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會議的主持人，維克托隨即提出需要在會上進行討論的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由羅科索夫斯基所提出的，要求駐德蘇軍部隊進入戰(zhàn)備狀態(tài)的建議。
    “我反對這項建議，我的意見在此前國防部的相關討論中，就已經表達的很明確了，我甚至認為這個問題根本無需拿到中央主席團執(zhí)行局的會議上來討論，”維克托的話聲才落地，身為國防部長的布爾加寧便第一個跳出來表達他的意見，“我們真正應該討論的，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同志的精神狀況是不是出了問題，他繼續(xù)留在國防部副部長的職務上，是否還......”
    “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同志，請注意你的發(fā)言，”維克托再次打斷他的話，毫不客氣的直接批評道，“我記得你搶斷時間才剛剛向中央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措辭嚴厲的批評了黨內現在逐漸顯現出來的大家長式作風，現在，我不得不懷疑你的那份報告，其實是一份自我批評的公開檢討，因為你在對待羅科索夫斯基同志的時候，顯現出了明顯的大家長式作風。”xしēωēй.coΜ
    這番話說完，他扭頭看向坐在會議室角落里的書記員，叮囑道：“書記員同志，請將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同志剛才的發(fā)言記錄下來，我認為在下月中旬的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必要讓他對此作出一份深刻的檢討。”
    角落里的書記員盡可能將自己的身子縮小，以祈求自己的存在能被在場的所有人忽視掉，類似這種神仙打架的場面，最近一段時間他這個書記員經常能夠看到，最要命的是，他還躲不過去。
    布爾加寧被他這番話頂的面色漲紅，想要反駁卻又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他剛才的發(fā)言的確是激動了，言語中對國防部副部長羅科索夫斯基進行了很直接的人身攻擊，而他之所以如此激動，不僅僅是因為羅科索夫斯基所提交的這份議案，完全違背了他這個國防部長的立場和觀點，主要還是因為前者是馬林科夫與維克托塞進國防部里的釘子，在過去一段時間里，羅科索夫斯基可沒少跟他對著干，這令他在國防部內顏面大失。
    而維克托對他的批評也是無法辯駁的，因為前段時間布爾加寧的確向中央委員會的例行全體會議提交了一份報告，他在報告中指桑罵槐一番，批評有的人在黨內擺大家長式作風，不注重同志間的團結和睦，話里話外，其實就是在批評維克托，說他年輕人火力壯，攻擊性太強。
    今天，維克托抓住他言辭上的過激態(tài)度，拿他的報告反過來批評他，并且讓書記員將他言論記錄在會議紀要上，逼著他回頭在民主生活會上做檢討，這等于是在翻過來調過去的打布爾加寧耳光了，而且打耳光的力道還很重，啪啪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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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對待赫魯曉夫與布爾加寧的時候，維克托的確表現得非常有攻擊性，毫不客氣的說，只要被他抓到機會，就會毫不猶豫的將這兩人懟一番，不過，這并不是維克托秉性好斗，而是因為有三個理由督促著他必須這么做：
    第一個理由，他是強硬派，這是他的政治人設，因此，他必須時時刻刻凸顯出他的這項人設，不管是在對外關系問題上，還是在對內的政治斗爭上，他都必須架住他的這項人設，若是人設架不住了，他的政治立場也就同樣架不住了。
    第二個理由，維克托需要向馬林科夫同志證明自己的立場，頻繁的攻擊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實際上就是在為馬林科夫分擔政治壓力，他需要將赫魯曉夫兩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以避免他們去給馬林科夫制造麻煩。至少到目前為止，馬林科夫的施政主張，是與維克托的立場基本吻合的，兩人之間“同”的部分比較多，而“異”的部分比較少，所以，政治斗爭的事情就交給維克托去做，而施政的工作，則主要由馬林科夫來承擔。這種分工，不僅有利于工作的展開，同時也有利于鞏固兩人之間的同盟關系。
    第三個理由，頻繁的攻擊赫魯曉夫、布爾加寧，也是維克托打擊兩人政治威信的一種手段，他每一次對兩人毫不掩飾的批評，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打擊兩人在黨內的政治威望。就像在今天這樣的場合下，當維克托直言不諱的批評布爾加寧時，那些看似在旁觀的常委們，可不是真的無動于衷，他們的心里有一個算盤，總是在盤算著誰占了上風，誰又落下風。
