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于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33]。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生，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譯文】
徐愛問：“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若以先生精一的教訓推演，此話似乎不妥當。”
先生說：“正是。心亦一個心，沒有夾雜人為因素的稱道心，夾雜人為因素的稱人心。人心若能守正即是道心，道心不能守正即是人心，并非人生有二心。程子說人心就是私欲，道心就是天理。如此好像把道心人心分離開來，但他的意思實際上是一體的。而朱熹認為道心為主，人心聽從于道心，則認為有兩個心了。天理私欲不能共存，哪有天理為主，私欲又聽命于天理的呢？”
十一
【原文】
愛問文中子[34]、韓退之[35]。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后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于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讠堯>；<；讠堯>；[36][náo]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37]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后，《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38]，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后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39]，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40]，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41]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為圣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42]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43]，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44]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45]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46]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47]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
愛曰：“圣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48]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49]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50]。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51]。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譯文】
徐愛請先生比較一下王通和韓愈。
先生說：“韓愈是文人中的英才；王通是一位賢能大儒。后人僅僅因為文章詩詞的緣故，就十分推崇韓愈，其實韓愈比王通差得遠。”
徐愛問道：“那么，王通怎么會有模擬經書這種錯誤的呢？”
先生說：“模擬經書恐怕也不能全部否定。你姑且說說后世儒學之士寫作的目的與模擬經書比起來有何區別？”
徐愛說：“后世儒者的編著不是沒有求名之意，但明道是最終目的；而模擬經書完全是為了求名。”
先生說：“著書講經以闡明圣道，仿效的又是什么呢？”
徐愛說：“仿效孔子刪述《六經》以闡明圣道。”
先生說：“既然如此，模擬經書不就是仿效孔子嗎？”
徐愛說：“編著須對道有所發明闡釋；模擬經書仿佛只是仿照經書的形式，大概于明道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