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的父親洪祿承，年輕時氣質出眾，是個標準的美男子。可如今他臥病在床半年，頭發白了大半，已經沒那么好看了。尤其是那黃暗瘦削的臉頰，眼角腮旁的皺紋，全都在證明一個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還是個高身量的人，也是因為染上腿疾，才養成了弓腰駝背的習慣。現在無論哪個熟人，見到他如金鉤大蝦米一樣攢在床上的樣子，總會感覺他憑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兒了。　　說起洪祿承的這個病，完全是因為“十年運動”時期，單位監督他勞動改造，把他長期安排在寒冷潮濕的防空洞里打理雜物倉庫才染上的。從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時間，他的腿自膝蓋以下由起初的發麻、發酸，很快發展到了疼痛、糜爛，以至于現在藏在被子下的兩條小腿都已變得一片烏黑，爛成了血污一片。　　眾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瘡。所以為了少受點兒罪，洪祿承每天還要堅持忍疼挪動幾次身體。而就在剛才，正當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撐著上半身，掙扎著想要挪動時，卻突然感到一陣乏力。結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牽動了小腿的瘡口，引發了一陣格外鉆心的疼痛。　　不過，洪祿承盡管摔倒在了床上，頭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還是咬住嘴唇，執拗地攥緊拳頭，不肯哼出半聲來。女兒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藥，他怕女兒聽見。　　片刻后，疼痛似乎略微輕了些。洪祿承喘息了幾下，一狠心，扶著床頭他又重新坐起來了。這感覺怎么說呢？就像萬千細針一齊刺著他的腿。他的汗無疑出得更多了，可畢竟還是立住了。就這么著，他就生抗著，直到鉆心的疼痛又衰減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著一點點挪動。許久許久之后，在顫顫巍巍中，他終于完成了預定動作，帶著滿身冷汗靠在了床頭。　　洪祿承長長舒出一口氣后，閉上了眼。挪動之后往往是腿最疼的時候。為了好受些，他常像這樣把眼閉上想事兒。這種時候，他往往就會溫習起有關洪家祖輩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過的路，因而也總會萌生出一些說不清的悵然和迷茫……　　洪祿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農歷是民國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來，1977年剛好六十歲整。他與妻子王蘊琳是在1937年成的親，一直以來相敬相愛，攜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國建立之后。可要是非從他身上找到些什么特別符號的話，那恐怕就來自于他的家世了。因為他并非生于普通人家，而是生于解放前京城頂級的富豪世家——素被稱為八大宅門之一的洪家。　　在我國，談世家，談富豪，要有個分類，并不能拿來一鍋燴。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階層很復雜，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臺的新執政者，也有前清一系遺老和北洋廢官家族，甚至還有逃難至京的俄羅斯王公貴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賈，也因資金來源或是經營內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資本”與“民營資本”的差異，有著“新實業派”與“傳統行商”的區別。　　洪家歷來以買賣興隆和善于經營為京城百姓所稱道，是最典型的傳統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傳著一個有關老字號商鋪的順口溜——“頭頂馬聚源，腳踩內聯陞，身穿瑞蚨祥，腰纏四大恒，品茗吳裕泰，落座龍順成，大擺洪門宴，延年齊仁堂。”這其中的“大擺洪門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樓飯莊和餑餑鋪立足京城，并以“宴”字的諧音字——“衍”和“燕”字作為商鋪字號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記載，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間從山東福山老家來京的，算下來到洪祿承的父親洪效儒這代，洪家在京城已歷經九代人。這二百年的商業積累和人脈關系，為洪家涉足其他更賺錢的行業提供了基礎，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時，洪家的商業版圖已變得異常龐大。　　當時洪家名下各類產業計有：飯莊衍慶堂、燕喜堂，酒樓衍美樓、燕興居，餑餑鋪衍美齋、金蘭齋、衍英齋、衍祥齋、衍福齋、衍華齋、衍德齋、衍寧齋。這些莊館和餑餑鋪地跨京津兩地，聯號分號共計一十八家。其中，衍慶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樓為京城八大樓之一，燕興居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齋則與永星齋并稱當年京城北案烘爐局之魁首，風頭甚至還壓過了正明齋和瑞芳齋。