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軍港之夜》的爭論確實很轟動，老百姓們往往會把這件事拿來和《大眾電影》“灰姑娘與王子接吻”事件相提并論。　　但如果僅僅用文藝界的點風波來概括1979年京城的夏天，卻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為這兩件事只能反應出京城百姓娛樂生活的一個方面罷了，實在太過片面。　　像接下來發生的兩件事，如人民大會堂正式對外開放，開始接待公眾群眾參觀。或是斯里蘭卡總理拉納辛格?普雷馬達薩代表斯里蘭卡兒童向共和國兒童贈送小象“阿拉麗雅，其實也具備相似的轟動效應。　　如果要再擴散到京城百姓全部的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來看，那可圈可點的東西可就更多了。　　不過要東一棒子西一榔頭那么介紹可就太凌亂無序了。歸本溯源，咱們還得把焦點聚集在最根本的地方。　　那其實就是一個字兒——人。　　必須得說，1979年的京城夏季，實在太過火熱。但這種高溫絕不僅僅是季節變化引起的，更主要的是來自于人。　　實際上這一年，可能京城人感觸最深的，記得最牢的就一個印象，人多！　　因為別看這一年的京城街頭仍舊沒有什么汽車，連騎自行車的人都不多。可是就是在這一年，似乎一夜之間，京城一下子多了許多年輕人。　　他們就是1979年從各地農村和生產建設兵團陸續返城的知識青年！　　作家梁曉聲把知識青年返城稱作“颶風”。他在小說《今夜有暴風雪》中描寫“短短幾周，返城大潮已經如錢塘江大潮，勢不可擋。這一年，返城的知識青年有四十萬，加上剛剛中學畢業，已經不需要去農村插隊的青年學生，這些游蕩在城市里沒有工作的年輕人，被統稱為‘待業青年’。”　　所以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憑空多出來的人，才會導致京城的生態環境大為改觀。　　甚至由此引發的許多新興事物的出現和不少舊有事務的改變，都堪稱具有劃時代里程碑似的意義。　　首先說，人多了那就得吃、得喝。還得找事做。　　光靠京城百姓的“購物本”，明顯已經不能承擔下這多出來的四十萬張嘴。而面對京城里突然產生的四十萬沒有工作的青年，再多的機關工作也都是無計可施的。　　于是乎完全的公有制經濟終于開始打破桎梏，裂開了一道大縫子。　　6月30日，在“京城市革委會”發出《關于加強集市貿易管理的意見》，指出根據中央“廣開就業門路”、“多辦集體所有制的服務網點”的精神，要求積極組織待業人員發展各種集體經濟之后，還沒出一個月。京郊農村集市便已經有了52處、城市農副產品市場建立13處。　　京城人買農副產品一下有了額外的去處，方便了不少還是次要的，關鍵能買到指標之外的東西。　　于是通過農貿市場的交易，京郊沒在計劃內的農副產品大大緩解了京城人口猛然增長的生活需求。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于同時大為增加，可以說他們的日子迎來了最有希望，也是最好的時候。　　就像現在，龍口村家家戶戶都養了不少的雞，有的人甚至開始效仿兆慶和安家哥兒倆往城里倒騰雞蛋。　　至于洪衍武，他已經完全不用再幫龍口村代賣雞蛋了。　　既然有了合法的去處，安家哥兒倆每次來給他送完需要的雞蛋，其他的全可以用“龍口村生產大隊”的名義，直接銷給“農貿市場”的收購部門，連自己去市場擺攤都不用。每個最好掙兩分，明碼實價，方便的很。　　而且在洪衍武的建議下，兆慶和安家哥兒倆也一改小打小鬧的局面，轉變為專業的“倒蛋部隊”。　　具體分工還是兆慶負責收，安太陽和安月亮送進城去售賣。　　但區別是兆慶已經把收購規模擴大到附近四五個村落。而且洪衍武還送給安太陽和安月亮兩輛舊自行車作為運輸工具。這兩條讓他們每個月至少可以往京城跑個五六趟。　　更絕的是兆慶還發揮聰明才智，對兩輛自行車又進行了一番精心改造。　　