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郗鑒與王導
（一）郗、王家族的結合
郗鑒在北時，曾受東海王越之辟；稍后，又受瑯邪王睿委署。他與東海王越和瑯邪王睿的這種關系雖然并不深固，但對于他的南奔卻有直接影響。郗鑒過江，不負舊誼，除了效忠元帝、明帝外，對于昔日舉主江統的后人，亦深相交結，盡力提攜。郗鑒顯達，辟江統子虨為司空掾，又請為司馬；檄統次子惇為兗州治中，辟太尉掾。江虨亦曾與輔政的會稽王司馬昱共薦郗鑒子愔。郗鑒對于居中樞之任的門閥士族，也力圖多方聯系。
郗鑒南來，以流民帥而得迅速進入建康朝堂，主要是得力于紀瞻。《晉書》卷六八《紀瞻傳》:“時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征之，曰：‘……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干。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眾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余，據險歷載，遂使兇寇不敢南侵。但士眾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闥，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缺。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座。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紀瞻力薦郗鑒“補袞職之缺”，其政治意向是希望郗鑒在王敦叛亂迫在眉睫之時站在晉元帝一邊，抗拒王敦。其時戴淵以六州都督擁兵屯駐合肥，與屯駐淮陰的劉隗同為晉元帝所倚重。第二年，戴淵自合肥奉詔入衛建康，所率軍隊一觸即潰，戴淵亦被王敦殺害。接著，郗鑒應征自嶧山南來，所率部曲即屯駐于戴淵剛剛撤離的合肥，填補了戴淵留下的空缺，郗鑒本人則拜尚書入官建康。這些當與紀瞻疏薦有直接關系。郗鑒雖有時望，但以流民帥而得入官建康，如果沒有有力人物為之援引，是不可能的。
郗鑒孤身入建康事，還有值得分析的地方。合肥是當時軍事要地，與建康為犄角，本不宜由流民帥入駐。郗鑒先是于“永昌初征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領軍掌宿衛之任，也不是遠來流民帥郗鑒所宜領。所以郗鑒一到建康，就有轉拜尚書之事，而郗鑒不會不懂內情，因而“以疾不拜”。等到王敦勢逼，明帝才真正有了用郗鑒勢力以為外援的要求，遂有對郗鑒假節鎮合肥之授，郗鑒才有了回到他所統流民的駐地合肥的機會。可是，王敦又不愿接受這一于己不利的事實，上表以郗鑒回建康為尚書令。由此看來，郗鑒南來后得入東晉上層集團，雖經紀瞻薦引，畢竟還是有此一段若隱若現的曲折過程。其中關鍵之處是，從朝廷說來，郗鑒可為己用，但他畢竟是流民帥，必須小心謹慎對待，有所防范；從郗鑒本人說來，他雖然可以在王敦之亂中為朝廷奧援，但不能脫離隨他南來的兗州流民群體，否則他將失去資實，一事無成。
紀瞻是南士冠冕，對瑯邪王司馬睿立足建康，繼承帝位，出力甚多，影響甚大。朝廷為了應付王敦之亂，以紀瞻為領軍將軍。他于宿衛六軍中威望最高，六軍對他敬憚祗肅。據《北堂書鈔》卷六四引《晉起居注》，晉制：“領軍閑無上直之勞，可得從容養疾。”其時紀瞻年邁在病，朝廷以之為領軍，意在借重其威望而又得遂其閑養。王敦再逼京都，明帝請瞻“臥護六軍”。而郗鑒適有都督從駕諸軍事之命，宿衛六軍除已知護軍應詹、左衛庾亮在前應敵之外，其余部分當在從駕諸軍之中。不過六軍寡弱無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以郗鑒密謀而得入援的流民帥。紀瞻對郗鑒的薦舉，起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郗鑒南來，王敦再叛，政治形勢非常微妙。原來王敦初叛，是在執政王導的默契下進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側，所謂君側，指明是劉隗、刁協、戴淵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晉書》卷九八《王敦傳》載王導遺王含書，有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流，心思外濟。”這是王導明確承認本與王敦同謀。據《晉書》卷六九《周其實郗鑒得以自嶧山南來，王導就曾起過作用，據《紀瞻傳》，我們知道，紀瞻在薦郗鑒疏的末尾贅言：“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圣懷，垂問臣導，冀有毫厘萬分之一。”這就是說，郗鑒部眾南來和征郗鑒入朝諸事，還需要得到王導的首肯，否則不會被朝廷接納。
微妙的關系，尖銳的形勢，需要南來不久的郗鑒確定自己的政治態度，尤其是對瑯邪王氏的政治態度。
