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獨自在伯爾尼逛街，繞來繞去幾次迷路，后來終于悟得一個訣竅，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誠、最年老的向導，再也錯不了。如此幾度反復，我把伯爾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傍晚回到旅館，伙伴們從廣告資料上查到一家應該不錯的餐館，卻不知道怎么走，我豪邁地當門一站說：請跟上！
    路線一旦摸清，以后幾天逛街就變得瀟灑，只一味搖搖擺擺、東張西望?？死反蠼制痤^處有一座鐘樓，形體不像別的鐘樓那樣瘦伶伶地直指藍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別有一番親切。它的鐘面大于一般，每小時鳴響時又玩出一些可愛的小花樣，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鐘時分，我看了一會兒便從人群中鉆出，順著大街往東走，覺得這一帶該是每小時都被同一種鐘聲統領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無非印證于時間和空間，因此在這鐘樓下的時間共享，其實也就是生命共享。這種共享既然被一小時、一小時安排得精打細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會覺得已經深深地朋友了一場。
    突然覺得右首一扇小門上的字母拼法有點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愛因斯坦故居。我認了認門，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然后快速通知車隊的伙伴，要他們趕緊來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國際間的文化人貪圖它的安靜、美麗會到這里來住一陣，結果它也就頻頻地進入人類文化視野，用不著再氣短自慚。
    愿意來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級？住了多久？在這里有什么創造？……這一些問題，直接關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識和榮辱，至關重要，對于自身根基較薄的城市更是這樣。現代國際間各個城市的文化史，其實就是文化創造者們的進出史、留駐史。因此，在伯爾尼街頭看到愛因斯坦蹤跡，應該當作一回事?；锇閭円宦犝泻艟兔靼祝挷徽f跟著走。
    沒有任何醒目的標記，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間。一個有玻璃窗格的木門，上面既寫著愛因斯坦的名字，又寫著一家餐廳的店名。推門進去，原來底樓真是一家餐廳，順門直進是一條通樓梯的窄道，上了樓梯轉個彎，二樓便是愛因斯坦故居。
    這所房子很小，只能說是前后一個通間。前半間大一點，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間很小，一門連通，門邊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個可放一張書桌的小空間。那張書桌還在，是愛因斯坦原物。桌前墻上醒目地貼著那個著名的相對論公式：E=mc2；上面又寫了一行字：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墻上還用德文和英文寫出愛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狹義相對論是在伯爾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誕生的，而廣義相對論的著述也在伯爾尼開始。”
    伙伴們很奇怪，英語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隨口把“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譯出來，我說我很早就崇拜他了，當然關注他的學說。但自己心里知道，當初關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對論，而是一位攝影師。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偶爾在書店看到一本薄薄的愛因斯坦著作，誰知一翻就見到一幀驚人的黑白照片。須發皆白，滿臉皺紋，穿著一件厚毛線衣，兩手緊緊地扣在一起，兩眼卻定定地注視著前方。側逆光強化了他皺紋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來了。當時我們的眼睛看慣了溜光水滑、大紅大綠的圖像，一見這幀照片很不習慣，甚至覺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過去了還想翻回來，一看再看。他蒼老的眼神充滿了平靜、天真和慈悲，正好與我們經常在書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種亢奮激昂狀態相反。我漸漸覺得這是一種丑中之美，但幾分鐘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這是一種特殊的美！——我一生無數次地轉換過自己的審美感覺，但在幾分鐘之內如雷轟電擊般地把丑轉為美，卻僅此一次。我立即買下了這本書，努力啃讀他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那時正好又熱衷英文，也就順便把扉頁中的英文標題記住了。書中沒有注明拍那張照片的攝影師名字，這便成了我的人生懸案，后來當然知道了，原來是本世紀最杰出的人像攝影大師卡希（Karsh），我現在連卡希的攝影集都收集齊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張照片中的眼神，這很奇怪，在我卻是事實。我仍然搞不清相對論，只對愛因斯坦的生平切切關心起來。因此站在這個房間里我還能依稀說出，愛因斯坦住在這里時應該還是一名專利局的技術員，結婚才一、二年吧，剛做父親。
    管理故居的老婦見我們這群中國人指指點點，也就遞過來一份英文資料，可惜她本人不大會說英文。接過資料一看，才明白愛因斯坦在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〇五年驚天動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說，從而解決了光電效應問題；
    四月，完成論文《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方法》；
    五月，完成了對布朗運動理論的研究；
    六月，完成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提出了狹義相對論；
    九月，提出質能相當關系理論；
    ……
    這一年，這間房子里的時間價值需要用分分秒秒來計算，而每個價值都指向著世界一流、歷史一流。
    這種說法一點兒也不夸張。去年美國時代雜志評選世紀人物，結果整個二十世紀，那么多國家和行當，那么多英雄和大師，只留下一位，即愛因斯坦。記得我當時正考察完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達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南麓加德滿都的街市間全是愛因斯坦的照片，連世界屋脊的雪峰絕壁都在為他壯威。
    二十世紀大事連連，勝跡處處，而它的最高光輝卻閃耀在剛剛開始了五年的一九〇五年，它的最大勝跡卻躲縮在這座城市這條大街的這個房間，真是不可思議。難道，那么多戰旗獵獵的高地、雄辯滔滔的廳堂、金光熠熠的權位都被比下去了？
    很想在這里尋找一點歷史邏輯，但想來想去都十分困難。
    連愛因斯坦為什么會到伯爾尼，為什么會住在這間房，后來為什么離開，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沒有必然邏輯。
    正想著，抬頭看到墻上還有他的一句話，勉強翻譯應該是：
    一切發現都不是邏輯思維的結果，盡管那些結果看起來很接近邏輯規律。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邏輯思維是為了肯定什么，于是心中竊喜。
    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愛因斯坦，雖然身為物理學家，卻經常為人文科學張目。近年來愛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里邊有大量人文科學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對宗教、倫理、和平、人權、生活目標、個人良心、道義責任和人類未來的論述，我讀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銘心。前年黑龍江有一位讀者在報紙上發表一封公開信，問我在被文化盜竊集團組織的威脅、誣陷、圍攻濁浪中如何自處，我回信說：“讀愛因斯坦。”
    在故居里轉了兩圈，沒找到衛生間，開始為愛因斯坦著急起來。怕他也像當初我們住房困難時那樣，與別人合用衛生間。這種每天無數次的等待、謙讓、道謝、規避，發生在他身上是多么不應該。但一問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順樓梯往下走，轉彎處一個小門，便是愛因斯坦家與另外一家合用的衛生間。
    正在這時，鐘樓的鐘聲響了。這是愛因斯坦無數次聽到過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時分。他在這鐘聲中怔怔地思考著宇宙的時間，于是，這間小房也就成了無限的空間。
    愛因斯坦在伯爾尼搬過好幾次家，由于這間小房是相對論的誕生地，因此最為重要。但瑞士不喜歡張揚，你看這兒，只讓一位老婦人管著，有人敲門時她就去開一下，動作很輕，怕吵了鄰居。樓下那個嘈雜的小餐廳，也沒有讓它搬走，那就只能讓它的名字在玻璃門上與愛因斯坦并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測疑惑，以為那家餐廳的名字就叫“愛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種巧思，終于沒有推門而入。
    伯爾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擺出了一種派頭，意思是，再偉大的人物在這里也只是一個普通市民。我覺得在這方面他們做得有點過頭，愛因斯坦的這處故居還應該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于我們常見的那種不分等級便大肆張揚的各色名人故居，這里的淡然方式更讓人舒服。其實也正因為這樣淡然，才會吸引真正的大師巨匠來安靜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