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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這里就是‘嘉豆13號’的主產區了……”嘉谷實驗室大佬陳建章，帶著浩浩蕩蕩的一行外國代表團，做起了參觀訪問之事。
    這一次的大豆參觀代表團的規模，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顯得龐大。
    自從國家糧油信息中心正式公布中國大豆產量預測報告后，申請前來嘉谷考察的團隊絡繹不絕。煩不勝煩的嘉谷實驗室干脆組織了一次集體參觀活動。
    于是，世界農民組織一行三十余人，主要來自美國、巴西、阿根廷、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農業專家，出現在了東北黑省的大豆主產區。
    站在田間，微風拂面，他們望著如海洋一般金燦燦的大豆田，目光爍爍。
    秋收的季節將至，大豆也漸漸成熟。廣袤的農田中，地上布置著傳感器，天上盤旋著無人飛機，它們把土壤中的水分、農作物的長勢、病蟲害等數據傳輸到嘉谷的數據中心，隨時進入聯合收割狀態。
    “上帝，中國人的大豆生產水平，已經這么高了嗎？”
    “肯定是向我們展示最好的一面啊。”
    “這有什么奇怪的，我們國內也能達到這個水平，我關心的是中國人的產量是不是真的。”
    “對，產量才是重點。每公頃6噸啊，中國人放了一個響炮。”
    “難以置信。”
    開始是幾個人的低聲議論，漸漸地變成了一群人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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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是此事太過于驚人，以至于大家的問題迭出。
    說實話，要不是中國官方說的，而且中國人大大方方地開放參觀，他們是不信的。
    身為各國頂尖的農業專家，他們最基礎的能力，就是判斷一個作物研究方向，多久能夠看到曙光，多久能看到結果。
    當然，這樣的判斷肯定是不準確的，但也是有一定的區間的。
    譬如小麥從畝產300公斤提升到400公斤，應該在五年以上；大豆從畝產200公斤提升到300公斤，至少也應該在十年以上……
    這只是舉個例子，但這樣的判斷不是開玩笑的。
    一間實驗室要不要花費幾千萬美元，加入到這樣的競爭當中去，往往就是依照這樣的判斷來做決定的：大豆的增產突破快不過十年去，依據本實驗室的能力，我們有可能在未來五到十年間完成該項目，加入相關競爭有一定的勝率，可以考慮加入競爭。
    但嘉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了大豆增產的研究突破，那就意味著全世界其他參與類似項目的實驗室，全部大虧特虧了。
    中國人突破了，而且還是超出他們目標的突破，敢情他們此前都在白費工夫了？還有，后面的研究還要不要繼續，怎么繼續下去？
    想想都覺得殘忍。
    然而，科研世界就是這么殘忍的，覺得殘忍的都死在茫茫競爭中了，活下來的，也就只能咬牙堅持。
    美國大豆育種學家潘德爾就正在承受這種殘忍。
    大豆高產研究本就是一個坑。
    畝產400公斤的小麥很常見，畝產400公斤的玉米甚至只能算一般，但畝產400公斤的大豆，他還沒想過。
    從生理原因的角度來說，大豆中的蛋白質和脂肪相對較多，碳水化合物相對較少，而玉米、水稻和小麥則相反。而植物在合成蛋白質和脂肪需要消耗的能量明顯會多一些，因此，在整體能量相同的情況下，大豆的產量偏低就不以為奇了。
    潘德爾的研究方向，是挖掘關鍵高產基因，譬如控制光合作用的基因，通過提高大豆對能量的利用率以提高產量。
    但大豆基因研究太難了。
    大豆是由古四倍體演變而來的二倍體自交作物，基因組龐大，約有56000個基因，且75%的基因以同源基因的形式出現，種內遺傳變異程度低、豐富的重復序列使大豆基因組變得十分復雜，遺傳轉化困難，這羈絆著大豆基因功能研究的進展。
    潘德爾的研究項目已經開展了三年，但有哪些基因在調控大豆光周期和開花、調控機制又是什么，都還沒有徹底摸清。
    具有革命性顛覆的“嘉豆13號”一出，潘德爾直接懵了——這還不是轉基因品種？中國人是怎么做到的？
    “中國人運氣太好了，他們肯定是發現了特殊的野生大豆品種。”這是潘德爾第一個能想到的。
    有趣的是，同行代表團中贊同的人不在少數。
    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株野草也許能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而地大物博的中國，在生物資源豐富上可謂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國家。
    譬如世界水稻生產曾有兩次大的飛躍，都與中國發現的野生水稻品種有關。
    第一次發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利用本土的矮桿野生水稻與栽培水稻進行雜交，培育出矮稈水稻，連同矮稈小麥的育成，帶動了全球糧食大面積增產，在世界農業領域引發了著名的“綠色革命”。
    第二次突破是雜交水稻的育成，再次大幅度提高了水稻產量。其關鍵在于中國人在瓊省發現了一種極其難得的沒有花粉的野生水稻。
    回到大豆上也不乏例子。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大豆發生大豆孢囊線蟲病，使得大豆生產瀕于毀滅，“救星”又是來自中國的“小黑豆”。美國農業部將其抗病基因轉育到當地栽培大豆中，育成新的高產抗病品種，使大豆生產迅速復蘇。
    現今轉基因大豆的藍本，也是美國所謂“植物專家團”訪問中國時，趁機采集回國的一株野生大豆。巧的是，當事人——美國大豆遺傳學家布爾納德，正好與潘德爾系出同門。
    國際代表團中的歐美大豆育種學家也知道這一點，但都有意無意地忽視其中的“不道德”，只將其作為中國人“運氣好”的佐證。
    不得不說，運氣好，是技不如人的一個好借口。
    這樣面對投資者，也有話可說了——狗屎運戰勝辛辛苦苦的奮斗，在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
    但聽到這話的陳建章，內心一曬，運氣嗎？
    就算是運氣好了。
    我們歐皇附體又咋樣，只能說——有本事，你們也祈求運氣爆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