從郗鑒爾后的行事看來，他的政治態度首先是支持東晉，不贊同王敦的無君之心。郗鑒由合肥入朝時，王敦截留之于姑孰，與論中朝人物樂廣、滿奮。郗鑒力言中朝愍懷太子之廢、趙王倫篡立之時，樂廣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柔而有正；而滿奮則是失節之士，不可與樂廣同日而語。這就無異向王敦表明，自己不愿黨同于王敦。其次，郗鑒也沒有黨同于戴淵之輩以與瑯邪王氏為敵，寧愿折沖于士族諸門戶之間，以求政局之穩定。后來他固辭衛將軍軍號，反映了他不愿凌駕諸士族的謙退立場。郗鑒既不茍同于一方，就免不了在當軸諸士族之間時而與此、時而與彼發生矛盾。王敦亂平后，在應否追贈周札的問題上，這種矛盾一度表現得很尖銳。
義興周氏是有名的“江東之豪”。王敦首逆，周札都督石頭諸軍事，開門應敦，使晉軍敗績。王敦出于疑忌，又族滅周氏。王敦事平，周氏故吏訟周氏之冤，請加追贈，引起朝廷激烈爭論，其意見備見《晉書》卷五八周札、卷六七郗鑒諸傳。卞壸以札開門延敵，不宜追謚。王導認為“札開石頭，忠存社稷，義在忘生”，與譙王無忌、周東晉政局，成帝即位（太寧三年，325）后為之一變。成帝沖幼，王導、卞壸、郗鑒、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遺詔輔政。接著，庾后（庾亮妹，成帝太后）臨朝稱制，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之大要，皆決于亮。朝廷立即出現了庾亮與王導的明爭暗斗，成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郗鑒處于這一矛盾之間，力求抑制矛盾的發展，起穩定時局的作用。
庾、王家族，早先在元帝、明帝時共同利益尚多，矛盾本來并不顯著。元帝過江后未即帝位以前，有用申、韓以張皇權之意。《晉書》卷四九《阮孚傳》：孚“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案元帝為安東將軍，在永嘉元年七月至五年五月（307—311）。據《元帝紀》，其時“王敦、王導、周明帝經歷了王敦之亂的劇烈震動，對王氏家族更有戒心，親庾亮、疏王導的意向越來越明顯。《太平御覽》卷五九三引《語林》:“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
到了成帝之時，母后稱制，庾氏坐大，情況就不一樣了。《晉書》卷七三《庾亮傳》史臣曰：“牙尺垂訓，帝念深于負芒。”《晉書》卷三二《后妃傳》（下）贊曰：“持尺威帝”。案《困學紀聞》卷一三引殷蕓《小說》:“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對曰：‘黨〔蘇〕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成帝紀》記此事略同，惟不言牙尺打頭。南頓王宗被殺在咸和元年（326）十月，時成帝始六歲。雖然庾后于三年三月即死，但庾氏兄弟羽翼已成，權勢在握，其鋒芒所及，除排抑宗室
原來受遺詔輔政的七人當中，卞壸以忠直聞，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首先起來約束以司徒錄尚書事的王導的，就是卞壸。《晉書》卷七〇《卞壸傳》云：“〔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壸正色于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
《卞壸傳》又云：“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壸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鐘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并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卞壸以罪加王導，比上引“豈社稷之臣”的責難又進了一步。案《北堂書鈔》卷五九引《晉中興書》:“卞壸為尚書令，奏王導居官無敬。”《初學記》卷一一、《太平御覽》卷二〇一引《晉中興書》，“居官無敬”均作“專任無敬”。“無敬”，當即晉律所謂“不敬”。《晉書》卷三〇《刑法志》張斐注律上表曰：“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卞壸以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事奏彈王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與晉律以“虧禮廢節”為“無敬”、“不敬”之科正合，其罪可至免官卞壸兩次罪責王導，此事與庾亮有無關系，史無明證。但是當庾、王矛盾滋生之時卞壸作此表現，無疑是對庾亮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導在受到卞壸前一次抨擊之后，仍然不顧嫌疑，私送郗鑒赴徐州之任，使卞壸再得口實。這足以證明庾亮用事以來，王導、郗鑒這兩個家族開始出現了密切關系，而這種密切關系當然是針對庾氏專權的。瑯邪王氏在王敦之亂后要想維持其家族勢力于不墜，必須在有實力的朝臣中尋求支援。而瑯邪王氏在政治上的繼續存在，在當時又是約束庾氏專恣、穩定東晉政局的必要條件。郗鑒支持王導，王導聯結郗鑒，其背景就是這樣。
