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放假期間，翰林院只有幾個值班官吏。
    朱明鎬拿著昨晚寫好的論文大綱，來到翰林院藏書樓查找資料。
    剛進藏書樓，就跟朱慈炤撞上：“昭芑先生，這上巳節有五日假期，才過三天就來研究學問啊。”
    “朱御史不也來了嗎？”朱明鎬笑道。
    御史屬于敬稱，是圖書管理員的古代官名，就像把知府稱為太守一個性質。
    朱慈炤的生母和姐姐，都被皇帝納為妃子。輩分雖然有點亂，但不妨礙朱慈炤地位提升。當然，皇帝比較摳門兒，沒有封賞任何爵位，只是把朱慈炤從普通吏員，提升為掌管藏書樓的小官。
    朱慈炤正待說話，卻見宋應星拄著拐杖進來。
    “拜見首揆！”兩人連忙作揖。
    宋應星擺手道：“我已經退休了，不再是首輔。今日來此，只為找幾本書。”
    朱慈炤忙問：“首揆想看什么書？晚輩立即去找。”
    “不必。”宋應星擺手。
    朱慈炤和朱明鎬二人，左右攙扶著宋應星往里走。
    沒過多久，閣臣吳應箕也來了。
    朱慈炤感覺非常稀罕，一個退休首輔，一個現任閣臣，今天居然跑來藏書樓扎堆。
    宋應星其實身體還好，就是風濕病發作起來，疼得都沒法下床。開春之后，癥狀減輕，能夠自己拄著拐杖溜達。
    他辭職之后，沒有立即回江西，而是留在南京打算著書立說。
    吳應箕挨著宋應星坐下，朱慈炤親自沏來好茶，隨即站在旁邊聽他們說什么。
    吳應箕說：“昨日首揆一番話，令在下茅塞頓開。這經濟之學，核心似在‘貨幣’二字。”
    “經濟”這個詞語，古已有之，是經國濟民、經世濟民的簡稱。
    但趙瀚經常拿來別用，大臣們也漸漸習慣了，詞義漸漸轉為后世的經濟。
    宋應星說道：“自古以來，要論經濟學說，必屬《管子》為最。管仲講經濟權變，謂之三權。我青年時考察百工百業，壯年時為朝廷鑄幣生財，晚年時輔佐陛下梳理國政。平時與陛下交談，也頗多領悟。如今退休在家，再讀《管子》，又有新的體會。”
    “煩請賜教！”吳應箕拱手。
    宋應星說：“管仲之天權，自是指天時，水旱蝗雪疫，都會影響一國之經濟。地權則指物產，有耕地、礦山、樹林、湖泊。人權就有說法了，這也是經濟學的核心。”
    吳應箕說：“在下理解的人權，便是調劑與開閉。”
    調劑就是國家豐年儲糧、災年平劑。說白了，就是政府操縱商品和物價，以達到治理國家、削弱敵人、打擊奸商、穩定社會的目標。
    而開閉，可以理解為宏觀調控，鼓勵或限制某種商業行為，引導市場按照政府的設想來發展。
    這些內容，管仲講得很明白。
    宋應星說道：“世易時移，《管子》的經濟之法，放到如今有些已經過時，某些則講得有所缺漏。比之先秦，今時百業興旺，便是那偏遠鄉村，百姓也用錢幣購買貨物。還有地權之利，西班牙從那墨西哥，運來無數白銀到中國。墨西哥的地利，通過商業貿易，也能為中國所用。”
    吳應箕點頭道：“確實。”
    宋應星又說：“管仲理財治國，主張節用裕民。這自是對的，可他節用以禮、裕民以政。道理大致是對的，但需要稍微改一下。”
    “是要改改。”吳應箕說道。
    管仲的“裕民以政”，內容為：輕收農稅，平收商稅，限制商賈數量，謹慎征用徭役，保證農業生產。
    趙瀚的治國理念，跟這套法子大致相同。但沒有限制商賈數量，反而在鼓勵工商業發展。
    管仲的“節用以禮”，表面是講天子、諸侯、大夫該穿什么衣服，實際是在講國家的行政開支。不要設立不干事兒的官職，也不要亂封沒必要的爵位，宋明兩代明顯違背了管仲思想。宋代冗官一大堆，明代宗室一大窩。
    但管仲的有些方法，明顯已經過時。
    比如管仲說，政府可以親自下場做生意，必然搞得市場冷清。市場冷清了，商人就會變少，農業勞動力就充足。農業繁榮，國家稅收就不缺了。
    這明顯是因為當時生產力低下，所以必須保證農業勞動力，必須抑制商人群體的數量。
    突然，宋應星對朱慈炤說：“我曾讀過一本《盱江文集》，也不知這里有沒有，你去找一找看。”
    朱慈炤問：“這本《盱江文集》，是哪朝的書籍？”
    “宋代。”宋應星說。
    朱慈炤立即行動，很快就找到了，但已經被蛀得不成樣子。
    宋應星對吳應箕說：“此書有《富國策》。”
    吳應箕好奇翻閱，當場便讀起來。
