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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算是在甘曉瑩眼里被看做不怎么樣的車子，她現在開的也是一輛白色的現代。十幾萬元的小車，經濟實惠還省油，開出去雖然沒有多大的面子，但是在家庭中用作上下班代步工具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可是，當她接過來趙建輝遞給她的鑰匙的時候，卻不由得有點目瞪口呆瞠目結舌。吉利金鷹？這車子雖然外形不錯，但是這個牌子的知名度其實在太低了一點兒吧？再說了，據說這款車子大毛病沒有，小毛病巨多，這人什么身份啊，居然開這么一輛車？不是摳門就是裝窮，你至于么？
    回到辦公桌后面，趙建輝處理了幾份文件，無非就是在上面簽署一個“閱”字，看看表，已經到了下班時間，趙建輝不由得搖搖頭，政法委這邊的工作還是很清閑的，與省長、市長任上不可同日而語。
    一些不大不小的案子，下面的省市誰也不想報上來曝光的，能壓在下面處理的，就在下面想法設法的處理完了，實在是壓不住的，那也是個別的人通過越級上訪的渠道掀了老底，地方政府不得已才報上來的。
    對此，地方政府起碼有三種“花錢買平安”的方法。一是自己派人在北京截訪。長期以來，這項工作以駐京辦為樞紐，地方政府以及法院等都花費人力物力在京駐守。上訪者來京上訪，大多都是駐京辦派人將其送回家的。
    一位基層政府辦公室、公安局和法院的年輕男性工作人員，大部分都得輪流駐京，主要任務即去各大衙門信訪室截訪。
    但駐京辦引起首都管理和行政秩序的混亂，導致中央裁撤。截至目前，除50家省級政府及經濟特區政府和296家地市級政府仍保留駐京辦事機構外，各地區各部門已撤銷駐京辦事機構共625家。
    駐京辦被裁撤，顯然提高了地方政府派人截訪接訪的成本，使得第二種方法更可取：將截訪外包給保安公司。以鼎元公司為例，即曾和19個省級政府有關部門簽訂了相關截訪合作協議。
    保安公司為地方政府截攔、關押、遣返訪民，每個項目都有明確收費細目，包括：穩控費每人200至400元、強制費每人200至400元。護送費的細目則按交通工具、護送人員和距離不同，收費不同。
    涂雄的保安公司也有地方政府找上門來洽談這種生意，當時涂雄也看著眼熱，還是趙建輝力阻他發展這方面的業務。后來鼎元公司受癥，涂雄才心悅誠服的佩服趙建輝高瞻遠矚。
    即使截訪失敗，訪民影響已成，在相關部門登記注冊，那么地方政府需求助第三條路：“銷號”。
    上訪者在上級部門申訴后，信訪部門會備案留底，此謂之“標號”。公開資料顯示，2009年到京上訪人數冀省位居全國第一達到了15700人次，中原省第二為5700人次，遼東省位居第三。
    但 2009年后，相關部門變更規則，對正常上訪不再通報，只通報“非正常上訪”人數，每個月進行一次全國大排名，并下發到省級黨委與政府。
    這些排名與地方政府的考核掛鉤，但只要花錢去之，則無礙政績。
    包括駐京、外包和“銷號”，地方政府對于信訪的恐懼催生了一個龐大的維穩“市場”，各色尋租者、掮客、打手于其間覓食。無論駐京辦、保安公司、信訪局官員，在這個尋租場利益均沾，維護并擴大了“維穩”之餅。隨著這個“市場”的擴大，即便與“維穩”無直接關聯，亦可以“維穩”之名，行“尋租”之實。
    截訪、外包和銷號的灰色市場之所以存在，一大原因在于維穩體制本身。以信訪為例，在信訪的實際運行過程中，或“截訪”，或“銷號”，信訪本應承擔的“下情上達”功能近乎失效。然而，從制度設計之源求證，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間關系微妙，其定位本身即蘊含悖論。
    根據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應星的梳理，1982年《黨政機關信訪工作暫行條例（草案）》的通過，標志著信訪制度的轉身：與毛時代服務于大眾動員和階級斗爭不同，信訪制度在新時期的服務對象是經濟建設和安定團結的大局。
    在應星看來，從大眾動員和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和安定團結，“維穩”問題必然浮現起來。由于許多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主導，在農民負擔、土地糾紛、職工下崗、房屋拆遷補償等問題上，不是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作為一個有自己利益的主體，因而勢必具有與當事人利益發生直接沖突的傾向。
    與此同時，隨著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國企改革的推進，基層單位的控制能力削弱，城鄉居民尋求自我利益表達的能力和空間與日俱增。更重要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公民權利意識增強，以往的行政手段似乎失效。
    應星認為，信訪一方面突出安定團結的秩序訴求，要求把矛盾留在基層，另一方面，作為中央制約基層政府的手段之一，它又在某些情形下鼓勵訪民“依法抗爭”。