這么說吧，單是京城的餐飲業就被洪家占據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還跨行經營著天寶金店、三陽金店、萬慶當鋪、古玩店聚寶齋，并與太醫院壽家，合股共辦了參茸莊衍壽堂。分號遍及京城、津門、滬海、南京、西安、青島、煙臺、旅大、沈陽等地，共計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說起洪家人過著怎么樣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窺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打個比方，百姓說富，必是“穿金戴銀，錦衣玉食。”而真正豪門世家，卻只說“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其間差別，一語可判。況且除了優越的物質條件以外，在商業富豪的真實生活里，還包含著許多難言的苦澀。　　這話絕非無病呻吟。我國歷史上的統治者們，一向覺得商人靠出賣別人生產的東西取利，是極不道德的行為。而且從根兒上又認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亂社會的隱患，十分的不可靠。于是乎，對“商”這個階層，歷來嚴防死守，實行“抑制政策”，即“重農抑商”。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會地位始終卑微。　　就拿大清國來說，商人該穿藍布大褂，那就得穿藍布大褂，你有錢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兒子還不許做官，這大概就是現在說的封建壓迫。　　說到這里，洪祿承的父親，平生倒是對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點另辟蹊徑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說，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里，統治者最怕百姓脫離戶籍成為流民，使之失去剝削的對象，所以往往竭盡一切辦法控制人身自由。而歷朝歷代，卻唯有雍正朝的“攤丁入畝”政策歪打正著，竟為國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這才使人們有了脫離地著選擇職業的可能。否則，按照舊有的束縛制度，洪家是根本沒有機會離開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樣不可能招攬到足夠的人手和伙計。更何況，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業到了不屑為之的境地，規定旗人經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這樣的漢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會有什么生發機會的。對父親這個觀點，洪祿承也深以為然。　　可即便做買賣的基礎條件有了，但只憑一個普通商人要想把買賣做大，或是想進入國家專賣的領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權貴，成為所謂的“官商”。　　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過，洪家人也用親身體會驗證了一個道理——做一名“官商”，雖然社會地位體面了些，做買賣也會有很多便利，但副總用卻也同樣嚴重，甚至有些得不償失。　　其中邏輯不難理解，正因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僅在要接受權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還會因為靠山身份帶來的特殊需求，從而承擔諸多的犧牲和風險。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辦”，這個由頭就是個吞銀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犧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遜位，則更是一場幾乎使整個京城商場為京城官場陪葬的曠世災難。　　大清國的時候，京城的消費主體是以滿蒙旗人和官員權貴為主。所以辛亥革命讓清政府這么一倒臺，不僅消費市場直線萎縮，并且就連許多陳年舊債也難以追回，這就導致了大量中小工商業者直接破產。而且越是“官商”，在這種情況下損失也就越大，因為這些大商家最大的顧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來說，“衍”字號餑餑鋪歷來有代替宮廷內外餑餑房制作傳供的活計，而參茸莊衍壽堂又長期專辦東西御藥房的人參和鹿茸，這么算下來，一共一十六萬兩貨款就此打了水漂兒。再如齊仁堂岳家，因為享有供奉宮廷其他御用藥材的殊榮，也不得不咬著牙硬撐下近二十萬兩的虧空。而在所有與清宮有經濟往來的商家中，損失最大的，恐怕就是專為皇家營造的興隆木廠馬家了。據說，修光緒東陵所欠的二十二萬兩和修北海所欠的三萬余兩，皇家一個子兒也未曾支付，而當年給馬家留下的那張欠據，也隨著北洋政府的登臺，成為了永遠無法兌付的一紙空文。　　到了北洋執政時期，政府則開始提倡“西風東漸”和“實業救國”，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實際上，商人的待遇不僅沒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還遠遠不如。且不說軍閥之爭造成市面貨源奇缺，也不說政府暗中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掠奪大開方便之門。