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英國這種殖民主義國家的慣常做法，很顯然，盡管在過去的戰爭中，英國人的實力已經被嚴重削弱，但他們試圖維持其殖民帝國身份的企圖和野心，卻是絲毫沒有減弱的，”斯大林同志面色嚴肅的說道，“所以，從這方面看，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前景，依舊是不容樂觀的。”
    就在這時，競技場內響起此起彼伏的歡呼聲，維克托下意識的扭過頭，就看到東看臺下方的球員入場通道內，正有一行人朝球場上走來，很明顯，這是對陣雙方的球隊出場了。
    不過，維克托并沒有將注意力轉移到球場上去，他的腦子里在思考著斯大林同志所說的這番話。
    從表面上看，斯大林同志是在對英國的殖民主義做法進行批判，但與此同時，這番話里也表達出了他的另一個關注點，那就是其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興起這一問題上的看法。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由英法等歐洲老牌殖民主義國家所構建起來的國際秩序，正在走向全面的崩潰和瓦解。主要是受戰爭的影響，這些老牌殖民主義國家在整體實力上，受到了巨大的削弱，它們想要繼續維持對殖民地的有效控制，已經變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除此之外，共產主義思潮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其所導致的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覺醒，還帶動了各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意識的興起，事實是，在這一階段，共產主義思潮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形式出現的，換句話說，這一時期的共產主義思潮與民族復興理念，其實是結合在一起的。
    因此，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無疑給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提供了榜樣和信心，由此，一場全世界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便勃勃然興起了，而其最顯著的特點，便是這些民族解放運動大多是由各殖民地國家的左翼組織所領導的。
    就像之前談到的印度，不管尼赫魯奉行什么樣的獨立政策，其執政思想中，其實是帶有明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除了他之外，在亞洲，左翼運動蓬勃高漲的國家還有很多，比如說中國、朝鮮、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等等等，可以說，整個東亞、東南亞、南亞，甚至是中東等地，由左翼政黨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在蓬勃的發展。
    而除了亞洲之外，在非洲、南美洲等地，民族解放運動同樣也在醞釀和發展的過程之中，即便是歐洲，共產主義思潮的興起也成為了一種大勢。
    這一切的一切，都對舊有的國際秩序構成了巨大的沖擊，其直接帶來的影響，便是殖民體系從根源上受到了撼動，別說英法等國已經在戰爭中受到了削弱，即便是它們的整體實力依舊還在，面對這樣的局勢，恐怕仍然是無力維持殖民體系的。
    就在這種局勢下，聯盟內部對全世界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共產主義運動，自然也是存在自身評估和構想的，在這個問題上，莫斯科主要存在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在當前的局勢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未來，將會是一片光明的。秉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以民族解放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為主要表現形式的革命運動，是當前的大勢所趨，在世界范圍內，要說通過這一波共運高潮，就將全世界染成紅色，自然是不太可能，但在全世界范圍內涌現出一大批立場傾向左翼，甚至是完全左翼的政府，卻是可能性非常大的，而這對聯盟的國際影響力來說，有著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而另一種觀點，就顯得比較悲觀了。秉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最近蓬勃發展的民族解放運動、共產主義運動，自身存在著諸多的缺陷，比如說，很多國家的左翼政黨在奪取政權的問題上立場并不堅定，他們對那些資產階級的右翼政黨亦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并由此摒棄了暴力革命的選項，試圖單純依靠和平競選的方式獲得國家政權。