他先把兩輛自行車弄到房山縣城里的小工廠做了加固處理。不但加了根大梁，還在兩輛自行車前后都裝了一層層的鋼架用來裝雞蛋。　　然后按照鋼架的尺寸為兩輛車編制了八個分層的雞蛋筐。又將每個鋼架和雞蛋筐之間墊上了草墊子。　　說實話，兆慶簡直把這兩輛車裝固得像兩輛坦克嗎，又科學又穩當。　　盡管他們為了安全主動還減少了裝載量，每車也差不多裝上一千個雞蛋。按六個一斤估算，就是一百六十斤。　　還別看這些雞蛋怕碰怕碎，可一個個擺進筐里，放進鋼架，哪怕一路上坡下坡，曲里拐彎地奔波百十里地。到時候雞蛋收進箱里多少，拿出箱子還是多少，一丁點皮兒都沒破。　　所以有了這兩輛車，他們又把單次倒賣雞蛋的規模擴大了數倍。　　不說別的，安家哥兒倆被洪衍武第一次領到市場上時，他們簡直把整個市場倒賣雞蛋的小販都驚呆了。　　連收雞蛋的工作人員都圍著他們的車轉了好幾圈，直嚷嚷“你們倆小子太他媽厲害了！弄來這么多雞蛋，居然就沒有破損的！”　　當場，他們哥兒倆就賺到了三十六塊錢，那可是一個技術工人的整月工資。真要按月計算，他們倆和兆慶每人都能掙七八十塊。　　這讓安太陽和安月亮都感到說不出來的驕傲，說不出來的自豪，說不出來的了不起。他們覺得自己就是百戰百勝的將軍，是無所不能的神仙。　　因此雞蛋卸完后，他們渾身的勁兒反而更多了。在蹬車回家的路上，他們倆簡直像喝多了的人鬧酒炸。　　一個喊，“雄關漫道真如鐵，如今邁步從頭越！”　　另一個更直白，“兩輛車子八個筐，工資超過胡耀邦！”　　都他媽不知怎么嘚瑟好了！也就是沒人聽見，否則絕對惹來麻煩！　　也正是在這同一時期，京城熱鬧的街頭重新出現了很多茶攤，一些青年在那里滿腔熱情地賣大碗茶，供汗流浹背的過往行人去暑解渴。　　從早到晚，顧客絡繹不絕。前去光顧的既有本地職工、外地游客，也有港澳同胞、華僑和外賓。僅前門一帶的幾個茶攤，一天接待顧客就有近萬人。　　干得最好的，也是后來唯一發展壯大的，是一個叫尹勝喜的中年人。　　他是主動放棄了街道辦事處的正式工作，帶領一群待業青年，白手起家，創立了一個以“京城大碗茶青年茶社”為名集體所有制的公司。　　但這個在日后聲名赫赫的“大碗茶集團公司”的創始人，此時做出的這一選擇，不但為外人不理解。甚至這在他的女兒看來，也實在是一件丟人的事。　　她不但從此不再去前門大街，甚至最怕聽到別人詢問自己的父親。　　因為外人知道后一說就是，“你爸一個正式的國家干部，怎么傻到扔了‘鐵飯碗’，賣上大碗茶了？做買賣多丟人呀，干點什么不好？”　　同樣還是這個夏天，家住美術館南，王府井西，“翠花胡同”里的郭培基和劉桂仙，正為了自己兩個上山下鄉返城的兒子發愁。　　他們這對老夫妻都是做飯的，沒什么門路。除了在街道辦事處掛號排隊，根本找不著辦法解決兒子的問題。一個月靠倆人工資養活五個孩子日子也著實困難。　　這種處境讓老兩口睡不著覺了。他們思來想去，倆人都覺得兒子工作最好的辦法就是開餐館。　　這樣他們就去工商局提出要開飯館來了，可此時國家在批轉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文件中，雖然首次提出恢復和發展個體經濟，但只允許向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的個體勞動者發放營業執照。飯館可都是國營集體的，要想開餐館、干個體，那可是件新鮮事兒。　　所以哪怕劉桂仙跑了無數次，每天去工商局得誰跟誰磨。可仍然只得到一句回復，“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我們得再討論討論。這事兒，目前還很難辦！”　　這種結果不奇怪，畢竟什么事都要個過程，并不能一蹴而就。　　在這一年，京城第一家個體餐館的申請人，注定只有落寞的收獲。他們必須還得繼續堅持下去，繼續鍥而不舍的努力，才能贏得命運的轉機。</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