承擔謠言的惡果。這簡直是倒霉到家了啊。　　蘇錦當然想不通啊，他就帶著氣兒埋怨爸爸濫好人，被人給灌了迷魂湯了，還要去找劇團領導。可當老蘇一把內情細說出來。他也沒話說了，因為畢竟其情可憫。　　他是真沒有想到，俞宛妤這位在臺上嬉笑歡舞的名角，背后的個人感情經歷竟然是十分的凄苦孤單。　　而因為時代的戲弄，她在公眾的眼中固然風光無限，但在私人的家庭生活里卻又是在扮演著何等可憐的角色。　　到底怎么回事呢？這話還是得從當年俞宛妤從戲校畢業進入昆曲劇團說起。　　那個時候的她，父母已因車禍去世。她除了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員學戲。在臺下拼命地練，在臺上拼命地演，什么也不關心，甚至還抱定了一種比較極端的理念。　　那就是把自己的一切獻給戲劇舞臺，而選擇終身不婚！　　這絕非一句戲言，她是實實在在照做的。因為按她想，結婚就得生孩子，生了孩子就得養孩子。那么人就得變胖，功也就廢了。　　何況家庭生活還牽扯精力，她實在不愿在這些事上浪費自己的青春。她只把藝術成就，視為值得她畢生追求的東西。　　以至于劇團的領導和關心她的老演員們，不但總得反復地提醒她，絕不能為了戲把身子搞壞了，也為她的個人大事發了愁。　　偏偏正當她初步成名，鼓足干勁向更高的藝術境界努力時，“運動”又開始了。　　在精神上完全與世隔絕的她，由于根本不關心政治，也不理解為什么要對傳統曲目全盤否定。一下被打成了“封資修的黑苗子”，第一批受到了沖擊。　　此后她便迎來了生命里最黑暗的日子。每天被斗、打掃廁所的生活內容尚堪忍受，可失去了藝術舞臺，卻讓她覺得一切都失去了希望，沒有了意義。　　于是，有一天她趁著看守打盹，她就用提前準備好的繩子拴上了房梁。　　但好在鬼使神差的，繩子斷了，她居然沒能死成。而險而又險的觸碰到死亡邊緣的滋味，又讓她喪失了再一次嘗試的勇氣。　　這樣在 1973年，在她自殺未死的六年之后，她終以半殘廢的身心被“落實政策”到一家暖瓶廠當了雜工。　　正是在這里，她的氣質和美貌引起了一位鍍銀車間工人的愛慕。這個強壯的鍍銀工雖然比要她小上四歲，可還是對她展開了鍥而不舍的追求。　　說實話，在當時那種政治氛圍下，作為一個根紅苗正的人不計較她身上的黑底子，這件事是讓她相當感動的。　　而且經歷了迷茫、麻木、消沈后，她已漸漸回轉為冷靜、認命、無求。　　在媒人的勸說下，當時的她想的就是舞臺已經把她給甩了，永遠回不去了，那么好，不如就找個丈夫結婚，像別人一樣平平淡淡過完一生吧。　　如此她才會嫁給了一個沒有什么文化，對戲劇一竅不通，也根本不感興趣的丈夫。而支持他們婚姻的全部基礎，僅僅只是鍍銀工得知她這些年的遭遇，出于同情而濕潤的眼睛。　　只是又有誰能料到緊隨其后的峰回路轉呢？　　1976年年底，剛剛結婚兩年后，因為政局突變，又一次“落實政策”竟讓俞宛妤回到了吧“北方昆曲劇團”。　　1977年的春天，她開始重新練功。很快人們發現，她不但以驚人的速度恢復了過去的舞臺表現力，甚至她的票房號召力也大大超過了當年。　　1978年她重登舞臺，當她第一回演出傳統劇目時，就獲得了滿堂彩，連續幾場觀眾爆滿，票子全部售出。　　她的戲裝照和便裝照由此開始不時出現在報刊雜志上，廣播電臺請她做專訪，電視臺給她的演出錄影，眾多的戲迷們甚至跑到后臺去請她簽名，期盼有幸能與她合影。　　她成名了，成角兒了。做了二十幾年的夢，繞了個大圈子，卻幾乎于一夕之間就美夢成真了。怎能不讓人百感交集？怎能不讓人欣喜若狂？　　但倘若她的遭際僅是這樣簡單地否極泰來，那生活也就太容易讓人把握了，命運作弄人的手段也就太顯低劣了。　　世上沒有什么事兒是單純的好，或是一味的壞的。事業的成功一樣給俞宛妤帶來了煩惱與不幸，她的婚姻開始出問題了。　　本來，在她剛剛重返舞臺的時候，她婆家的興奮與歡欣絕不亞于她自己，幾乎所有婆家人都揚眉吐氣，以她為榮。　　但很快事情就變味兒了。　　因為每日清晨都要去護城河邊吊嗓子，她很難再把家中的早餐安排好了，公婆對此看不慣。　　她的丈夫也對她戲總是散得太晚怨聲連連，很不情愿騎自行車把她馱回家去。　　婆家上下甚至受不了她在家聽戲劇磁帶，說反反復復聽了頭疼，那簡直到了人見人厭，處處喊打的地步。　　最不可調和的，是她和婆家終因為要孩子的事兒產生了矛盾。她是希望能緩兩年再說，但婆家自然希望早要。　　于是家里“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思想，成了對她宣傳教育的主題。　　但更糟糕的是這種情況隨著她越受觀眾，越紅得發紫，就越嚴重。　　漸漸的，旁人以她為主的交際方式又刺激到了丈夫大男子主義的自尊心。　　為此，丈夫幾乎連后臺都不愿意進去了，更不愿意跟梨園界的人打交道，滿是一種既自卑又自傲的復雜心理。　　再往后，哪怕就連她自己為了戲曲和旁人的正常接觸，丈夫也要開始反對了。即使她有合理的理由，再耐心解釋，反復說明也沒有用。　　丈夫只是不講理的要求除了上下班的時間，她不許外出，要是做不到，就是有問題。　　讓感情徹底岌岌可危的狀況出現在1980年9月份之后，大約正是因為婚姻法的更改，允許“感情破裂離婚”這一條。丈夫才會徹底陷入天天擔心她會變心的夢魘當中。　　于是一次激烈言語交鋒下，他第一次動手打了她。從此，吵架動手簡直變成了慣例。　　而她心如死灰，也就真的有了分手的念頭。　　只不過，婆家是不肯放過她的。公婆威脅要找劇團領導告狀，丈夫宣稱要去找雜志社揭露她“忽視家庭”、“忘恩負義”的嘴臉。這讓她始終有所顧忌，不敢真的走出最后的一步。　　時至今日，反倒是老蘇含冤被打一事，才讓她徹底下定了離婚的決心。她心知再這樣拖下去，被毀的不僅僅是她自己，恐怕還會連累到許多無辜的人。　　可就是這個時候，公婆又可憐兮兮地向她表示，只要能不追究兒子傷人的責任，就允許他們離婚。　　想想幾年來生活在一起的情分，她也真的做不到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就這么眼瞅著同床共枕的丈夫坐牢。眼看著白發蒼蒼的公婆低聲下氣地哀求不止。　　她又能怎么辦？她又該怎么辦？　　這就是做人的難啊。永遠讓你進退失守，左右為難。　　而且這種情況還不僅發生她一個人的身上，十年里，整個社會、整個國家與之類似的情況太多了。　　牽涉其中的每個人，又有誰不是無辜的？又有誰是應該承受這一切的呢？</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