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如果站在南斯拉夫人的角度上考慮，鐵托以及他的忠實戰友，南斯拉夫內務部部長亞歷山大·蘭科維奇，絕對是堅定的愛國者，他們的野心也好，立場也罷，其實都代表著南斯拉夫人的根本利益，這其中不僅僅包括了組建大南斯拉夫聯邦的構想，同樣也包括了其在援助問題上所秉持的立場。
    南斯拉夫代表團的人秉承著鐵托的意志，在莫斯科的相關談判中不肯做出任何退讓，他們需要來自聯盟的經濟援助，卻不肯接受莫斯科所提出的任何條件，這就是好處一定要拿到手，但卻還不肯人前低頭的態度，更何況他們的立場還牽涉到了一個所謂大南斯拉夫聯邦的問題。ωωω.ΧしεωēＮ.ＣoＭ
    莫斯科或許可以在援助條件的問題上，對貝爾格萊德做出些許讓步，但卻絕不會在巴爾干半島的問題上有任何退讓的，畢竟南斯拉夫所構想的“巴爾干—多瑙河聯邦”，就在聯盟的家門口上。按照貝爾格萊德的構想，目前他們所策劃的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的這個聯邦，只是一個初步計劃，隨后，一旦“巴爾干—多瑙河聯邦”組建成功，后續還計劃將阿爾巴尼亞、希臘等國也拉攏過去，從而形成一個泛巴爾干半島的聯邦大國。
    試想，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考量，莫斯科怎么可能允許自己的家門口上，出現這么一個實力強大的聯邦制國家？最重要的是，貝爾格萊德如今就已經很不聽話了，如果其實力得到增長的話，將來必然會成為聯盟的潛在威脅。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代表團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才會受到來自克里姆林宮的冷遇，密洛凡·德熱拉斯甚至還被斯大林同志狠狠地訓了一頓。
    不可思議的是，由密洛凡·德熱拉斯所率領的代表團，在離開了莫斯科之后，并沒有直接返回南斯拉夫，他們又接到了來自列寧格勒州委以及列寧格勒州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邀請，轉道去列寧格勒做了幾天的訪問。
    與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不同，密洛凡·德熱拉斯一行人在列寧格勒受到了州委、市委以及相關部門的熱情款待，作為州委第一書記的波普科夫同志親自接待了他們，按照列寧格勒媒體的說法，就是雙方達成了“共同的政治語言”。
    在《政治報》的報道中，密洛凡·德熱拉斯對列寧格勒州委、市委干部們的評價是：“他們都是，在我看來，淳樸、受過教育、勤奮的人。我們觀察到，這些人對待他們的城市和市民的生活......比莫斯科的官員更簡單，更人道主義。”
    南斯拉夫代表臺在列寧格勒的情況，早就經由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調查組傳回了莫斯科，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相關的報告現在恐怕已經擺在了斯大林同志的辦公桌上，對于某些人來說，現在絕對是朝列寧格勒那些人下手的最佳機會。
    日丹諾夫同志病重，短期內恐怕無法正常主持工作；列寧格勒那些人的心態肯定有些慌了，在慌亂的情況下，做出些錯誤的決定是非常合理的；南斯拉夫代表團的遭遇，已經表明列寧格勒在立場與莫斯科無法保持一致，這是列寧格勒人試圖分裂國家，制造第二中央的最直接罪證。
    實話實說，維克托都整不明白列寧格勒那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們似乎已經忘乎所以了，認為自己真的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聯盟，做出外交方面的表態了，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表態還與莫斯科的立場完全不一致。
    試想一下，當南斯拉夫代表團在莫斯科遭受冷遇，卻在列寧格勒受到熱情接待的消息傳開之后，全世界將如何看待聯盟的內部問題？西方國家傳出謠言，說日丹諾夫同志在政治斗爭中遭遇失敗，并被處決的這個消息，是不是與此事有關？
    沒錯，這件事所造成的影響實在是太惡劣了，它無疑表明了列寧格勒與莫斯科之間所存在的隔閡，也證實了外界對于聯盟內部穩定出現問題的臆測。
    但是，站在維克托的角度來考慮，他相信這件事應該不是由日丹諾夫同志所操縱的，它甚至都不是列寧格勒派高層所策劃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作為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波普科夫，恐怕也是在下層官員的推動下，才做出這樣一個愚蠢決策的。