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雜稅要比清政府還狠得多。而且軍閥亂戰時期，每一位帶兵入京的將軍，都把商人們當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這種情形下，商家們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況，那些大兵們也不是好敷衍的。這些家伙只要從軍營里一被放出來，全是一窩蜂的來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鋪，因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標。大兵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生混蛋”，干什么都橫著來。罵著“媽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說，更有甚者還仗著手里的槍桿子公然行搶，如若抗拒，那必定會砸店傷人的。　　洪祿承從兒時起，就見慣了父親因為兵痞鬧事頭疼煩惱的樣子。而像這種讓洪家既鬧心又窩心的日子，大約要到1928年東北易幟，才算告一段落。　　不過，封建制度的終結，畢竟還是對世風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別要提的一點是，從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響，社會上開始涌現出一批新興商人代表。這一批人是非常年輕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識分子，甚至于“海歸派”。他們沒有舊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與內斂，而是表現出充沛的熱情，以富國強民為己任，走實業救國的路線。雖然他們身上也不乏偏執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們卻是我國歷史上最有報復，最愛國家的一批商人。而他們所興辦各類新型工廠和公司，也以強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經營模式，很快成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點。　　每當提起這段往事，洪祿承都不得不對父親感到由衷欽佩。在這種新舊交替的大時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親的精明，洪家才沒有墨守成規，被舊有的傳統束縛住手腳。　　洪效儒雖無實業派那樣的眼界與留洋經歷，卻懂得乘勢借風，投資生利。雖不懂得新型實業的經營方式與工業技術，卻明白商場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買賣永遠都是以金錢為基。所以，他果斷抓住了機遇，投巨資入股了岳乾齋的鹽業銀行和黃奕柱的中南銀行，以及德國人詹姆士創辦的朱諾飯店，并很快從這些洋行業里分享到了甜頭。　　待到洪祿承成為父親助手的時候，他個人出自對這批實業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說父親繼續投資了京城的丹楓火柴廠，以及股份制的津門北方輪船公司和津門利中酸廠。就這樣，洪家的財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時，也間接為國家出了一把力，達到了一個雙贏的結果。　　實際上，從1927年“蔣光頭”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執政時期，可謂我國工商界難得的“十年建設”黃金時期。盡管期間國外資本與官營資本異常強悍，但民營工商階級在短期間內取得的成績仍是蔚為大觀，甚至使“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理念演變為一種時代潮流。　　只可惜，這批本土的資產階級實業派實在運氣不佳。羽毛才剛剛生長出來，還尚未豐滿，就又遭到外敵入侵。而本應代表他們利益、保護他們生長的上層建筑，這時候卻露出了既軟蛋又混帳的真容。在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爆發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餉捐糧，軍隊卻不能盡責守土，以至于實業派們數年的心血大多付之東流，或是一頭躲進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傾巢之下，焉有完卵？國難當頭，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淪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糧政策”下，洪家的店鋪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許歇業，所以只好賠本維持。尤其洪效儒還拒絕使用偽幣，又不肯與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鋪每日還要被上門的漢奸、特務輪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隨著戰火的蔓延，洪家在異地的店鋪也紛紛毀于戰亂，而最終能僥幸保存下來的，寥寥無幾。　　好在洪效儒做為洪家的當家人睿智依舊。在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之際，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讓洪祿承攜新婚妻子王蘊琳一起逃反，由津門乘船去了滬海。