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說，陳德元放出的消息還真挺靠譜，復課開學的事很快就成為了真正的事實。　　1967年10月14日，成為了我國教育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在這一天，國家中委、軍委、國戊院與當時當權的“革命”小組，聯合發出了《關于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　　此前一年有余，因為“十年運動”的爆發，所有學校招生和課程運行均陷于停頓狀態，處在所謂“停課鬧革命”時期。而在這個通知發布以后，除了高考制度尚未恢復，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都陸續回到了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應該說，對于洪衍武能夠上學這件事，家人和鄰居們，那完全可以用“翹首以盼”來形容。無人不希望這小子能在學校改變性情，學會一些做人的道理。　　只不過，大家的這種期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因為這個時候是教育史上最特殊的一個時期，所以實際上，學校已經變得和大多數人想象中不太一樣了。　　首先要知道，這次復課的主要目的，其實是為了把整天在社會上“打漂兒”的那些孩子收攏回來。　　因為在這個時期，社會上有許多狗屁倒灶的事兒，都是由這幫“浪在社會上”的孩子們惹出來的。甚至可以說，他們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社會的治安情況。若再不加以整頓，恐怕還會越演越烈。　　其實這也不能全怪孩子們不安分。人一閑著，自然就要“生簧”。（土話，生事，惹是生非的意思。）像這些精力最為旺盛的半大小子，又哪兒能踏實在家呆著？家里待不住，可不得奔大街野跑撒歡兒，滋點兒事兒，尋找點兒刺激嗎？　　所幸停課的時間尚短，這幫孩子們也還沒徹底“掙斷韁繩”，因此在學校和家長的共同要求和監督下，大多數的孩子還是按時回到了學校。　　不過，由于這時候文化已經不值錢了，孩子們歸校之后，學校自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走錯誤的“白專路線”（白專是特殊時期的特定名詞，專指只知道埋頭鉆研業務和學業，但不重視政治學習的行為），所以上邊就提出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口號。于是乎，上學在當時主要任務就變成“鬧革命”了。　　既然是“鬧革命”，上學也就不是發愁的事兒了。您即便是幾門功課不及格的“蹲班生”，也照樣能接薦兒把這學給上嘍。大撥兒轟嘛，根本就沒考試這一說。因為來上學，學的不是文化，而是如何“革命”。　　總的來說，京城所有中小學校的課目設置從形式到內容，都被一改到底。　　原教材因為被指責為“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全部廢棄不用了。當局匆忙印制了一批臨時的緊貼現實政治的教材。不過，在當時全國學校極力壓縮學習時間的普遍情況下，即使是這些簡了又簡的教材，仍然沒有在規范的課時內確保完成，徹底顯示出了“革命化”的沖擊力度。　　而經此一變，學校已經不可能守得住多少學習的本分了。除了簡單認認字，平日里學生們干的最多的事，就是開會、聽廣播、念大字報、出黑板報，有時還要根據社會形勢參觀展覽、拉練、學工、學農。如此自可以想象的到，這一代學生的文化水平究竟如何了。　　若干年后，當有人評論這時期的學生時，還有人說他們的文化水平是最低的，同時在學校里也是最能鬧騰的。但這些人恰恰忘了一點，這些孩子們當年原本響應的就是“鬧革命”的號召。　　“鬧革命”嘛。您說，這還能不鬧嗎？　　除了以上這一條，學校里最大的變化還有師生關系。在這個年頭，學生們可一點不怕老師。　　因為盡管停課期間的抄檢、串聯、接受偉大領袖檢閱等“革命”活動以及因此帶來的喧鬧勁兒已經過去，但這場運動的沖擊波并未減弱。　　具體而言，就體現在每所學校都正在進行的斗、批、改上。　　為了完成教學改革，幾乎所有的中小學校長都打倒了，而學校的行政機構則由革委會暫時代言，專待“軍宣隊”和“工宣隊”入駐學校進行權力移交。　　說到這兒已經很清楚了，連校長都被打倒了，您想老師還能說上話嗎？　　實際上，當時知識分子地位已經變得極低。按“地富反壞右”的順序排，教師屬知識分子，排到了第九位，俗稱“老九”，前邊還要加上個“臭”字。　　再加上當時正清理階級隊伍。家庭出身有點砟兒的老師，一個個兒都夾著尾巴做人，甚至可以說過著極其狼狽不堪的日子。　　因為哪怕你今兒個還在學生面前當老師，明兒個也許就被揪出來了。而這一揪出來，也就等于從革命隊伍中給“清理”出去了。　　還老師？也就老九吧。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您想，誰還能有心思好好教書呀？所謂老師，每天也無非是盡力同學生敷衍周旋，得過且過罷了。不夸張地說，就是把所有學校都加起來，在這個時期，能鎮得住學生的老師也沒幾個。　　而指望這樣的學校、這樣的老師，來對洪衍武的“靈魂”進行重新塑造，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太不現實了。　　反正不管您信不信，當時大多數學校的真實情況確實就是這樣。并且，要是拿復課后的學校和以前相比，同時還有幾個怪有意思的特殊現象，也不妨在此說上一說。　　一是無論中小學，都是兩個年齡段的新生一起入學。這恐怕在近代教育史上，自打有了學堂學校以后，還是頭一遭兒。　　具體情況大致如下，1959、1960兩個年齡段的孩子同時進入小學，此后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級結束時提前畢業，升入中學。而1953、1954兩個年齡段的學生則同時升入中學，后來他們又被泛稱為“69屆”和“70屆”。　　二是當時的學校在管理上，實行的都是準軍事化管理。　　具體措施是，以前的三好學生改叫五好戰士。學生一律按連排分班。而學校呢，編制是一個“團”。所以，這個時期的學生，畢業后，同屆的校友見了面，從不問你是哪個班的，而是問你是幾連幾排的。知道的，是在念叨學校的事兒，不知道的，還以為都是當兵的呢。　　三是當時中小學招廢除了各類等級界限，在招收新生上統一采取了就近入學，混合招生的政策。　　在“運動”之前，京城的中小學還存在著市重點、區重點、子弟學校或是普通學校的分別，中學甚至還有男、女、混合之分。但在“復課”之后，像這樣的等級全都自動取消，也不再有入學和升學考試一說了。哪個學校招哪片兒的學生，都按胡同兒按地區劃好了片兒。當時的中小學生一律以居住點為單位，都成了按片就近分配入學。　　同樣的，也正是因為這一條，洪衍武和陳力泉都被“就近”到了離家不遠的半步橋小學就讀。　　半步橋小學地處白紙坊東街北面，西臨萬壽公園，由于對面就是半步橋胡同口，因此得名。　　學校規模并不大，綠色的鐵皮大門面向正南。　　進去后迎面先是一個影壁，上面是紅底白字的手書，警示著偉大領袖的諄諄教誨——“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那影壁下面還有個白色水泥筑造的圓形花池，上面擺滿了一盆盆盛開的鮮花。　　這種模式可以說幾乎是當時所有小學的標準門面，還算過得去。但只要繞過這張“臉”去，一下便能看到后面不那么體面的簡易教學樓，和一個同樣很簡陋的黃土地操場。　　而從這些“硬件”便可以判定，這是一家隨處簡陋、配置不全，也最為普通的平民子弟小學。</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