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11月，可以說是本年度政治氣氛最濃重的一個月。　　在這個月里，國家高層召開會議，討論議題，做出決定的頻率達到了高峰。　　月初，時間跨度長達兩個月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京舉行。　　報紙上對外公布的消息，這次會議將會決定徹底改變插隊政策，將上山下鄉納入勞動就業的軌道，并通過了《國務院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　　11月10日，共和國工作會議在京城召開。　　會議討論了把下一步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還討論了“運動”中遺留的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兩位和偉人爭權的大佬因此正式落馬，解放思想則成為了當前問題。　　11月14 日，經最高層批準，京城市委宣布：1976 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聲討“四人團伙”的活動是革命行動。對因此而受到迫害的人，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11月18日，華夏通訊社報道，1976年因“天安門事件”而被捕的380人中，沒有一個壞人。這些人現已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1月25 日，京城市委召開大學擴大招生工作會議，確定首都24所大學分別設立36所分校，擴大招生約1.6萬名。　　11月29日《京城日報》報道：京城市委日前召開會議，具體研究貫徹最高層批轉同意五大部委，部署全部摘掉老右分子帽子以及摘帽子后的安置、改正和有關政策的落實問題。　　以上這些國家大事，一件比一件影響重大，涉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涉及到千家萬戶。　　因此一但有什么新消息傳到社會上，受這些政策所影響的每一個人，生活的心氣和精神面貌必然都開始發生全新的變化。　　或許是精神一震，充滿希望。或許是更急不可耐，盼望后續政策落地。或許是還隱藏著一絲憂慮，暗暗考慮如何應對政策的演變。　　但更多還是喜笑顏開，歡欣鼓舞。人們對生活的態度越來越變得樂觀和積極起來。　　當然，作為重生的過來人，洪衍武對這些新聞的關注程度遠比當代人要少得多。　　由于在他的心里早已預知了結果，這些新聞對他完全沒有懸念，他僅僅是看看報紙，知道外面正在發生什么便好。　　他的精力完全放在了其他的地方。　　其實自打把“伸手來”這件唯一的煩惱解決之后，洪衍武的小日子里就沒什么愁事兒了。　　當月，他除了時常和“糖心兒”在一起膩乎著，其余主要忙活的就是一些家務雜事了。　　比如給嫂子和洪鎰搞點營養品，幫舅舅那邊處理雞蛋，再把從濱城帶回來的海物分送一些給親戚朋友。　　工作的事兒洪衍武也抽空問了一下。　　街道李主任可是個“熱心人兒”，為了盡早看上電視，他比洪衍武自己還急呢。　　只是現有的工作，不是工作時間長就是離家太遠，并不符合洪衍武的要求。也只能再等等看。　　不過這件事雖然一時沒結果，可李主任又收了洪衍武兩條煙，倒是就手把邊大媽“副主任”里“副”字兒給去了。讓毛遠芳就此靠邊兒站了。　　為這個，李主任在福儒里的居民口中竟然成了值得信任干部。人人交口稱贊，讓他自己也很意外。可見毛遠芳有多么不得人心吧。　　至于在掙錢的事兒上，洪衍武認為一切都上了正軌，順其自然就好，還真沒怎么上心。　　可世上的事兒就是這樣，錢真找到你頭上的時候，連擋都擋不住。　　首先說電影市場，由于偉人十月底訪日的原因，從十一月到十二月整整兩個月里，有六部日本影片將集中在國內放映。　　而這些日本影片一經登上京城的銀幕，立刻讓京城的電影院門口，比平日更增加了數倍的熱鬧。　　不為別的，關鍵是依次放映的是《追捕》、《望鄉》、《吟公主》、《金環蝕》、《狐貍的故事》和《故鄉》。　　這排片順序可是太牛了，頭兩部電影簡直就像個最響亮二踢腳，一下就把國人刺激得嗷嗷直叫。　　毫無疑問，《追捕》是當時國內最缺少的商業娛樂片。　　警匪、追逐、愛情、脫逃、陰謀這些激動人心的元素一個不少，立刻牢牢抓住了國內觀眾的心。　　結果這部電影，不但使高倉健的硬漢形象一舉凌駕于國內傳統奶油小生的形象。留著披肩長發，穿著皮靴，外表清純，內心如火的真由美，也成了國內男青年的第一代夢中情人。　　