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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嘉谷的系列攻勢下，江右省近半的水稻種植戶都對嘉谷“投懷送抱”。
    嘉谷的江右省水稻戰略貌似開了個好頭。
    但老天總是不見得有人順風順水，一場考驗悄然而至。
    “今年早春溫度回升特別快，現在有預兆顯示，稻螟發生期提前，一場蟲災防治迫在眉睫了。”嘉谷農資的杜為民綜合各方情報，得到了這個不妙的消息。
    我國蟲災素有“北蝗南螟”之說，“蝗”自然是大家熟悉的蝗蟲；螟害主要來自二化螟和三化螟。
    自96年開始了一場大螟蟲災害，此后是連年爆發，近幾年災情進一步惡化。
    目前我國螟災的主要特點是蟲口密度高、年發世代多、受害程度重、持續時間長。當前稻螟已取代八十年代的稻飛虱、九十年代的棉鈴蟲而成為影響我國糧食生產以至農業發展的頭號害蟲。
    齊政得知這個消息后不敢怠慢，前往江右省的鄱陽湖平原一探究竟。
    二化螟一般在混栽稻區、單季稻區和間作稻區，發生比較嚴重；鄱陽湖平原作為雙季連作稻區，發生比較輕。眼下發生的蟲害主要是三化螟。
    三化螟是我國水稻重要害蟲，且只為害水稻。廣泛分布于長江流域以南主要稻區，特別是沿海、長江流域平原地區為害嚴重。
    齊政在稻田邊，可以看到，三化螟幼蟲蛀入孔主要在水稻莖稈基部，傷口較整齊。
    幼蟲蛀食稻莖桿，苗期至拔節期可導致枯心，孕穗至抽穗期可導致“枯孕穗”或“白穗”，以致顆粒無收。
    齊政見狀不禁皺眉。
    杜為民介紹道：“一般來說，分蘗期和孕穗至破口露穗期這兩個生育期，才是水稻受螟害的‘危險生育期’。但今年的溫度上升，稻螟得以提前孵化和侵入為害。”
    過去二十年是近百年甚至萬年以來的最暖時期。在我國主要稻區，近幾十年明顯出現冬暖、秋熱秋長、春旱，導致稻螟的活動期延長，世代數增加，越冬成活率提高，有利于種群增長。
    “跟我們嘉谷合作的種植戶，本來在公司的指導下，秧苗移栽前都打好超級送嫁藥，能有效預防大田稻瘟病和稻螟蟲害的發生。”
    說到這杜為民也是相當的郁悶：“可惜不是所有的農戶都與我們合作，分散的經營使得農村出現大量滯治和部分漏治田塊。再加上許多農民不掌握蟲情，因此無法適時施藥，導致滯治，錯過用藥適期；又或者用藥品種不對口，效果銳減。造成其中蟲口數量驚人，成為重要蟲源地。”
    “稻螟幼蟲能轉移為害，很多跟我們達成合作的耕地區，現在也面臨著稻螟災害的威脅……”
    齊政也不禁扶額，真的是就怕豬一樣的隊友，太坑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就拿江右省來看，去年早稻田每公頃二化螟卵塊數平均為三萬塊，相比于97年上升了八倍，說明稻螟蟲害的隱患相當大，簡直可怕。”杜為民將政府提供的資料一分析，就看出其中的嚴重問題。
    對此，稻田主董啟軍深有體會：“稻螟蟲害大爆發時，水稻受害情況空前嚴重，部分田塊觸目驚心。嚴重危害的相當一部分田塊看上去像秋天的蘆葦灘，健穗反而難以見到。”
    “就在前年，我們省第四代二化螟大發生，水稻絕收面積上千公頃。因為其中二化螟幼蟲太多，不僅收不上稻谷，而且稻草也不能作飼草用，受災農民因此破產的不在少數。”
    稻螟的大爆發不是偶然的。
    水稻耕作制度是影響稻螟種群消長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我國主要稻區水稻耕作制度發生了劇烈變化。具體表現為雙季稻面積縮小，單季稻面積擴大，純雙季稻區出現大比例的“四稻”、“五稻”混栽布局，稻螟食料和棲息場所的“橋梁田”增多，導致三化螟數量急劇回升以至爆發。
    水稻品種也顯著影響稻螟的發生數量。我國大力推的廣雜交水稻，最適于稻螟的鉆蛀取食和生長發育。
    即使常規稻，目前主栽品種也是品質優良，營養豐富，偏晚熟，全季生育期延長，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蟲的生長發育成熟化蛹——譬如嘉谷推廣的“嘉秈1號”。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稻螟是人為害蟲。
    按食物鏈觀點，決定生物種群數量的正負作用力是“生”與“死”。
    既然人類無意中提供了稻螟如此豐厚的食物，它們吃得多、生得多、長得快就不足為奇了。“死”則來自于抑制力量，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還是人工防治。
    可惜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種植方式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農業的發展，但治蟲整體水平明顯下降了。
    分散經營使得農村治蟲整體水平下降——首先是蟲情信息傳遞不到位。
    “我至今還記得，七十年代從江南省興起的全國性農民植保員隊伍以及‘兩查兩定’——查蟲口密度定防治對象田、查發育進度定防治適期；只是后面這一首創性制度就基本不復存在了。”董啟軍可惜地回憶往昔道。
    如今，一個縣十幾萬至幾十萬戶、每戶零點幾公頃的規模，誰也無法及時普遍通知、指導蟲情——由此看來，時代也并不總是在進步的。
    杜為民則還是對嘉谷被牽連耿耿于懷：“分散經營也不利于生態防治技術的應用……”
    分田到戶后，分散的經營導致防治手段的單一，甚至于濫用化學殺蟲劑。
    當前，多種類、大劑量殺蟲劑頻頻使用，種類甚至包括高毒和劇毒的敵敵畏等混劑。
    最嚴重的是，這些殺蟲劑基本上是在缺乏技術指導的情況下使用的，其治蟲效果和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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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啟軍就坦然道：“治螟農藥殘毒會引起稻米質量嚴重下降。事實上，連我也不吃自家生產的粳稻，我寧愿吃口感不好的秈稻。因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藥多；而秈稻是早稻，打藥少。”
    據董啟軍說，也不獨是他，在許多稻區，禽畜產品都有農藥殘毒超標的嚴重問題，因為粳稻是主要飼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環境和社會效益的生物、農業、信息化學等生態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積統一行動。由于組織協調費時費力，往往未能組織或難以落實，結果使化學毒殺劑大行其道，不僅使標靶害蟲稻螟頻繁爆發，而且引起潛在害蟲(如稻綜卷葉螟)急驟上升，加速惡性循環。
    對此，齊政擺手道：“現在多說無益。不過害蟲爆發不等于成災，成災是爆發加失控。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則，一旦釀成蟲災，這一季水稻必將損失慘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