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城市，列寧格勒在聯盟中的地位非常特殊，這里是革命的搖籃，是蘇維埃的搖籃，是最高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地方，可以說，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就是從這里誕生并最終輻射到全聯盟范圍內的。
    而在列寧格勒這個特殊的城市，日丹諾夫同志則占據著一個很特殊的地位，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就是列寧格勒的土皇帝，同時，也是人們所認可的聯盟第二號人物，當然，他也是列寧格勒派的代表人物。
    在這里需要澄清一個概念，所謂的“列寧格勒派”，并不是一個帶有歷史延續性的政治派別，事實上，這個派別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都具有特定的代表人物，也具有特定的身份認同。
    就拿日丹諾夫同志來說，他最早并不是所謂的“列寧格勒派”，相反，他是在基洛夫同志遇刺之后，才調到列寧格勒來的，隨后，他對當年聚攏在基洛夫同志身邊的那些“列寧格勒派”，實施了一系列殘酷的打擊。
    從1934年開始，直到蘇德戰爭的列寧格勒大圍困，日丹諾夫同志利用近十年的時間，在列寧格勒聚攏起了自己的一批人，這些人占據了列寧格勒黨政軍系統中的各個重要職位，成為了全新的、名至實歸的又一代“列寧格勒派”。
    而按照維克托前世的歷史演進，等到日丹諾夫同志突然死后，馬林科夫與貝利亞將會對以日丹諾夫同志為核心的這一代列寧格勒派展開清洗，包括庫茲涅佐夫、沃茲涅先斯基、羅季奧諾夫、波普科夫等一系列列寧格勒派要員，全都被送上了刑場。
    在這場針對“日丹諾夫系列寧格勒派”的清洗行動中，一個叫弗羅爾?羅曼諾維奇?科茲洛夫的人表現亮眼，尤其是在偵破所謂“醫生案”的過程中，他更是贏得了莫斯科的信任，并由此成為了列寧格勒新一任的州委第一書記。
    此后將近十年的時間里，此人一方面緊跟赫魯曉夫的步伐，一方面與軍隊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逐漸在列寧格勒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新一代的“列寧格勒派”。最終，他成為了赫魯曉夫末期，蘇聯黨內名至實歸的第二把手，如果不是因為此人中風，早早的死掉了，那么在赫魯曉夫之后，蘇聯黨內的一把手是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中庸的勃列日涅夫來做的。
    在科茲洛夫之后，莫斯科的當權者們，便開始對列寧格勒多了一份警惕心，從七十年代一直到蘇聯解體前夕，莫斯科權力核心對列寧格勒在政治、經濟上的打壓，就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就是列寧格勒跨芬蘭灣的防洪大壩，這個后世名為“圣彼得堡大壩”的防洪大壩，一直被視為列寧格勒黨委政治威望降低以及無力從莫斯科爭取資源的客觀證據。
    這個項目從七十年代初，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羅曼諾夫出任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時候開始立項，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正式開始動工，而該項目第一次拿到莫斯科的撥款，則是在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安德羅波夫出任蘇聯國家領導人的第二年，至于項目完工，則是到了蘇聯解體后的二零一一年，那時統治俄羅斯的已經是普京大帝了。
    可以說，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羅曼諾夫就是列寧格勒派的最后一任核心人物了，此人在與戈爾巴喬夫爭奪蘇聯國家領導人的斗爭中失敗之后，所謂的“列寧格勒派”其實就已經消亡了，取代它的，是后世所謂的“圣彼得堡幫”。
    其實，從“列寧格勒派”的歷史就能看出來，這個政治派系的行程，并不是因為歷史因素所造成的，它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因某個特定的歷史人物而凝聚起來的。同時，它與列寧格勒這個城市的特殊性，以及其自身的優勢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比如：因為其特殊的歷史象征地位，列寧格勒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其官員一般從當地遴選，這樣所誕生的干部群體，更加了解地方實情且更容易抱團。xしēωēй.coΜ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群體也更容易受到聯盟其它政治派系的針對。
    當然，維克托對所謂的“列寧格勒派”同樣沒有任何好感，不為別的，就因為作為這個派別的首腦，日丹諾夫同志也瞧不上他這個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主席。
