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寧三年，大量天子親注的書籍在市面上賣出以后，對整個帝國的學術界發生了難以想象的沖擊。全\本//小\說//網盡管造紙術早已發明，但是可以用來書寫的紙張卻價格不菲，藏書普遍仍以竹簡為主，因此對于輕便易攜，字跡清晰，一冊能抵數十斤竹簡的書籍，各地士族都是爭先恐后的購買，遠勝劉宏的預期。
    帝國的選官制度雖以察舉為主，但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被舉薦的士人只有通過考核，才能順利得到官職，對于想要做官的士人來說，朝廷對于學術的傾向性將極大地影響他們，畢竟‘正身之士’只是少數，更多的是‘仰祿之士’，因此雒陽的太學里，很快興起了一股學習天子親注書籍的風潮。
    劉宏親自注釋的書籍，有著千余年的累積，在當時來說很難有人能從書籍里挑出謬誤，再加上他天子的名義，除了極少數的積年老儒有些微詞以外，很快便被大多數的儒生接受了，誰都不知道何時天子親注的書籍就成了日后選官的標準。
    北海高密，鄭玄研讀地方官吏送來的天子注釋典籍，已經有一個月了，不尚虛弱，天性務實的他自幼向學，遍覽群經，成年后更是游學關西，拜在了當時大儒馬融門下七年，離開時被這位大儒感嘆為‘鄭生今去，吾道東矣。’而他歸鄉以后，因為牽連到孝桓皇帝時的黨錮之禍而難以入仕，建寧以后，地方官曾屢次向雒陽推薦這位經學大師，可是都是石沉大海，沒有消息，而鄭玄也不以為意，只是埋首學術，同時教授弟子，閑暇時操田耕作，倒也自得其樂。
    放下手中的一卷《商君書》，鄭玄心潮起伏，天子注釋的典籍里不少觀點都與他不謀而合，甚至比他更高明，讓他大有吾道不孤的感覺，此時帝國的學術界，今文經學日益與讖緯合流，繁文縟節已經失去了本義，如‘曰若稽古’四個字便能解釋十萬言，滿篇空洞無用，而古文經學則只重視典籍本身意義，失去了繼承創新的進取意義，而天子則別出機樞，在儒家，法家，道家各家學說典籍的注釋里，將各家學說融合，取長補短，卻又統一在儒學下，大有百家歸一之勢，這樣既可以避免帝國在思想上的混亂，又能用其余學說來補足儒學在具體治國手段上的不足。
    “老師，天子請您去雒陽當太學的大祭酒！”就在鄭玄提筆打算寫下自己的心得和思索的時候，幾個弟子滿臉喜意地在書房外大喊著，向老師報喜。
    墨水滴落，染黑了筆下的帛紙，鄭玄一臉的錯愕，建寧以后天子革除弊政，他也是大受鼓舞，當時地方官吏向雒陽舉薦他，他心中也是躊躇滿志，希望能報效國家，可是最后卻都是不見消息，他雖不以為意，認為是自己的才學德行不足，可是內心深處總有些失落，這兩年多里都是用心專研學問，沒想到在這個時候天子居然征辟他為太學大祭酒，實在是讓他始料未及。
    鄭玄的學生可沒想這么多，他們只是覺得自己的老師被天子請去太學做大祭酒，他們這些做弟子的也能沾光不少，在弟子們的道喜聲里，鄭玄回過了神，他看著地方官吏送來的那些天子注釋的書籍，似乎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整理了衣冠之后，他在一眾弟子的簇擁下，在宅邸的正廳內接受了天子的詔令，前往雒陽赴任，而隨行的只有十余名用心學術的弟子。
    當鄭玄這位海內稱道的大師前往雒陽的時候，護烏丸校尉盧植和護羌校尉李膺這兩個同樣秉持兼容并蓄的當世大儒名士都撰文稱贊天子注釋的書籍，而蔡邕這位在雒陽任官的大儒也被調入了太學，擔任鄭玄的副手，一時間天下名聲最高的幾位大儒名士的聲援一下子扭轉了自孝和皇帝以后浮華的學術風氣，務實再次被士人們所重視。
    劉宏對于自己所營造的局勢感到滿意，雖然現在這種學術思想上的改變更多是表面上，但是只要保持這種趨勢，遲早會改變一切。
