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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了好多德國朋友，都不知道黑格爾的墓在哪里。后來在旅館接到一位長期在這兒工作的中國學人的電話，他是我的讀者，知道我的興趣所在，沒說幾句就問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爾墓地，我一聽正中下懷。這位中國學人叫于興華，我沒見過，于是約好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國會大廈門口見面，他與太太開車來接我。
    費里德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條泥地小巷通向一個極不起眼的公墓，雜亂、擁擠、骯臟，很難相信這是歐洲陵園，如果不是他們夫妻帶領(lǐng)，我即使拿著地址也不敢進來。
    我跟著他們在密密層層的墓廊間行走，等著出現(xiàn)一個比較空闊的墓地，誰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來。于興華說這就是，我將信將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再看墓碑，將黑格爾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兩遍，沒錯，再細看生卒年份也對，那么，十八號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爾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號，則是費希特和夫人。從公墓路邊張貼的一張紙上知道，茨威格也在里邊，找了三圈沒找到。
    這些大師在人類文化領(lǐng)域都頂天立地，沒想到在這里卻摩肩接踵，擁塞于如此狹窄的空間。我不知道處處認真的德國人，為什么這件事做得這么潦草。大概有一個特殊的歷史原因，因為我在別的地方也看到過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德國人都做得很講究。相信這里不久就會有一次重大修繕。
    我們?nèi)嗽谀沟亻g轉(zhuǎn)悠了那么久，只在長長的雜草間見到一個活人，是一個埋頭讀書的男青年。問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禮貌地站起來搖頭，然后向東邊一指：“我光知道布萊希特在那里。”
    布萊希特的墓稍大，卻地處邊角。忽然想起，那個讀書的男青年身邊的雜草間，還安置著一輛小小的嬰兒車，里邊有一個嬰兒在熟睡。這是這位男青年的孩子嗎？他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息在這么冷僻而陰森的所在？這不便問，只知道今天下午我們在這里見到的活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墓園、荒草、嬰兒、書籍，再夾雜幾聲鳥鳴；看書看到一半左右環(huán)顧，一個個驚天動地的名字從書本滑向石碑，這兒是許多文化靈魂的共同終點。我重新遠遠地打量了一下那個男青年，心中產(chǎn)生了一點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這個墓園的荒涼和寂寞。
    如果沒有墓園里的這些長眠者，荒涼、寂寞的將是外面的世界。
    其實，世間智者的歸宿處，正是后人靜坐、靜讀的好地方。緊靠著偉大的靈魂消閑半日，即便默默無語，也會使人們的生死觀變得更加健康。可惜我們中國的殯葬文化缺少這種境界，常常使長眠者過于孤苦，或過于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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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爾的美學，我曾研習和講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國家理念。這是因為，我現(xiàn)在正旅行在榮辱交錯、分分合合的德國，有太多的信號天天從正面和反面誘發(fā)著這個話題。
    歐洲長期以來實行教權(quán)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國。大約從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zhàn)爭”開始，互相之間打得熱火朝天，打得教皇權(quán)威大損，打得人們重新要以“民族國家”的概念來謀求領(lǐng)土和主權(quán)。
    國家因戰(zhàn)爭而顯得重要，戰(zhàn)爭由國家來證明理由。“民族國家”的內(nèi)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煙來填充的。經(jīng)過拿破侖戰(zhàn)爭，這一切都被描繪得更加濃烈，但當時在黑格爾的視野中，法國、英國、俄國都已經(jīng)成為統(tǒng)一的主權(quán)國家，而他特別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還沒有。這使他產(chǎn)生了一種焦灼，開始呼喚國家，并對國家注入一系列終極性的理念。他認為國家是民族精神的現(xiàn)實化，因此應該享有最終決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魯士是體現(xiàn)“絕對精神”的最好國家。
    我在黑格爾墓前想到他的國家理念，也由于看到與他相鄰的是費希特。對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現(xiàn)，費希特更強過黑格爾。拿破侖入侵普魯士，對他刺激極大，并由此確認德意志人的天職就是建立一個正義的強權(quán)國家。這位哲學家已經(jīng)按捺不住自己的社會責任，經(jīng)常走出書齋和課堂發(fā)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費希特最典型的演講詞是：朋友，你胸中還存在著德意志的心臟嗎？那就讓它跳動起來吧！你身上還流動著德意志的熱血嗎？那就讓它奔騰起來吧！
    記得早年在一本書上讀到，有一次費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現(xiàn)了危險的癥狀，他本該留下侍候，但原先約定的一次重要演講來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沒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來，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轉(zhuǎn)，他激動地流著眼淚與夫人擁抱親吻。人們說，正是這種擁抱親吻使他傳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現(xiàn)在我看著他們夫妻倆的合葬墓想，世間多數(shù)廣場演講者的家里，總有一位妻子等著，等得非常殷切，絕不會不等他回來就獨自離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長眠在一處。
    他們無法預料的是，長眠在他們隔壁的是黑格爾夫婦，黑格爾生前把費希特的激情演講凝練成了國家學說。這兩家的小小墓區(qū)所迸發(fā)過的情感和理念，曾對德國產(chǎn)生過巨大的負面作用。尤其是費希特對于國家擴充欲望的肯定，黑格爾關(guān)于戰(zhàn)爭是偉大純潔劑的說法，增添了普魯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總的說來，墓主對以后的災難沒有太大的責任，因為他們不能想象由此而生發(fā)的極端性行動。
    費希特的老師是康德，但康德與他們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終身靜居鄉(xiāng)里，思維卻無比開闊。他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反社會傾向而實現(xiàn)社會性，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lián)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gòu)想，成了后來歐洲統(tǒng)一運動的理論根據(jù)。
    康德的世界藍圖沒有國界，結(jié)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劃出了德國。
    其實“民族國家”觀念和“歐洲統(tǒng)一”觀念，看似抵牾，卻組成了近代歐洲政治哲學的悖論結(jié)構(gòu)，兩者互為基礎(chǔ)，互為前提，相反相成，渦旋滾動。目前看來，原先東歐一些國家，往往更側(cè)重于民族國家觀念，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則更側(cè)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后的遠見。民族主權(quán)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歷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而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別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會傾向”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接近于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反人類”，而康德所說的社會就是人類有秩序的和諧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類的整體理性來克服反社會狀態(tài)，遠比費希特強調(diào)的民族精神和黑格爾強調(diào)的國家學說重要。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后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這件事上，不應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可惜，由于康德的學說太平靜，從來未曾引起社會激動。
    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鄉(xiāng)，只能在黑格爾的墓地抬起頭來，向那里遙望。但我已打聽清楚了去的路線，下次即使沒人帶路也能直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