    除此之外，列寧格勒的特殊性，也給維克托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權威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其原因主要是列寧格勒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主席，也擔任著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主席團副主席的職務，同時，其任免不是由維克托這個主席團主席來決定的。當然，這也是日丹諾夫將手伸入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一種表現。
    而這次在列寧格勒會面的時候，維克托也沒有得到來自日丹諾夫同志的任何尊重，同時，他還從對方的口中得到了一個消息，那就是日丹諾夫同志已經向斯大林同志呈遞了一份推薦信，舉薦在列寧格勒圍困期間表現出色的庫茲涅佐夫，推薦由他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委員會組織委員的職務，為其進入政治局做準備。
    日丹諾夫同志推薦庫茲涅佐夫的理由非常充分，因為在列寧格勒被圍困期間，日丹諾夫同志本人因為患病的緣故，常常無法正常主持工作，列寧格勒的實際工作，其實是由庫茲涅佐夫負責調度指揮的，因此，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他的能力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書記，日丹諾夫同志當然有權力向中央委員會推薦領導干部，這一點沒什么值得詬病的，但問題在于，他的表現太囂張了。當著列寧格勒諸多軍政干部的面，他就堂而皇之的宣稱，要將在列寧格勒主持戰時經濟工作的沃茲涅先斯基，舉薦到國家計委主席的位置上去；要讓柯西金去擔任人民委員會的副人民委員；而庫茲涅佐夫則是要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組織委員。
    考慮到如今的沃茲涅先斯基已經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如果柯西金與庫茲涅佐夫再上去的話，那么政治局的委員中，就等于是至少有三個人是站在日丹諾夫一邊的了。
    另外，沃茲涅先斯基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如果由他出面擔任國家計委主席的職務，那么要不了幾年，他必然會在國家經濟工作中占據足夠的分量，其直接威脅到的，將會是馬林科夫同志的地位。
    而在另一個方面，庫茲涅佐夫如果去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組織委員的職務，那么他將會威脅到什么人的地位？考慮到目前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而第二書記就是日丹諾夫，由于斯大林同志現在已經很少直接管理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那么庫茲涅佐夫在中央書記處所負責分管的工作，將會由日丹諾夫本人來確定。由此，若是不出意外的話，庫茲涅佐夫以中央書記處書記所分管的工作，必然是接替貝利亞，監督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日常工作。
    從事實上看，持續了兩年多的列寧格勒大圍困，固然是為日丹諾夫同志以及由其所領導的列寧格勒派，贏得了巨大的聲望，但與此同時，也限制了他們在莫斯科權力核心中的擴張。
    正是在這兩年多的時間里，馬林科夫與貝利亞兩人組成的小團體，在莫斯科的權力核心中迅速擴張，馬林科夫同志借助自己負責中央書記處干部處工作的機會，將一大批“自己人”，提拔到了領導崗位上。
    這一現實，顯然令自視為斯大林同志接班人的日丹諾夫，感受到了足夠的威脅，因此，在列寧格勒圍困剛一解除的情況下，這位斯大林同志的姻親，便迫不及待的向馬林科夫與貝利亞的小團體發動了反擊。
    是的，沃茲涅先斯基就是用來取代馬林科夫的，而庫茲涅佐夫則是用來取代貝利亞的，至于維克托，估計現在還沒有被日丹諾夫同志放在眼里，他這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主席，還參與不了那么高層次的斗爭。
    但是，對于維克托來說，可悲的一點也恰恰在于此，他參與不到這么高層次的政治斗爭里去，可一旦馬林科夫與貝利亞的小團體被日丹諾夫掀翻在地，他自身的地位恐怕也得不到保障了。到時候，說不定都用不著日丹諾夫同志本人出手，只需要庫茲涅佐夫彈彈手指，他這個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主席，就得被人掃地出門了。
    更可悲的是，感受到危險的維克托，還沒有一個改換陣營的機會，日丹諾夫同志所領導的列寧格勒派是相對封閉的，他即便是脫離了馬林科夫與貝利亞的小團體，也沒有機會投入到列寧格勒派的陣營里去。
    所以，這場注定會到來的政治斗爭，從一開始的時候，維克托能夠選擇的陣營便已經確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