并且在臨走的時候還交給兒子一張存單，洪祿承這才知道，原來為以防萬一，父親在美國花旗銀行一直存有六十萬銀元。　　到達滬海后，洪祿承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夢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戰火平息，而是時刻在尋找著能幫洪家保存實力、減少損失的方法。　　當洪祿承發現在日軍侵華的腳步下，滬海租界里反因為避難人口增加呈現出一片畸形的繁榮時，他馬上就與時任工部局董事的猶太地產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銀行里的這筆錢，在租界里大肆興辦西餐廳、咖啡館、舞廳和夜總會，并很快賺了大錢。因此抗戰勝利后，再回到京城時，洪祿承已積攢了足夠的財力，來挽救洪家岌岌可危、瀕臨破產的祖業和信譽。也終于使得病危的父親放下了心病，帶著微笑握著他的手安然離世。不過，洪家的這段興盛史擺脫不了歷史的桎梏，終歸也只是曇花一現。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處置戰后經濟極為不當，“劫收大員”滿天飛，借沒收“敵產”之名大肆中飽私囊。我國的工商階層始終處于一種“孤兒”狀態。在那時，要想維持一份產業，可說是戰戰兢兢、慘淡經營，不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損失，同時也面臨著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擠壓與吞并威脅。　　內戰起后，蔣管區物價飛騰，當局又強迫民間上繳銀元黃金，兌換成一錢不值的“金圓券”。致使整個經濟呈現崩潰之勢，神仙也無力回天。無怪乎當時有人咬牙切齒把委員長稱為“蔣該死”，并私下宣稱“三民黨不亡，沒有天理”。因而在內戰時，我國的工商階層，大多數人并沒有跟三民黨共進退，只在觀望中期盼塵埃早日落定。　　在這種背景下，洪祿承即便再有商業才華，也無可作為。能做到勉強維持諸多產業的經營，還能給洪家的老伙計們掙上一口飯吃，著實已經不錯了。眼見民營資本絲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祿承的心頭只有愁云慘霧。　　1949年，大軍狂飆席卷。隨著三民黨敗走臺灣，世界輕而易舉轉換成了紅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營經濟在全國經濟比重中舉足輕重，而且新執政的紅黨面臨著一些實際問題，還需要民族資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資本，不是洋行買辦，工商階層還是被定義“人民”，是所謂開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國旗中，也占有一顆星的位置。　　在這時，紅黨高層對知名的商家是禮遇有加的，并給予了非常優厚的待遇。如齊仁堂第十三代傳人岳松生，就屬于商界中積極擁護紅黨的代表人物。不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為了京城的副市長。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聲，洪祿承自然也是重點統戰對象。政府為他安排的名份、職務都有。但洪祿承一向秉承祖訓，習慣低調行事，本能地不愿當這個出頭的櫞子，故而他最終婉言謝絕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職務，只肯頂個“工商界人士”的名頭。　　此外，建國之初的經濟政策也很平穩。在經濟管制上，除了打擊金銀外匯等投機生意，新政權強制沒收的，也只針對官僚資本、敵偽財產。而對私營和個體經濟的態度，除了恢復生產、擺正新的勞資關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這種合衷共濟的經濟狀態，一直持續到1952年。而在這段時期內，整個世界幾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開始，連語言文字也得從頭學起。因此不僅1949年以前的社會頑疾被掃蕩一空，而且社會的發展也一日千里，遙遠得如同做了一場夢一樣。　　那的確是一個豪邁的時代，不過在凱歌行進的同時，仔細打量，也會發現有一些裂隙，與那紅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協調。　　從1950年起，不斷有各界的“群眾運動”被發動。如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運動”，又比如“土改”、“鎮反”、“肅清反動會道門”等等。這一系列的清理舊政權的殘余，創立新社會的規范等等舉措，其正義性在當時不容質疑，也給紅黨增添了救世色彩。不過，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沒有政策約束，其中的過激行為、違反政策的情況發生了不少。總之，這些運動雖未波及到工商階層，卻起到了殺雞駭猴的作用。　　就是從這時起，洪祿承的精神始終處于被抑制狀態，并開始為自身的處境擔心。他不得變得不小心謹慎，既不去過問政治，也不敢多賺錢，只求在新政權下當個順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買賣。　　沒多久，政府組織洪祿承去參加了“學習國家政策，積極自我教育”的群眾運動，他開始意識到身上有著“原罪”。心虛之下，為了“贖罪”，他首先積極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不惜變賣家產籌措資金，捐了幾架飛機和幾門高射炮。