家族之間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重要途徑。宦，指仕途的提攜，如明帝時王導為司徒，辟郗鑒子郗曇。婚，指互為婚姻以相固結，如王氏兩代娶郗氏女。《世說新語·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郗、王以政治利益相近而交好聯姻的事，是在成帝時特定條件下出現的。時過境遷，姻婭關系雖還存在，家族之間卻漸趨疏遠，甚至出現嫌隙。《世說新語·賢媛》:“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謝安、謝萬），傾筐倒
（二）蘇峻亂平后的江州
蘇峻之亂，又一次引起東晉政局的劇烈變動。原來，執政的庾亮一意孤行，堅持征召有平王敦之功的流民帥蘇峻（時為歷陽太守）入朝，為蘇峻所拒，釀成動亂。亂平后京邑丘墟，物議沸騰。庾亮為了平息群情，不得不暫退一步，請求外鎮以求自效。咸和四年（329）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中樞政柄又入王導之手。王導修治殘缺，勉力經營。他否定了溫嶠請求遷都豫章、三吳豪杰請求遷都會稽之議，改善了帑藏空竭的困難狀況，政局又趨穩定。咸和六年冬，蒸祭太廟，詔歸胙于王導，且命導無下拜，王導聲望達于頂點。但是這時王氏分處內外的兄弟群從輩死喪略盡，王氏門戶勢力遠不足以支撐王導當權，何況具有特殊地位的庾亮又近在肘腋之間。然而王導終于得以排除困難，掌握政權，使王氏家族地位歷久不衰。此中原因，除王導自己“善處興廢”以外，主要是由于郗鑒屯駐京口，以軍事實力支持王導。郗鑒的一些措置，使庾亮出鎮之后庾、王相持的十二年中，東晉政局維持了表面的平靜，沒有再出現類似王敦、蘇峻之亂那樣的內戰，東晉元氣得以緩慢復蘇，這是頗有積極意義的事。
庾亮鎮蕪湖的次月，江州刺史溫嶠死。溫嶠原是北方劉琨所屬，奉劉琨之命南來勸進，又預平王敦之亂，為東晉功臣。王敦平后，溫嶠得居江州。溫嶠無王、庾那樣的門戶影響，也無上游荊州陶侃那樣的軍事實力，只是處于下游庾、王與上游陶侃之間的緩沖地位，起調節上下游的作用。溫嶠死，朝廷以劉胤繼為江州。劉胤是列名于勸進表的北方流民首領邵續所遣赴建康的使者，在江左諸門閥士族間無所依傍。劉胤為江州，出于溫嶠之意。劉胤在出身、經歷以及與東晉政權關系等方面，都與溫嶠相近。他受溫嶠薦，代溫嶠為江州，于理，江州仍當緩沖于上下游勢力之間。但是劉胤“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商旅繼路，以私廢公”，為有司奏免。郭默事起突兀，乍看似乎是武將火并，無關大局。但是尋繹史實，發現其中有一些甚可注意的問題。郭默本是北方一塢主，只身南來，劉遐死后，得領遐部曲，預平蘇峻有功。論經歷和實力，郭默同樣是流民帥，所以蘇峻亂平以后郭默也有何去何從問題。《郭默傳》:“征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愿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
從郭默事中，我們看到的問題是：一、郭默事是流民帥問題的余波。二、郭默事發生在江州，江州居上下游之間的緩沖地位。相繼居江州的溫嶠、劉胤、郭默，就其身份和歷史背景而言有相似之處。郭默在江州滋事，意在利用上下游之間的以及下游庾、王二族之間的矛盾，以圖獲利。其結果卻破壞了江州的緩沖地位，使江州成為此后上下游爭奪的目標。三、陶侃近水樓臺，先取江州，制造既成事實，逼迫王導承認，也逼迫庾亮承認
下面，我們試就庾、王矛盾和陶、王矛盾，以及在這些矛盾中郗鑒所起的作用，進行探索。
（三）郗鑒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
《晉書》卷七三《庾亮傳》:“時（案在咸康中）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咨鑒，而鑒又不許。”郗鑒兩次不同意藩鎮起兵廢黜王導之謀，是這一階段東晉政局得以相對穩定，內戰未再發生的關鍵所在。
王導為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是他一貫的作風，晚年更是如此。《世說新語·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箓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后人當思此憒憒。'”“丞相末年”就是指咸康中，也就是庾、王對峙最為緊張的時候。王導憒憒為政，主要目的是和輯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別是使庾、王之間相安無事。
王導在建康執政，必須有相當的武力留在身邊以為支持，因而不得不羅致武將趙胤、賈寧輩。《晉書》卷五七《趙誘傳》，謂趙胤父趙誘“淮南人也，世以將顯”，父子歷事王敦、王導，為瑯邪王氏故舊。《晉書》卷七八《孔愉傳》，王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王導雖以武人、降將為爪牙，但是在戰略上所依恃的，卻是以京口為屯兵之所的郗鑒。陶侃、庾亮欲起兵廢黜王導，都要咨之于郗鑒，而郗鑒則具有舉足輕重的否決之權。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鑒之意而勉強行事，勢必形成內戰，當權之輩飽受王敦、蘇峻之禍，是不敢貿然一試的。