    這兩種目標之間的沖突，使得信訪處于難以自圓其說的悖論之中：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能有一條群眾線路監督地方，因此堅持信訪制度；另一方面，卻不想因此影響中央工作，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嚴控信訪，將 “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并消化在基層。在這種以“堵”為主、不拓展梳理通道的思路下，一旦發生不穩定事件如集體上訪，地方政府只能求助于非常手段。
    由于缺乏程序性和法律效力，信訪制度難以有效地終止矛盾和糾紛；而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則是權力的任意性。與此同時，權力支配下的司法過程中的矛盾終止機制也是軟弱無力的。
    “維穩”體制與國家轉型期面臨的問題相適應，并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而膨脹。要打破“越維穩越不穩”的穩定怪圈，正如清華大學教授孫某所指出的，就必須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有限政府；完善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法治機制；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促進民間組織的發育。
    擇其要者，可以“法治”二字概括。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正是中央十五大報告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向。2011年3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宣布，我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但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司法體制改革的步伐仍需加速。欲求社會真正穩定，首推司法體制改革。公正、高效、具有公信力、能制約公權的司法，是社會的“減壓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使得法院真正能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社會沖突亦可納入法治軌道。
    其次，應當逐步擴大民》主。民》主者，公民當家作主也。大如政府換屆，小如水價增降，公民手握選票，參與聽證，選舉有權，表達有道，不穩定因素，自然可去之大半。
    再次，執政黨應當轉變執政思維，增強執政能力。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現代社會的社會沖突不僅在所難免，而且是社會良性運轉的必然現象。對此，一方面，政府自我約法，不越界，不違法，不制造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放開民間組織，培育公民社會，一旦起了沖突，有法院獨立審判，有非政府組織獨立調解，自然安定團結，社會穩定，長治久安。
    隨著我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我們有理由期待，法律不僅能成為人們的“擋箭牌”，亦能成為安定社會的鼎器。
    但是，真的要達到這一步，還不知道要經歷多少年。從趙建輝所處的角度看過去，這一步的跨越，還真的很難很難。它并不是難再幾項制度的設立，而是難在執行制度的人的思想理念。
    現在自己的層次還沒有站到那個高度，也只能該下班的下班。
    收拾好了自己的小包，趙建輝夾著包出門，看到甘曉瑩也在收拾自己的東西，就多嘴問了一句：“回家啊？要不然一起吃？”
    “好啊，我正好沒事。”甘曉瑩很是干脆的回答道。趙建輝就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心說我多說這句話干嘛？本來不過是一句客氣話，甘曉瑩還真的會順桿兒爬。
    走出了辦公樓的大門，趙建輝才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那位叫做吳玉成的司機，在張彩萍嘴里被叫做小吳的人其實已經三十多歲了。他剛把趙建輝的車子開進了停車場，就看到趙建輝和甘秘書從辦公樓里面走了出來，就跑過來請示趙主任，是開那輛奧迪出去還是開著輛吉利。
    趙建輝心說既然邀請了秘書，那也不能冷落了司機啊，正好試試司機的“手藝”。于是就笑著說道：“咱們出去吃頓飯，你隨便開那一輛車子都行，地方你挑，今天我請甘秘書和你……”
    甘曉瑩不由得瞥了撇嘴：“領導，不要說得這么可憐好不好，您有招待費的，就像您這么上班，怎么吃都吃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