    就拿馬來西亞共產黨來說，作為總書記的萊特竟然對英國殖民者抱有期望，在日本人投降之后，他所領導的馬共不僅沒有選擇武裝奪取政權，實現馬來西亞的獨立自主，反而解散了馬共所領導的馬來西亞人民抗日軍，將組建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英國人的身上。
    還有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共產黨，他們同樣是對革命的手段缺乏充分的認識，妄圖依靠議會選舉的和平方式來掌握國家政權，從而完全忽視了敵人的狡猾和殘忍。
    而對于斯大林同志來說，他秉持的就是第二種觀點，對國際共運，對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他似乎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悲觀情緒，這或許是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畢竟在斯大林同志的一生都是在革命斗爭中度過的，他已經見慣了國際共運從興起到鼎盛，再從鼎盛到低潮的過程。這倒不是說他喪失了信心，只是在這種反復的循環中，任何人都會變得更加現實，更加保守。
    不要小瞧蘇聯領導人在國際共運問題上的悲觀情緒，這種情緒對聯盟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正因為國際共運總是有一個從高潮走向低潮的過程，也是因為直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只在聯盟取得了成功，因此，在聯盟內部，很容易滋生出一種情緒，那就是聯盟的成功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共運都是具備指導意義的，說得更到位一些，就是莫斯科認為在搞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上，只有聯盟才真正具備說話的資格，其它國家，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只有接受聯盟的指導甚至是領導，才有希望獲得革命的成功。
    就目前來講，這種情緒在聯盟高層中雖然還不是很明顯，但卻已經存在了，它甚至已經出現了外在的表現，比如說在對待巴爾干地區的問題上；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在對待朝鮮半島的問題上等等等等。
    “不過，英國人的判斷應該是準確的，在我看來，美國人在短期內應該也沒有向土耳其提供軍事援助的可能性，”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維克托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接著說道，“我們之前所得到的情報，無疑也證明了這一點。換句話說，面對壓力，安卡拉方面很可能會接受英國人的訛詐，將更多地權力交到英國人的手中，這對我們來說，顯然是不利的。”Ｘιèωèи.ＣoＭ
    語氣頓了頓，他將目光轉向維克托，問道：“你有什么想法，盡可以提出來。”
    “是這樣的，斯大林同志，之前，我已經就聯盟與英國的關系問題，向您提出過建議了，”維克托說道，“我的看法是，聯盟應該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與英國人之間的關系，從而避免在地中海以及中東的問題上，給與倫敦太多的壓力，那樣的話，我們勢必會迫使英國人更早的采取戰略收縮，并竭盡全力將美國人拉到中東以及地中海的地緣政治博弈中來。”
    正如維克托所說的，在幾個月前，他接手了中央國際部主席的工作后不久，便曾經向斯大林同志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對于聯盟來說，相比起英國，美國顯然才是真正麻煩的競爭對手。現在，這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在對外戰略上還有些問題，而聯盟正確的策略，應該是盡可能延緩美國人轉向中東的時間，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莫斯科就不能對倫敦壓迫過甚。
    斯大林同志的眉頭皺了皺，他沒有直接說什么，而是陷入了沉默。
    其實，相比起美國來，斯大林同志對英國的惡感要更加強烈，畢竟在衛國戰爭期間，他與丘吉爾的關系就非常緊張，在戰爭期間的幾次會議上，他與丘吉爾的矛盾沖突非常多，而相比起來，他與羅斯福總統的關系就要融洽的多了。
    也正是因為如此，要想轉變斯大林同志對英國的態度，多少還是有些困難的。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在巴勒斯坦的情報站獲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報信息，”從口袋里掏出一張折疊好的信箋，維克托一邊將它舒展開，一邊說道，“我們的情報人員已經基本確定了大衛王酒店爆炸案的詳細內情，同時，也確定了‘伊爾貢’和‘斯特恩幫’這兩個猶太人復國主義‘修正派’組織的領導人身份。”
    這么說著，他將那張舒展開的信箋遞到斯大林同志的面前，嘴里則接著說道：“我想，這兩個情報對我們來說，應該是很有利用價值的，至少，我們可以用它們同英國人做一些交易。”
    “哦？”斯大林同志顯然是對這兩條情報很感興趣，在聽了維克托的這番話之后，他伸手將那張信箋接過去，同時笑道，“這還算是一個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