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郗鑒——兼論京口重鎮的形成

一 小引

《晉書》卷六《明帝紀》史臣曰：“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

《晉書》史臣所論，蓋以“五馬”渡江以來，王敦于荊、江諸州討平華軼、杜弢、王機、杜曾，功業積累，造成了憑陵晉室的形勢，卒以興兵叛晉。自此以后，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跡，處其利而有心，恃兵恣擅，力圖以此鞏固門戶利益，壓倒競爭對手，甚者意在移晉室之鼎。而衛護晉室者，則聯絡其他士族人物以制上游強藩，或思另樹強藩于京師左近以固根本，抗衡上游。東晉之初變亂迭起，爭奪無已，都是循此軌轍。這種沖突，在國家體制上是地方與中樞之爭，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爭，在出場人物上則是士族門戶之爭。東晉門閥政治，可以說是門閥士族在相爭中求發展而又維持東晉于不墜的政治。

在中國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出總戎麾的絳、灌、衛、霍之臣，歷代皆有，這種人的行事并非皆如東晉的王敦。王敦之所以為王敦，東晉強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歷史的原因，一是皇權不振，一是士族專兵。一旦皇權力求振興，士族無力專兵，門閥政治就會逐漸出現變化，不過這已是淝水戰后的事了。

西晉瑯邪王司馬睿于八王之亂后期，受東海王司馬越的派遣，出駐建鄴。西晉咸寧定制，瑯邪本為大國。但是由于八王之亂中政局變化的結果，南渡時的瑯邪王，與八王之亂中的諸王相比，權輕眾寡，不可同年。瑯邪王司馬睿以旁支弱藩而又“寄人國土”士族專兵是東晉特有的現象，前于此的漢、魏、西晉沒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沒有。東晉士族專兵，始作俑者是瑯邪王敦，一般說來，是由于士族已成為強大的社會階層，瑯邪王氏更居其首；特殊說來，是由于皇權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士族有兵可專，則是由于北方流民不斷南來，補充著兵的隊伍。士族依以統兵作戰的武將，是久事疆埸的流民帥。

《南齊書》卷一七《輿服志》曰：“乘輿傳國璽，秦璽也，晉中原亂，沒胡，江左初無之，北方人呼晉家為白板天子。”雖然如此，東晉政權畢竟還是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其政局的發展，就是幾家門閥士族勢力由平衡進入不平衡，經過復雜的演化又進入新的平衡。與此相應，東晉政局由穩定到動亂，由動亂回復新的穩定。每一次這樣的變動，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門戶代替。在皇權不振、士族專兵情況沒有改變的條件下，這種循環往復的歷史過程將一直進行下去。平衡的維持，穩定的取得，往往有賴于“處其利而無心者”這樣的強臣。在少數這樣的強臣中，郗鑒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人。東晉朝廷得以維持，東晉門閥政治格局得以延續，郗鑒起過很大的作用，關于這一點，治晉史者似乎未曾充分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