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舊酒

乾隆的“新政”讓楊名時、謝濟世和李紱等人深受鼓舞，謝濟世接到進京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動，泛起陣陣漣漪，這漣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蕩”。

謝濟世激動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折，讓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謝濟世說現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制造陰郁氣氛，讓小人讒害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誰告自己，沒法申辯，長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劇。謝濟世讓乾隆效仿唐太宗，從諫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來打動乾隆，謝濟世的建議應該說是很有殺傷力的。乾隆有沒有接受呢？

剛繼位的乾隆畢竟年輕，對謝濟世大加夸獎，謝濟世深受鼓舞，高興得不行。回京的路上，謝濟世的心情非常舒暢。讓謝濟世更興奮的是乾隆對雍正的三大模范督撫的評價，乾隆很快就對田文鏡定論，說這個人苛刻搜刮、匿災不報，讓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乾隆還說，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鏡不如李衛，李衛又不如鄂爾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壓的人，聽到新皇帝如此表態，哪個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著被人指責為不孝的罪名為他們翻案。

官場中也有一些眼光深刻的人，河南總督王士俊就是這樣的人，對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觀的姿態。蜷伏一段時間后，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臨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過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穩定，乾隆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必須回到雍正政策上，必須延續雍正的政策，保持政權的連續性。

果然，在乾隆元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拋出一句“矯枉不可過正”的話，乾隆還說治國要遵循中庸之道，寬嚴相濟，兩者不可偏廢。

王士俊自以為嗅到了新的政治氣息，自作聰明地給乾隆寫了一個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雖然過于嚴苛，但根本原因在于大臣們不奉公守法，錯不在先帝。現在有一些新進之輩，動不動就指責先帝的政策，這些逢迎諂媚之輩甚至說‘只要將世宗時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條陳’這些人實在太可惡了……”

王士俊發這個奏章原本是為了政治投機，他自以為比別人提前嗅到了政治新動向，但他沒想到這一節：就算你看到了潮流，也不該由你來引領這個潮流。

乾隆接到奏章后，非常憤怒，王士俊這是在否定自己的新政。還有多少個潛伏的王士俊呢？萬一這些人集體發難，自己的政策就面臨危險了。

乾隆將王士俊的奏章分發給大臣們看，讓他們談談看法。但是，大臣們集體選擇了沉默。為何？

大家都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弄不好就會引火燒身，沒人能準確地預知乾隆對此事的態度。乾隆看大臣們不發話，只好自己表態，痛斥王士俊，說此人居心叵測，借口直言，實則是想搞政治投機。

乾隆表態后，朝臣馬上活躍了起來。第二天，御史舒赫德就參奏王士俊。巡撫傅德也參王士俊，說他喪心病狂。王士俊因此而被刑部關押，擬定斬立決，乾隆改為斬監候，第二年法外施恩，將王士俊削職為民。

這次風波雖然平定了，但乾隆的思想卻陷入了激烈的斗爭中，他不僅反思皇考的政策，也開始反思自己的新政。寬政有寬政的好處，也有弊端，嚴政有嚴政的好處，也有弊端。寬政的弊端在康熙朝就表現出來了，嚴政的弊端在雍正朝也很明顯。想來想去，乾隆覺得只有寬嚴相濟這一條路可以走。

乾隆元年初一，七十六歲的楊名時病逝，乾隆贊揚他“學問純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頭銜，謚號“文定”。

楊名時去世后，政治氣氛已開始發生顯著的變化。乾隆第一次讓李紱嘗到了苦味是因為保舉進士之事，李紱這個人特別愛才，推舉人才這事讓他很興奮，結果李紱推薦了一大堆，還讓同僚跟著自己一起保舉。

不知為何，乾隆對此很不高興，覺得李紱這個人愛慕虛名，指責了他幾句。李紱隨后回奏說：“老臣多言滋事，今天蒙圣上教誨，以后一定永遠不再妄言。”乾隆回答說：“你這不是妄言，而是妄舉。朕即位以來，從來沒有因為哪個臣子‘妄言’而加以處分，你這么說是企圖避重就輕，降二級以示警戒。”

乾隆八年，李紱請求告老還鄉，乾隆問他：“你還有沒有什么要上奏的？”李紱說：“慎終如始。”七年后，李紱在家鄉臨川逝世，乾隆對此非常冷淡，連個謚號都懶得給他。

接著來說說謝濟世，他的命運也不比李紱好。有一段時間，謝濟世負責重新編纂《大學注》《中庸疏》等書，刪去了曾經被雍正指為“怨誹”的文字，并說自己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結果，乾隆大怒，讓他掂量自己幾斤幾兩，罵他跟程朱有云泥之別。

乾隆二年，謝濟世上書建議乾隆“去邪勿疑”“出令勿貳”，乾隆聽了，逆耳得很，指責他廢話一大篇。謝濟世沒想到，自己曾經寄予厚望的明君變得越來越專斷獨裁了，這對一個御史來說真是一場悲劇。

乾隆二年，勸諫的人越來越少了，謝濟世壓抑得厲害，居然斗膽勸諫，還說正因為半年以來沒人進言，自己不能跟著別人一樣沉默。不用說，謝濟世又觸了逆鱗，乾隆痛罵他上奏的言論怪誕支離，分明是想通過攻擊君主博取名聲，居心陰險簡直是國家的害蟲。

謝濟世快崩潰了，在崩潰之前他作出了一個明智的抉擇，請求乾隆允許自己回家照顧老母。乾隆心想，蒼蠅走了也好，至少可以清凈許多。乾隆讓他擔任湖南糧儲道，換句話說，就近照顧老母，不斷你的工作，繼續拿薪水。

盡管遠離了京城，謝濟世還是沒有遠離麻煩，湖南巡撫蔣溥跟謝濟世有私怨，向乾隆告發謝濟世在湖南私自刊印自己注的《大學注》和《中庸疏》。乾隆以詆毀程朱的罪名，要對謝濟世進行懲罰，不過好名的乾隆又說自己從來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謝濟世把書燒毀就行。

謝濟世死于乾隆二十年，在死之前乾隆準備整他，幸好那時謝濟世已經垂垂老矣，還沒逮捕，就已經撒手人寰。

謝濟世死后十三年，風波還沒有消停，受齊周華“逆書案”的牽連，在謝濟世的兒子謝夢熊家中抄出《梅莊雜著》。乾隆看過該書后說：“如果謝濟世還活著，朕一定將他明正典刑。”

這就是御史謝濟世寄予厚望的明君乾隆。明君如同明星，只是一種光環，謝濟世也許永遠都不明白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