電影一經放映，大街小巷中，很快就能聽見有人哼哼“啦呀啦”的電影主題曲了。“橫路敬二”則變成了傻冒的新代名詞。　　甚至沒多久，只要有人有翻閱欄桿或是跳下臺階的舉動，或是是學生跳高、跳遠，幾乎到處可聞拿人打镲的新詞兒。　　“你跳啊，跳啊，朝倉不是跳下去了嗎，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　　至于《望鄉》，這部影片也被譯為《山打根8番妓院》。它其實在娛樂性方面并不高，而是一部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販賣到南洋為娼的辛酸史。　　但這對當時封閉的國人而言，通常的理解就是一部帶顏色的電影。　　正因為如此，它在共和國引起的社會影響不僅遠超《追捕》，甚至超過了它在本土放映的效果。可以說飽受爭議，掀起了軒然大波。　　許多人認為他對青少年的心靈有荼毒作用，建議封禁影片。最后導致相關部門不得不對影片的許多鏡頭，又做了剪輯處理才得以重新上映。　　這應該就是我國喜歡剪輯外來電影的習慣由來。　　但實際上更多的人罵歸罵，同時卻又抱有極大的“批判熱情”，懷揣考驗自我的“革命目的”，而欣然購票入場。　　這種心態，用一句相聲里的臺詞兒就是，“我得看看到底有多腐化，多墮落！”　　于是乎一塊錢不嫌多，兩塊錢樂意看，三塊錢都心甘情愿，只要有票，有票！　　說真的，有這“雙響炮”，京城的電影票房還從沒這么火爆過，一票難求是常態。　　完全可以預見，這個月電影票方面又會是創造出一個收入的新高度。至少一月頂倆月，洪衍武到手的利潤得按翻倍算。　　因此，盡管明知話劇《于無聲處》11月16日在京公演，同樣是個撈錢的機會。洪衍武卻只出于本能地動了動念頭，就直接放棄了。　　他實在是沒有這個必要。錢多了他還發愁怎么花出去呢，白惹這個麻煩干嘛！　　其次再說說倒騰指標的買賣的事兒，同樣也有一個大大的驚喜。　　而給洪衍武帶來這個驚喜的人讓他也比較意外，居然是“二頭”。　　不得不說這小子在票務方面真的很有天份，他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想象力，也善于動腦子。　　自從跟著“糖心兒”賣貨以來，“二頭”見所有的家電里，就數電視機買的最火。而且發覺現在根本就是有錢無貨，他就自己琢磨上了。　　照他的想法，哪兒都能沒電視機票，那生產電視機的工廠還能沒有嗎？　　于是他私下里就按自己的想法試巴了一下。　　當時，京城本土生產的電視機有兩個品牌，一個是“牡丹”，一個就是“昆侖”。　　生產“昆侖”的是一家老廠，位于東城區北河沿大街77號，叫做“東風電視機廠。”距離王府井很近。　　“二頭”打聽到廠址之后，特意趕在下班時間連續跑了好幾天，在門口跟工人們搭訕。　　等請吃請喝交了幾個小哥們之后，沒想到摸到手的情況，非常樂觀。　　因為當時，市面上所有緊俏商品，就唯有發放電視機購買憑證是沒有明確規定，全是由生產廠家與一些單位或個人的關系決定。　　當時比較普遍的現象是不同單位在公家的層面上以權謀私，彼此之間互通有無，用自己的產品來互相交換，美其名曰“為內部謀福利”。　　既然電視機廠有著如此的便利條件，自然不能免俗。　　從各位廠領導手里，隨隨便便批出去的電視機票，那簡直多不勝數。根本就是光明正大的事兒。　　另外，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肥水總得先澆了自己的田，才能勻給外人。　　那么電視機廠內部，他們自己的工人當然也會輪流分配到電視機票。　　由于各種渠道還廠的舊電視機或樣品，也都會通過這種方式進行內部分配。為此廠辦還分門別類制作了許多種票子，讓人眼花繚亂。　　只是由于當時的分配方法比較僵硬死板，基本上是硬性一刀切，趕上什么是什么，一點不考慮人們的不同情況。　　比較尷尬的實際問題，是這些票往往并不那么符合工人們的心里要求。　　像有的人家里已經有電視了，卻分到一張，等于沒用。　　像有的人雖然家里沒有，也想買電視，卻還沒攢夠足夠的錢。　　還有更多的人對到手的票種不滿意。想買新的，來了張舊的。想買便宜的，來了張貴的。想買十二寸的，來了個九寸的。　　而遇到這些情況，工人們除了自己私下里調節一下，就只有繼續等了。　　結果是許多人不得不把這些票子幾乎無償地轉贈他人，多數是淹沒在了親友圈里。有不少票子，甚至就是白白地浪費了。　　洪衍武多么精明的主兒？響鼓不用重捶敲，這一聽就動心了，他立刻意識到這根本就是一片還無人觸及的藍海。　　現在的問題關鍵，就是能弄到多少票。只要票夠，那可比“出國人員服務部”里面的利，還要大呢。</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