接著，還主動上交了用來出租的十幾處閑置房產給政府，以解決不斷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問題。果然，他這力爭好好表現的舉動獲得了政府的肯定，登報表揚和大紅獎狀的鼓勵也猶如護身符一般，讓他那不安的心暫且安定下來。　　如果歷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祿承這番舉措可謂英明之至，后來也就洪福齊天了。只不過，風雨要是都按著天氣預測那么來，就無所謂狂風暴雨了。困難若是能由著你安然做好準備，也就沒有把人逼瘋這一說了。　　洪祿承哪里會想到，僅隔兩年，一場席卷整個工商界的清查就憑空臨頭。而當他在群眾斗爭會上拿出獎狀，并提起此時做過的一切時，卻根本無人相信。歷史就是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資本家還能愛國嗎？”，就把他自證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殺。　　特別是1952年2月16日，隨著當天的各大報紙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滬海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盜竊國家財產和坑害志愿軍的種種罪行后。人們心中最原始的正義感被觸動了，成千上萬淳樸的人民紛紛投書報社，稱“五毒”資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說實話，像洪祿承這樣的以誠信為本的商人，其實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譽的敗類。可當時工商階級的整體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無論毒與不毒，幾乎是人人喊打。凡資本家或業主，人人須得過篩子。　　當時的具體細節沒必要再提。總之，被隔離審查的時候，洪祿承完全垮了下來，他不得不順著“打虎隊”招認，甚至于自動加碼。當他這只“老虎”被放出來時，已被斗得七葷八素，就像只“死貓”，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得了，還是由打虎隊員找車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態度良好，幾天之后，職工大會宣布了他已經“徹底坦白”，并作為從寬處理對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檔“完全違法戶”，降為第三檔“半守半違法戶”。（如果是完全違法戶，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運動”全勝收兵。經歷過劫難的商人們，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廠和店鋪。但這次清查，已經使許多人不敢做買賣了，甚至有人還在私下喊出了“再做買賣就是孫子！”這種話。可還沒等他們決定是否真的要關門不干了，緊跟著下來的巨額處罰，又迫使這些人不得不繼續擔當，才剛發過誓的“孫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書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寫著，補稅和罰款總計是五億元。（幣制未改前，五億元即五萬）　　在日后一段時期中，稅務員每天來洪家坐索，有錢就拿走。而為了繳付巨額的退補，洪祿承不得不搜羅家里值錢的東西，拿去變賣籌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畫，后來就輪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飾。　　解放后，當鋪已經徹底消失。文物字畫要送去琉璃廠，春綢的棉袍與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賣，但金戒指金首飾，卻因政府規定只能拿到銀行去。洪祿承的妻子王蘊琳僅去了一次銀行就不肯再去了，說是不忍與舊物相別。再打點完東西，則讓洪祿承送過去。洪祿承直到看到銀行的人為檢驗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飾扭得亂七八糟時，這才體會到了妻子的心情。就這樣，持續了二年，洪家的家當去了多一半，才陸陸續續把這筆巨債還清。　　1954年，對工商界又是關鍵的一年。隨著齊仁堂在岳松聲的帶領下，率先宣布實行公私合營，京城的各行業對此都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不久后，綢緞鋪瑞蚨祥，飲食界的惠豐堂、萃華樓以及森隆飯莊也跟著宣布實行。面對這種情況，洪祿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傳到洪祿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論本心，他著實不愿做這個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說他本身就對做買賣有著濃厚的興趣，更何況父親在離世的最后一刻，還在鄭重囑托要他把洪家的基業好好傳下去。他如果就這么放棄了祖業，不僅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對自己寄予厚望的父親呀？可若論現實情況，想要維系下去，又實在是千難萬難。　　首先來說，社會形勢就不允許。實際上，飲食界單個的公私合營早在1950年就開始了。想當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豐澤園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隨實行。