陶侃、庾亮起兵廢黜王導之謀，其情況分別如下。
關于陶侃起兵之謀 《庾亮傳》亮與郗鑒箋曰：“昔于蕪湖反覆，謂彼（案指王導）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岳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案庾亮以咸和四年（329）鎮蕪湖，至咸和九年陶侃死，始并有陶侃的荊、江之地而改鎮武昌。“蕪湖反覆”云云，自指庾亮于其舊治與郗鑒往復商酌陶侃欲廢王導之事。庾、郗終于以“時弊國危”為詞，勸阻陶侃；又以“方岳道勝”相約，即方鎮聯合，以制中樞。當其任的方鎮，當然是指居武昌的荊州刺史陶侃，居蕪湖的豫州刺史庾亮，居京口的徐州刺史郗鑒。這次廢王導之謀，是陶侃發動，郗鑒反對，庾亮居中斡旋。
此事具體時間，當在咸和五年（330），即庾亮居蕪湖的次年，也就是郭默擅殺江州刺史劉胤，王導循勢以郭默為江州刺史的時候。據《陶侃傳》，陶侃致書王導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陶侃居然以“害宰相”為喻，殺氣騰騰以定大事者耶？”陶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陶侃遂自起兵斬郭默，兼領荊、江。陶侃既不惜與中樞相抗而弄兵，估計有可能以攻郭默之師順流下都。下都必經豫州庾亮地界，故有庾、郗“蕪湖反覆”之事。庾亮與郗鑒箋續謂“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云云。案陶侃殺郭默之年，即咸和五年，成帝正九歲，這是陶侃謀廢王導在咸和五年的旁證。而所謂“以及成人”的時候，則是庾亮謀廢王導之年，即咸康四至五年，時成帝十七歲至十八歲。
“遵養時晦”，晉人習用語，出《詩·周頌·酌》，意謂養其陶侃之謀未遂，郗鑒堅持反對當然是主要原因。庾亮不充分支持陶侃之謀，不給予充分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在蘇峻亂前本不協調，積怨頗深，賴溫嶠彌合其間，始得共平蘇峻。蘇峻亂平后，庾、陶在共抗王導的問題上形成了某種共同利益，但庾、陶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游所形成的軍事壓力，既然可以壓王導，自然也可以壓庾亮。而且由于庾亮的豫州毗鄰江、荊，所感壓力比揚州更甚。《陶侃傳》侃“潛有窺窬之志”，如果此志得酬，庾亮未必能保全自己。可以說，庾亮無寧是為了自保，才不得不對陶侃廢黜王導之謀采取比較現實的態度。
庾亮雖對陶侃“外事推崇”，但陶侃畢竟“望非世族”，自知東晉門閥政治樊籬不是他所能突破的，所以“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曾請遜位還長沙國，死前又要求歸葬長沙，并移尋陽父母墓于封國之內，以示謙退。但是陶侃死后，庾亮終于蓄意消滅陶氏后人，咸康五年又殺陶侃子陶稱。《真誥》卷一六《闡幽微第二》原注：庾亮咸康六年于鎮病亡，“未病時乃獨見陶侃乘輿來讓之，于此得病而亡。”顏之推《還冤記》:“晉時庾亮誅陶稱后，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并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仆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案當作六年正月一日死）。”陶侃廢王導之謀，王導自然知情，所以他除了依靠京口郗鑒之助以外，還力圖加強自己在建康的實力，以備不虞。這又是王導重用降將的背景。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死，庾亮加督江、荊等州，自蕪湖移鎮武昌。庾亮離蕪湖，建康暫釋重負，王導獲得部署力量的機會。咸康元年（335）四月，發生了石虎寇歷陽之事。此事疑點甚多，實際內容當是王導利用時機，制造口實，以便進行軍事調遣，加強自己在建康的地位。
《晉書》卷七《成帝紀》于石虎入寇下記：“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御之。……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案此諸人，趙胤為王導親信，路永為降將，劉仕亦武將為王導所信者，王允之則為王舒之子、王導之侄。他們各自率軍，同時溯流而上，把庾亮豫州治所附近要地奪取到手。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帝紀》續云：“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眾衛京師。”陳光其他事跡，尚見于《晉書》卷七七《蔡謨傳》，曰：蔡謨代郗鑒刺徐州鎮京口，“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眾。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陳光，《晉書》只此二見關于庾亮起兵之謀 《庾亮傳》庾亮致郗鑒箋云：“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疑章句之誤），顧問未嘗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圣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案：“武官小人”，指趙胤、賈寧、匡孝之輩，已見前。“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云云，指咸康元年（335）成帝加元服后王導猶不歸政于成帝。“師傅之尊”，指咸康四年五月王導為太傅事。“行殊禮”，則成帝一朝多有