    第一篇，講治國需要錢財，官員不要忌諱言利。第二篇，抑制土地兼并。第五篇，抑制僧道數量。第七篇，論述義倉制度。第三、第八篇，論述貨幣。第四、第六、第九、第十篇，論述工商業。
    作者李覯，在討論土地問題時，從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角度出發，認為土地兼并破壞了勞動力（農民）與生產資料（土地）的緊密結合。所以，肯定會阻礙農業生產。
    論述貨幣時，又談到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的問題，認為物價太高或太低都對百姓不利。另外，谷賤傷農，谷貴也會傷農。
    論述工商業時，把工商業從業者分為三類：富商巨賈、富裕工商業者、小手工業者和小商販。（李覯認為，從事奢侈品生產流通的工商業者是“游民”，應該進行打擊，讓他們去做正事。）
    “此真大儒也！”吳應箕看完之后感嘆。
    李覯當然是北宋大儒，曾鞏是他的學生，王安石是他的朋友。他能去太學教書，還是范仲淹多次推薦的。
    范仲淹新政，王安石變法，或多或少的，都受到李覯的一些經濟思想影響。
    宋應星說道：“我國自古著書立說，都高屋建瓴。我卻聽說欽天院那邊，采納歐洲學者的想法，反其道而行之。把一個大的東西，細分到不能再分，去研究這些小的細節。我們研究經濟學問，是否也可以這么做呢？”
    使節團從歐洲回來之后，帶回了笛卡爾的思想，欽天院對此一致贊同，如今已確立科學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宋應星是寫過《天工開物》的人，他本來就喜歡探究細節和過程。被欽天院的情況給提醒，便萌生了重新研究經濟學的想法。
    “如何細分？”吳應箕感覺無從下手。
    “貨幣！”
    宋應星說：“國用民生，士農工商，無非貨與幣而已。貨為實、為陽，幣為虛、為陰，虛實相合，陰陽交泰，才是完整的經濟。”
    吳應箕仔細思考，下意識點頭認同。
    “是否可以像研究物理、數學那樣，給這些經濟學術語也下定義？”宋應星說道，“貨物，貨是貨，物是物。先定義物，日月山川、鳥獸魚蟲、花木草石，隨處可見的都是物。”
    吳應箕說道：“物用于交換，便是貨！”
    宋應星卻說：“還不夠，物是死的，要有人才能交換。魚在水里，捕撈起來才能賣。鐵在山中，開采、熔煉才能賣。物要變成貨，還得需要人去勞動。只有勞動也不行，你抓魚自己吃，沒拿出去賣，那也不叫貨。所以貨的定義，是為了交易而出現的勞動物。”
    “善哉！”吳應箕拍手稱贊。
    突然，吳應箕對朱慈炤說：“請君取來筆墨。”
    朱慈炤跑得飛快，親自倒水研墨，還殷勤道：“兩位先生繼續說，晚輩來記錄。”
    吳應箕自己嘀咕道：“那幣該有哪些要素？它是用于換貨的，只要能換貨就行，不一定非得是金銀銅錢，早幾年云南有些地方還在用貝幣。”
    宋應星說：“幣，也是一種貨，因為它包含所有貨的要素。但它又跟尋常的貨不同，它是一種通貨，可以交換任何貨物。”
    吳應箕說：“貨有價，幣有值。貨與幣交換，必須價值相等，至少買賣雙方認為它們價值相等。所以，幣是一種等價貨，且是專門用于交易的等價通貨。”
    “可以這么定義，”宋應星扭頭說，“記下來。”
    朱慈炤連忙運筆，飛快記錄內容。
    宋應星說：“貨與幣，已經定義了。再來定義貨的幾個要素。貨是怎么來的？”
    “要有人，不對，是要有勞動者，或者說生產者，”吳應箕說道，“有了生產者還不夠，不能憑空把貨變出來，必須依托某些資源。比如采礦，得有礦山，又如種地，須有土地。這些東西叫什么？”
    宋應星說：“生產料。”
    “可以，”吳應箕說，“生產者，利用生產料，通過勞動變成貨物。這土地算不算貨？土地在前朝可以買賣，在新朝也能由朝廷租售給商人辦工廠，那它究竟是生產料還是貨物？”
    宋應星說：“用于交易時，土地是貨，用于生產時，土地是生產料。”
    兩人就坐在藏書樓的閱覽室，你一句我一句的捋。
    朱慈炤坐在旁邊，邊聽邊記。雖然有些能懂，有些又聽不懂，但他對此大感興趣，覺得寫有啥意思？研究經濟學才有意思呢。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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