洪祿承早已看出，這條路恐怕是大勢所趨，國家的決心是不會扭轉了。再加上他已經深刻領教了那種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簡直是癡人說夢。　　其次再說經營上的困難。由于對工商階層清查的作用，社會風氣變得更加崇尚儉樸，導致高端消費市場不斷縮減，最后的結果就是飲食業由于長期實行低價供應，整體淪為了社會福利行業，根本無利可圖。再加上近年來，國家對農產品開始實行統供統銷制度，買什么都要憑證，更使得私營企業采購原料變得尤為困難。　　洪家目前的實際情況是，酒樓飯莊由于業務清淡，大多已經關門，只剩一家衍美樓在勉強維系。而菜單也已經作廢，每天僅能看情況而定，供應一些不講時令的家常菜。另外，就連餑餑鋪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雞蛋和奶油，目前僅能烤制一些粗制爐食，基本快變成燒餅鋪了。再這樣下來，登門的顧客自然還會越來越少，店鋪虧損更是鐵定的。就算不合營，大概離自己關張也為期不遠了。　　綜上所述，該當如何選擇，答案已是明擺著的了。但洪祿承的心結終歸難以釋懷，所以遲遲無法邁出這一步。關鍵的時刻，還是一件突發的事件幫他做了決定。　　1955年元旦過后，洪家三進院落的老宅被當時的街道辦看上，想征用改為敬老院，街面上的衍美樓和衍美齋兩個老鋪自然也包括其內。為此，街道主任特意請來區里主管飲食行業公私合營的干部一起上門來說項，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時的“打虎隊長”。　　再次相見，當年的隊長已經成了正職處長，雖然這次已換成一副和顏悅色，張口閉口的“同志”。但洪祿承卻舊痛難忘，依然心驚膽顫，又怎敢說個“不”字？于是乎，在1955年的春節之后，洪家在煤市街經營了近二百年的兩個老鋪關張了，洪家老宅的大門上也掛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過，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與洪家無關了，因為街道資金有限，所以房產并沒有轉讓，只算作臨時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為了表示感謝，也幫忙聯系了新的住處，那就是福儒里2號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沒了影壁，沒了垂花門，沒了魚缸、天棚和石榴樹。洪祿承悶在觀音院東院的新家里足不出戶，只抱著兩塊老鋪的木匾，抑郁了許多日子。　　他心里著實難過，卻又不好說什么。人家征用是經過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現著積極與進步，背人又唉聲嘆氣，這算怎么檔子事兒呢？　　還是妻子最懂洪祿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兩間老鋪，卻另辟蹊徑說，“搬走就搬走吧，這里雖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里，傭人們都走了，家里也就這幾口人，盡夠住了。要是往好處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壓不住，房子會越來越舊，將來也沒精力收拾，擱咱們手里早晚也是糟踐了。”　　王蘊琳說的沒錯，洪家的房屋院落的確已經顯出了頹敗的老相。洪祿承被說動了，他發現妻子更了解世間的因果邏輯。沒有什么是永不變的，一切原本都是虛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洪祿承的郁結漸漸疏解開了。這心里一扭過彎來，公私合營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本來嘛，老鋪和老宅既然都沒了，剩下的，也就再沒什么舍不得了。　　很快，洪祿承就去找隊長去談公私合營的具體事宜。隊長可沒想到還能一舉兩得，高興之余對他大加稱贊鼓勵，給出的條件也很優越，除了一些國家規定死的政策外，其余都可以商量。特別是在有關洪祿承個人工作的安置問題上，劃出的范圍和待遇比較寬松，可以由著他選。而洪祿承在沉吟了一番后，提出的條件，卻只是把伙計們安置好，除此別無他求。隊長更是高興，很爽快地答應下來。　　這個要求實在是不難辦，因為洪家名下的酒樓飯莊皆已無存，除了剛關張的衍美樓老鋪，大部分莊館員工早就由洪家出錢，回鄉的回鄉，改行的改行了。安置的重點，其實只在于那些餑餑鋪。　　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了協議。衍美樓的店伙廚師由市三商局飲食公司安置到其他的國營飯館，八家餑餑鋪的百余員工則成為了國營糕點廠的工人。至于那幾家餑餑鋪的店面，由于其經營方式還保持著前店后廠的手工生產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幾家店面最后是劃歸市二商局，成了與國營糕點廠有代售合作關系的副食店。而洪祿承自己，則成為了一名在京城糖業糕點總公司上班的會計。　　也許是有過去一些出格情況作為前車之鑒，這次國家比較溫和，給出的條件也挺優厚。清查核資時采取自估自報、工人監督的方式，最后定了六萬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贖買政策”的規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并沒有吃虧。　　而在工作安排上，隊長也任由洪祿承選擇了離家較近的工作地點，并給予了特別優待。洪祿承享受行政15級的處級待遇，工資也相應地定為一百零八元。而食品行業，當時最高級別的技工到頂兒才拿七十多元，大概在整個公司，這個數兒也得排在前幾位。這么看來，洪祿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證洪家人的衣食無憂，且代代人都能過上“上等生活”。　　