庾亮致郗鑒箋，《通鑒》系于咸康四年六月，是由于此月王導拜丞相，故以王導它事連類及之。我認為庾亮謀廢王導，事體甚大，當有某種機遇可以利用或有某種行動為之準備，像陶侃發兵誅郭默而有順流以廢王導之謀一樣。而咸康四年史籍所載，上下游之間并無特殊情況發生。第二年，即咸康五年，庾亮突然從梁州魏興撤出其弟庾懌所部，千里疾行，遠屯江州之半洲，增強了庾氏對建康的順流之勢。這一異常事態，疑與庾亮廢王導之謀有關，所以系庾亮此謀于咸康五年，似更近實。
庾、王矛盾，風傳甚廣。《王導傳》:“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讒間始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世說新語·雅量》“有往來者云”條記此事，注引《中興書》曰：“于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王導傳》亦有“于是讒間始息”之說。這些斷語，雖不甚符合歷史實際，但庾、王矛盾轉緩則是事實。
庾亮廢王導之謀不遂，如《庾亮傳》之說也是郗鑒起了決定作用。郗鑒以外，還有不贊同的人士，甚至庾亮征西府內，也有反對意見。征西長史孫盛曾密諫庾亮。《晉書》卷八二《孫盛傳》:“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孫盛所謂王導不肯為“凡人事”，當是庾亮以王導有篡晉之舉為起兵口實，而孫盛為之剖辯，庾亮因而納之。由此推測，庾亮致郗鑒箋謂“彼（王導）罪雖重”之語，除隱寓王導曾助長王敦亂事以外，似尚特有所指。此外，王導在庾亮自蕪湖移鎮武昌后，已經不失時機地加強了建康上游的防御力量，也使庾亮未得輕舉妄動。
庾、王交惡，當時人所共知。王導老謀深算，不事聲張，并圖杜絕“悠悠之口”，這是王導“善處興廢”的一種表現。但是只靠王導的政治才能并不足以息庾亮之謀。郗鑒擁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導，才使咸康政局未生大變，使瑯邪王氏地位不墜。《庾亮傳》史臣曰：“……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庾亮〕與夫臺、產、安、桀論述郗鑒、王導關系時，不能不注意郗鑒在護衛王導之外，還有規王導所短的事實。唐寫本《世說新語·規箴》：郗鑒“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當還鎮，故命駕詣丞相，翹鬢厲色，上坐便言：‘方當永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溜。王公攝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盡所懷，愿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矝（矜）而出，不得一言。”
東晉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變，變則干戈擾攘，臺城丘墟。社會的重心在門閥士族，一族強則思壓倒他族，遂成亂階。本非門閥士族的流民帥，亦思憑借際遇，起兵謀利。螳螂在前，黃雀隨后，勝利者要想穩操政柄，是十分困難的。長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權，勢必在內亂中冰消瓦解。所以郗鑒引流民帥以平王敦，助王導以抗衡陶侃、庾亮，得利者不僅在司馬家及瑯邪王氏而已。蘇峻亂平后，江左相對安定，無內戰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漢，息斯民于江左，郗鑒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巨大的。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三曰：“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執道經邦，東晉皇權不振，大臣更應如此。郗鑒南來后，最重要的邦國大計，莫過于協調當權諸門閥士族之間的關系，杜絕覬覦，以穩定一個抗胡政權，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鑒在這方面的作為，與其他門閥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較，可稱述者較多，可指責者較少。王夫之所論，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