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敞的辦公室內，維克托站在寬敞明凈的落地窗前，手里捏著一支香煙，深沉的目光透過玻璃窗，俯瞰著樓下的位置，在那里，年老的庫西寧正彎著腰鉆進一輛伏爾加轎車——老頭的確不能在列寧格勒久留，他必須盡快趕到赫爾辛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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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維克托此前所揣測的那樣，此次庫西寧前往芬蘭，正是受了中央主席團五人領導小組的委托，他需要向芬蘭的巴錫基維政府轉達聯盟的一份擔憂，一份有關芬蘭在蘇美之間站位的擔憂，說白了，就是莫斯科不滿意巴錫基維政府在私下里同美國北歐特使阿芙拉·沃倫的頻繁接觸，因此，安排庫西寧去興師問罪的。
    庫西寧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伏爾加車內，片刻后，車子發動起來，就在大樓前的廣場上轉了個圈，緩緩開走了。
    直到伏爾加轎車消失在視線之外，維克托才吸了口煙，不緊不慢的轉過身，緩步走到不遠處那張寬大的辦公桌旁邊。
    之前，庫西寧所轉交的那封信，此時就安靜的躺在辦公桌上，信中所涉及到的內容，維克托已經牢牢地記在了心里，不僅如此，他也記住了庫西寧在有關庫普里亞諾夫問題上所給出的意見。
    列寧格勒派正在走向分裂，這是庫普里亞諾夫在信中所談到的一個問題，結合自己過去一段時間的親身體會，維克托非常清楚，庫普里亞諾夫的說法并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如今的列寧格勒派的確正處在分裂的邊緣，或者更進一步說，自從日丹諾夫同志突然病逝之后，列寧格勒派內部的分裂問題，就已經迅速凸顯了出來。
    其實，列寧格勒派也可以看作是全聯盟政治局勢的一個縮影，從思想立場上看，列寧格勒派的政治主張是相對開放和激進的，這主要是因為列寧格勒本身就是聯盟與歐洲國家接觸的最前沿，類似于所謂的“特區”，因此，有很多資產階級的東西也不可避免的對列寧格勒構成了影響。
    不過，即便是在列寧格勒派內部，也存在著激進的改革派和相對保守的穩健派之分，激進的改革派認為應該改革聯盟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包括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方面，而保守的穩健派則認為聯盟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的幅度沒有必要搞得太大，應該循序漸進，一步步摸索最穩妥的策略。
    在維克托看來，激進改革派所提倡的那些改革舉措，稱之為“右派”才是最準確的，有意思的一點是，他們所提倡的很多改革舉措，竟然與貝利亞在過去一段時間里所倡導的改革主張極為貼近，甚至可以說是一般無二。
    比如說，在對外關系問題上，列寧格勒派中的積極改革者們，也主張聯盟應該改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立的斗爭政策，對外采取更加溫和、包容的立場。與貝利亞不同的是，在聯盟對外強硬的立場上，貝利亞的表述好歹還沒有太過露骨，他認為聯盟與美國的關系之所以如此緊張，是因為一系列歷史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聯盟一方在東歐地區所執行的政策有關，也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聯盟抱有根深蒂固的敵意有關，總之，就是聯盟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抗局面之所以形成，蘇美雙方都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
    而在列寧格勒派中的積極改革者們的觀點中，蘇美之間的對抗局面之所以出現，完全是因為聯盟大力推動意識形態輸出所造成的。這些人的論據也很充分，按照他們的說法，在衛國戰爭爆發之前，蘇美之間的關系雖然算不上多么友好，但卻也是相對平穩的，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后期的時候，蘇美之間在經濟領域內還存在著諸多的合作呢。隨著衛國戰爭的結束，尤其是隨著聯盟在東歐各國推動全面的斯大林主義政策，并一步步加強對東歐各國的政治干預，輸出意識形態，蘇美關系才一步步走向惡化，并最終形成了今天這種于全球范圍內展開對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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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列寧格勒的這些積極改革者們看來，蘇美關系的惡化主要責任在于聯盟，在于莫斯科，而要想結束蘇美對抗的局面，為整個歐洲帶來全面的、真正的和平，聯盟就必須在某些問題上做出讓步，比如說修改過去那種激進、強硬的東歐政策。