    在政治的世界中，沒有人會同情弱者，那個占據下風的人，將會是第一個被拋棄的人，等到他的腳跟無法繼續(xù)站穩(wěn)的時候，今天看似在圍觀的這些人，都會毫不猶豫的涌上來，對他來一通毫不留情的落井下石。而維克托對赫魯曉夫與布爾加寧的頻繁攻擊，就是為了將他們塑造為占居下風的那一方，同時，也向每一個旁觀者表明，別看他很年輕，但卻非常不好惹，如果誰敢于招惹他，那么對方就會成為下一個赫魯曉夫，或是下一個布爾加寧。
    將布爾加寧激動的情緒硬生生按下去，維克托裝作在關注著書記員的記錄，直到看見書記員重新抬起頭，他才語氣柔和的對面色漲紅的布爾加寧說道：“好啦，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同志，請繼續(xù)你剛才的發(fā)言，但在此之前，我還得提醒你，注意自己的情緒和言辭。”
    布爾加寧沒有繼續(xù)開口，他面無表情的扭過臉，不再說話了。
    “我贊同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同志的意見，”赫魯曉夫接過話題，說道，“當前，東歐的局勢很微妙，尤其是德國，柏林，我們之前進入西柏林的行動，已經觸動了美國人敏感的神經，在當前局勢下，華盛頓應該不會考慮直接以戰(zhàn)爭的形式來解決西柏林的問題，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他們應該正在尋求以談判方式解決危機的渠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發(fā)布新的命令，要求駐德軍隊進入戰(zhàn)備狀態(tài)，那么，很可能會給美國人造成一個假象，即我們已經做好與他們開戰(zhàn)的準備，或者說，我們在試圖用開戰(zhàn)做威脅，迫使他們在西柏林的問題上，做出讓步。”
    “同志們，”攤攤手，赫魯曉夫說道，“我們的意圖很明確，同美國人開戰(zhàn)并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談判的籌碼，我們需要借助這次的危機，將美國人拉上談判桌，并迫使他們在一系列問題上，對我們做出讓步，這才是我們的初衷，難道不是嗎？”
    相比起布爾加寧的激動，赫魯曉夫的這番講話還是言之有物的，實際上，他的這番話也說出來在場絕大多數人的心聲——在當前階段，沒人想和美國人真正打一場戰(zhàn)爭，畢竟核戰(zhàn)爭的后果太嚴重了，任何人都承擔不起，一旦核按鈕按下去，整個人類歷史或許都將由此發(fā)生轉變。在座的每一個人，都不敢背負這樣的歷史責任，這其中也包括了維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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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中央主席團之所以發(fā)布命令，以主動出擊的方式奪取西柏林，其目的和出發(fā)點并不是奪取這個城市，而是為了以這個城市為籌碼，同美國人談判，莫斯科需要迫使美國人接受三大條件：永久性停止對蘇聯領土的敵對偵查；永久性撤銷圍繞蘇聯而構建起來的廣播網絡；為東歐各國加入聯合國創(chuàng)造條件。只要美國人接受了這三個條件，并付諸實施，那么蘇聯紅軍可以撤出西柏林，回到此前的軍事分界線之后。
    在中央主席團的相關討論中，主席團委員們一致認為，這件事無非會出現三種結果：第一，美國人接受聯盟提出的條件，莫斯科達到目的，并要求紅軍部隊撤離西柏林，雙方回歸事件爆發(fā)之前的軍事分界線兩側；第二，美國人討價還價，拒絕全盤接受聯盟所提出的條件，那么，聯盟可以做出一定的讓步，在三個條件中，只要美方最后能夠接受第三條要求，聯盟就可以歸還西柏林；第三，美國人不接受談判，聯盟最終永久性的占領西柏林，并將其納入民主德國的領土。
    沒錯，同美國直接爆發(fā)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從頭到尾就不是中央主席團的目標，它也從未出現在中央主席團的預估中，所以，赫魯曉夫所闡述的觀點，其實也是符合主席團執(zhí)行局大部分常委立場的。
    作為強硬派，維克托當然能夠認清形勢，他也知道開戰(zhàn)并不符合聯盟的利益，當然，從根本上說，即便是他本人，同樣也不支持與美國人直接開戰(zhàn)。沒人喜歡戰(zhàn)爭，這一定律同樣適用于美國人，因此，維克托與赫魯曉夫、布爾加寧之間的分歧，其實不在于是否要開戰(zhàn)，而是在于面對開戰(zhàn)的危險，美國人會不會主動做出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