    暗中操縱著書籍買賣的賈詡再一次震驚于壟斷的暴利，三個月內書籍的得利竟然超過了四億錢，而且仍舊是供不應求，由于是賣的是天子親注的書籍，那些商人豪強都是識趣得很，沒有一個人敢在密諜司的人前去提出合作時開出不合時宜的條件，都是想著辦法和他們攀關系套交情，想靠上天子。
    盡管天子曾有過賣書不賣紙之語，不過賈詡覺得自己當時肯定誤解了這句話的意思，如今雒陽城內的黑市上，被稱為雒陽紙的新紙張價格被炒得極高，各地的商人豪強都是眼都不眨的買下，畢竟這比起青州制造的紙張質量不知好上多少倍，就算賣上三倍的價錢依然賣得出去，根本不用擔心銷路。
    建章宮內，司馬防和楊彪等人算著天子讓他們知道的紙張和書籍買賣帳目，都是暗自咂舌，書籍，紙張，茶葉的收入一年起碼能讓國庫里多出十多億的現錢，可以用來修繕各地的水利，同時投入邊境的建設，支持流民遷徙。此時兩人在天子的時常灌輸下，也打消了大規模經營的念頭，現在天下窮困，老百姓能吃飽飯都做不到，這些東西大量生產也不過是讓那些豪強得了實惠，還不如一直維持高價。
    劉宏明白以眼下的國情，書籍，紙張，茶葉要普及到普通人家根本是癡人說夢，只有整個國家經濟好轉，百姓手里有了余錢，才能消費這些東西。現在是他從豪強身上用這些‘奢侈品’斂財的階段，還不到將這些東西惠及普通人的時候。
    雒陽城內，太傅府，看著幾個來和自己商量要請天子將造紙術用之于民的弟子，陳蕃不言不語，他知道這幾個弟子并沒有私心，只是這事情天子早就和自己以及胡廣等人商量過，如今國家財政緊張，要從那些豪強身上弄錢，所以才不得已而為之，可是這話他又不能明說，只能隱晦地提及，好在他的幾個弟子也都是明理之人，很快便明白他的意思，都是恭敬地離開了。
    等弟子離開以后，陳蕃不由為天子開始擔心，這茶葉一事還好說，可是這書籍和紙張不同，很容易被人拿來做文章攻訐天子，不知道天子會如何應對。
    就在陳蕃，胡廣等人擔心的時候，沉寂已久的‘清議’再次熱鬧了起來，如他們所預料那樣，果然有人借這事攻訐天子，語言激烈，絲毫不比他們以前勸諫孝桓皇帝時，不過這一回倒不是只有一個聲音，以年輕太學生為主的一批人倒是竭力為天子辯護，雙方爭得是熱鬧無比，可天子卻不聞不問，好像根本沒放在心上一樣。
    直到半個月后，一道詔令下來，才平息了這場爭論，而這道詔令的內容也很簡單，無非是說造紙，印刷書籍成本巨大，國家不是不想用之于民，實在是無力為之，高價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不過天子為了勉勵各地士人，決定在各地官學向品學兼優的學生提供書籍和紙張。在這場‘清議’較量中取勝的文淵，在太學進一步擴大了影響力，而劉宏離他控制輿論的目的也更近了一步。
    利用造紙和印刷一事，劉宏成功地在太學生和士人中造起了一個話題，那就是被儒家學說鄙薄為賤業的工匠技巧是不是真地如他們所認為那般。對于劉宏來說，這種話題更值得當時的士人爭論，至少這比他們沒事討論各地的祥瑞災禍和讖緯學說要有意義得多。
    盡管天子在這個話題中的態度隱晦，但是給人的感覺是偏向反對儒家學說將百工和方技當成賤業一方的，所以對于一些‘仰祿之士’來說，當然是毫無保留地選擇站到了天子支持的一方，于是一場爭論從太學開始，最后波及各地，不過這種爭論輪不到被涉及的‘賤業者’們參與，從始至終，都是士人在思考這個問題。
    劉宏在這場爭論中始終沒有發表任何公開的意見，只是通過各種途徑操縱著這場爭論，讓它控制在理性的思辨范圍內，而不是回到原有的那種以‘道德’做武器來互相攻訐的‘清議’中去。劉宏從沒有打算靠著一場爭論就能改變傳統，他只是建立一個良好的開始而已，至少當士人們開始集體思考一些過去被他們忽略的問題時，曾經的謬誤就有了被修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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