    換句話說，列寧格勒的確是出現了與莫斯科爭奪聯盟政治中心的明確意圖，甚至包括他們試圖在列寧格勒組建俄羅斯共產黨的傳言，也是真實存在的，但這種推動力，很可能不是來自于列寧格勒派的上層，而應該是來自于列寧格勒的中下層干部。他們的意圖，應該也不是準確分裂聯盟，分裂布爾什維克黨，而是希望聯盟能夠將國家的政治中心、決策機構，重新遷回到列寧格勒，換句話說，這應該就是一個國家以哪個城市作為首都的問題，而不是準備策動建立兩個首都的企圖。
    地方主義這種情緒，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存在的，而在俄羅斯的歷史上，列寧格勒與莫斯科這兩個城市，始終都在爭奪首都的地位，這種城市地位的爭奪戰，從一七一三年彼得大帝遷都圣彼得堡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
    必須看清的一點是，盡管彼得大帝在兩百多年前就將首都從莫斯科遷到了圣彼得堡，但在此后的兩百多年里，圣彼得堡的首都地位卻始終沒有得到全世界的認同，這一點從拿破侖選擇進攻莫斯科，而不是選擇進攻圣彼得堡這件事上就能看出來。
    而在十月革命的時候，盡管革命是在圣彼得堡打響的第一槍，但是革命取得成功之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卻立刻便選擇了遷都，從而將首都從圣彼得堡遷到了莫斯科，而當時給出的理由，是圣彼得到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這座城市不安全，很容易被外敵攻克。
    在這里，必須強調這一點，那就是當時蘇聯之所以選擇遷都，其最根本的出發點，就是聯盟面臨外部的軍事威脅，而圣彼得堡所處的位置，使得它很難抵御外敵的入侵——這個城市不安全。
    而到了衛國戰爭期間，已經改名為列寧格勒的圣彼得堡，在面對德軍超過九百天的超級圍困之后，光榮的守住了整個城市，不管為此付出了多大的犧牲，總之它沒有被侵略者攻占，這從某種角度來看，顯然證明當初聯盟遷都是不必要的，列寧格勒以頑強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精神，守護住了這個光榮的城市，所以，它是有資格成為聯盟首都的。
    這樣一來，自戰爭結束之后，列寧格勒大肆宣揚所謂“俄羅斯民族精神”的出發點，是不是也找到了？
    沒錯，這一場爭論其實并不僅僅是將來誰最合適領導這個國家的問題，其中還包括了兩個城市之間的地位之爭——一個國家一旦幅員過于遼闊了，總是不可避免會出現類似問題的。而具體到聯盟的身上，列寧格勒與莫斯科之前，其實就是誰更合適做首都的問題。
    列寧格勒派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其上層的目標，在于爭奪國家領導權，而中下層其實并沒有那么大的野心，他們所希望的，與大多數普通列寧格勒人一樣，都是希望自己所在的這個城市，能夠重新奪回往日的榮耀，成為整個聯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為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首都。
    如果是從這個角度去分析列寧格勒的問題，那么此前列寧格勒那些人所做出的一些看似愚蠢的行為，似乎也沒什么無法理解的，但問題在于，政治始終就是政治，在政治上，絕大多數問題都不是以弱勢一方的想法來考量的，而是以強勢一方的看法來定性的。
    過去，日丹諾夫同志能夠正常主持工作的時候，列寧格勒那些問題就不是問題，因為他可以在斯大林同志面前，可以在政治局內部，按照他的想法來作出解釋。而現在呢，日丹諾夫同志病重入院，已經無法正常主持工作了，那么列寧格勒的問題，自然就要由別人來解釋了，換句話說，它是什么性質，應該如何給它定性，就由不得列寧格勒那些人來做決定了。
    現如今，維克托的心情頗為矛盾，從個人利益的角度來考慮，他當然希望那些正籌劃著將列寧格勒派咬死的人能夠成功，因為只要那些人成功了，擋在他面前的庫茲涅佐夫就會消失。可以預見的是，只要庫茲涅佐夫離開了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個位置，那些接替他的人，必然就會是維克托，在這一點上，維克托有足夠的自信。
    試想一下，一旦庫茲涅佐夫離開中央書記處，那么在接任者的問題上，只要馬林科夫同志推薦了他，政治局表決的過程中，又有誰會提出反對意見呢？別忘了，維克托不僅長期主持情報工作，而且還是斯大林同志面前的紅人，政治局的幾位委員中，即便是沒有多少人愿意支持他，但想必也沒有幾個人愿意公開與他撕破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