不過，當洪祿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銀行那封蓋有“郵資付訖”郵戳的牛皮紙信封的信件時，還是難免心情郁郁。他心知肚明，以后除了這冷酷的信件所寄來的定息外，有關洪家祖輩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恐怕都將被時光掩埋。　　洪祿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后。　　廠房里，隨著機器的傳送帶，各類糕點嘩嘩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著白圍裙，白套袖，干凈、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還以為是在外國。而與之相比，洪家餑餑鋪靠掌案帶徒工制作的方式，不僅看著陳腐落伍，產量也低的可笑。　　這副國營糕點廠用機器生產糕點的情景，讓洪祿承不由眼前發黑，從心里泛起了陣陣苦澀。　　如今怎么哪兒都用機器？也是，這么著一勞永逸，用的人少了，也不用煙熏火燎了。可要都像這么改良起來，那以后耍手藝的可全算白饒。　　或許，世上確是沒有不老不損的物件。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洪家老字號的消亡也不可逆轉吧？　　或許，洪家鋪子確實是老了。　　或許，他也老了……　　1956年，對民營資本的改造達到最高潮。1月15日，隨著岳松生代表京城工商聯在天安門上為偉大領袖呈上京城喜報，京城的工商業已先行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隨后，全國各地紛紛快步跟上。自此，全國的買賣人都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　　按道理說，既然已經蓋棺論定了。那么就再無一個“運動”是指向工商階層了，大家大可以松一口氣，從此安心開始新生活了。但實則不然，緊箍咒還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凈的。　　從1963起，大量憶苦思甜的小冊子泛濫開來，重新控訴舊社會黑心地主的罪惡。隨后相繼而來的，是普及而持久的“憶苦思甜”運動。其時，盡管再無政策要求打資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對工商階層丑化的影響，舊有的商人們，便又挨個被重新提拉出來，成了溜邊兒站的一群。　　說實話，洪祿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歷來十分關注基層員工的收入與生活。洪家的祖訓中，除了有包攬店伙們的生老病死，盡量拔中層干部于普通員工這些要求外，還特別規定了“不得無故散人（解雇人），不許搞特殊化，必須與店伙同食，以榮辱與共的理念來加以凝聚”等諸多事項。哪里又會像土財主“周扒皮”那樣，以“半夜雞叫”來壓榨下屬呢？　　可面對現實，洪祿承沒有別的轍，只好用老法子，盡力要求自己低下頭去做人，借低調行事來保全自己和家人。　　另外，對于所失去的財富，他也絕不敢表現出一點耿耿于懷。想來就明白，在社會整體上，“富”已經一個恥辱，沒有誰再會留戀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雖然勤儉節約，本質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因貧窮不得以而為之，但是一旦被樹為全社會的主流風氣，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在那個時代，豈止是洪祿承，就連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純正。溥儀就曾在1958年寫過很真誠的決心書，表示要“爭當紅旗手”什么的。所以，洪祿承也一樣十分努力地去參加勞動、學習樸素。人民是怎么活，他們就怎么活。盡力融入，以圖早日變為“人民”一份子。　　哪怕生活里，洪祿承還保留著過去的一點點講究，不肯在飲食上面馬馬虎虎，那也只能關起門來偷偷享受。哪怕他看不慣像有的工農那樣不洗手就吃飯、隨地吐痰、口吐臟話、舉止野蠻的舉止，可見到這些“紅五類”時，他也得點頭哈腰，故作親熱地打招呼。　　這不能怪他虛偽，全是環境使然。年頭兒的改變不是個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過大腿去，跟年頭兒叫死勁簡直是自己找別扭。否則，如若還保持“雕欄玉砌應猶在”的傷感，那么不用說，失去的還將會更多。　　洪祿承這樣的灰色人群與其親屬，一直就是這樣活著。但令人想不到的是，雖已到如此地步，卻還有一場把全國人民都卷入進入的劫難是躲不過的。　　1966年8月，社會形式再次驟變，紅衛兵們高舉大旗，用鋪天蓋地的紅色掀起了一場狂潮。而這次的運動，比以前的歷次都要激烈百倍，根本不使人緩氣，一變好象就要變到底。　　不，這簡直不是運動，而是一陣龍卷風。就是這場空前的大風暴，把洪家人余下的財產、自尊、人格都絞得支離破碎……　　想到這里，洪祿承睜開了已霧氣迷蒙的眼，胸中更充滿了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慨。　　在我國，所謂的富豪世家，實在是沒什么可以夸耀的。　　想當年，不知有多少人羨慕他的家世，想象他金杯玉盞、寶馬香車的生活是如何的闊綽爽快。可他在時代變遷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頭、遺禍子孫等等百年傷痛，又有誰能體味？　　他這一輩子，仿佛是背著“資本家”這沉甸甸的三個字，在走一條極陡的下坡路，根本就收不住腳。越是盼著太平日子，身子偏越往下出溜兒。　　若細說其中滋味，不過是一個“載不動許多愁”罷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