    類似這樣的觀點，在維克托看來簡直就是荒謬的，但還是那句話，這是這種荒謬的觀點，在聯盟的范圍內，依舊能夠獲得不少人的贊同。這些人看不到二戰前后，美國在對外政策上的轉變，看不到二戰前的經濟危機對美國打擊有多大，也看不到二戰之后，美國的國家政策已經從過去的孤立主義，轉向了謀求全球霸權，他們更加看不到，美國正在一步步加強對歐洲事務的干預，所有歐洲的強國，都將在地緣政治利益問題上與美國發生沖突。
    說到底，蘇美對抗局面的形成，與意識形態也好，與聯盟的共產主義革命輸出也罷，都不存在直接的關聯，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沖突的根源，就在于二戰之后的聯盟過于強大了，而這個強大的蘇聯本身，就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要結束蘇美之間的對抗局面，只有兩個可能性：要嘛蘇聯崩潰，要嘛美國崩潰，二者必有其一。
    所謂“一山不容二虎”，就是這個意思。
    同樣的局面也可以反饋到維克托重生之前的那個世界里，在那個時空中，華盛頓同樣也不會允許任何一個國家有實力挑戰它的地位，那與民主自由無關，也與東西方世界的劃分無關，歸根結底，一切的一切不過就是國家利益罷了。
    所以，在維克托的眼里，列寧格勒派中那些積極推動聯盟全方位改革的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右傾投降主義分子，他們甚至比貝利亞右傾的更加徹底，更加危險。
    而在列寧格勒派內部，那些態度相對保守的穩健派，則不主張對聯盟的政治、外交、民族等政策作出大幅度的改革，他們所關注的改革焦點，主要集中經濟領域。在聯盟內部，他們主張改變舊有的斯大林經濟模式，將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投入到聯盟的農業和輕工業領域；主張給予企業和集體農莊更大的經營自主權；主張更積極、更開放的對外經濟貿易政策；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部，建成一種優勢互補的經濟結構等等等等。
    當然，穩健派所提出的主張，在維克托看來也不是不存在問題的，比如說在對待東歐各國的問題上，穩健派認為東歐各國對聯盟來說，就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因為經濟發展階段和規模所存在的差距，東歐各國在向聯盟索要了巨額經濟援助的同時，卻無法對聯盟的付出給予足夠的反哺，所以，這些落后且貧窮的東歐國家，就是拖累聯盟發展的包袱。ωωω.ΧしεωēＮ.ＣoＭ
    穩健派們認為，聯盟應該對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做出甄別，諸如東德、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這類本身具備一定工業或是資源優勢的國家，才應該成為聯盟重點扶植的國家，因為它們的經濟能夠與聯盟形成互補。而類似阿爾巴尼亞、奧地利那樣的國家，聯盟則應該考慮將它們建設為軍事緩沖地區，尤其是奧地利，如果能夠將奧地利建設為軍事緩沖區，其對東德南部地域的安全支撐將會變的至關重要。
    在維克托的觀念中，東歐各國對聯盟的重要性，絕對不僅僅體現在經濟領域內，這是一個地緣政治安全的概念，在他前世所生活的那個世界里，聯盟正是因為丟掉了東歐，才使得北約推進到自己家門口，而沒有東歐地區的緩沖，俄羅斯在北約東擴的問題上，就再沒有了任何與北約博弈的籌碼，這才是俄烏戰爭爆發的最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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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若是蘇聯未曾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分崩離析，東歐各國的劇變也沒有發生，那么北約的東擴又怎么可能實現？就拿南斯拉夫來說，在蘇南關系破裂之后，盡管南斯拉夫接受了來自美國的大規模經濟援助，貝爾格萊德也未曾尋求加入北約，鐵托所領導的南斯拉夫政府反倒是走出了一條不結盟的路線，選擇既不靠向西方，也不投向東方的政策。
    實事求是的說，所謂的“不結盟”，真的是貝爾格萊德所希望走的那條路嗎？鐵托所領導的南斯拉夫政府，真的不愿意更多的投向西方世界嗎？這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說到底，貝爾格萊德不是不想投向西方，而是面對來自蘇聯一方的壓力，鐵托政府不敢邁出這一步。可以想象的是，一旦南斯拉夫政府投向西方，下一步貝爾格萊德所要面對的，就是一場與鄰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
    這就是地緣政治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