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王大珩（1915—2011）是我國著名的應用光學專家。他懷著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不拘束于實驗室和書齋，也是國家科技發展不可多得的戰略科學家。這是王大珩不同于一般科學家的獨特之處。
王大珩的一生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15—1948年，他出生和接受教育；清華大學和留學英國期間的學習和訓練，奠定了他一生從事科學事業的基礎。第二階段，1948—1983年，他回國后，先組建了大連大學應用物理系，再籌建了中國科學院儀器館。他領導該館發展為長春光機所，投身于國防光學，在中國光學事業發展中大展身手。第三階段是從1983年他調入北京到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工作以后，自此，他的工作范圍不再限于光學，而是立足于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整體發展，發揮了一個戰略科學家的作用。
在清華大學的學習經歷影響了王大珩的一生。清華培養了他對物理、光學專業的興趣。清華不僅教授了他知識，更教授了他做學問的方法。他重視實驗的科學觀念、嚴謹治學的優良學風在這一階段初步形成。
清華大學物理系在當時師資力量雄厚，聚集了當時國內頂尖的物理學家，如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薩本棟、趙忠堯等。物理系有較為完備的圖書和儀器，設有制造精密儀器的工場。王大珩在這里接受的是高質量高水平的教育。
清華物理系培養人才的方式是“重質不重量”。課程設置上既要學生學習物理學的基礎知識，還要學習必修或選修如微積分、化學、外國文（兩種）、社會科學等許多輔助課程。物理系教師總結西方教育的經驗，提倡實驗課與理論課并重。王大珩在葉企孫的指導下，學習安裝高分辨率的光譜學設備，并用它做了光譜線精細結構研究。吳有訓在實驗課上教會他掌握燒制玻璃的火候和吹玻璃的關鍵技術。清華大學有重視實驗操作的傳統，他形成了重視實驗教育的觀念。王大珩在科學研究中重視實驗，在培養人才時，始終注重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他非常欣賞能得出高質量實驗結果的人才。在重視實驗的理念下，他體會到，物理要解決實際應用問題，這也是他在大連大學提出應在物理系前面冠以“應用”二字的初衷。王大珩在清華大學深受大師們的熏陶，于己做人、做學問等方面謹守“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此外在清華物理系的學習經歷，也為他留學歸國后的事業發展積累了人脈。
王大珩是一位應用光學家，他的專業訓練是在英國完成的。
光學是物理學的分支，應用光學要解決實際應用問題顯得尤為重要。應用光學最顯著的特點便是用它來制造光學儀器，尤其是制造國防用光學儀器。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沒有自己的光學玻璃，沒有制造照相機、顯微鏡的技術，從事光學研究的人寥寥無幾，更談不上發展國防光學事業了。王大珩知道在當時國弱敵強的情況下加強國防的重要意義，更是明了學習應用光學的深刻意義。
1938年，王大珩考上了“中英庚款”留學生，來到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物理系學習應用光學。在英國，他進一步體會到做研究的方法。1941年他發表學術論文——《在有球差存在下的最佳焦點》，這是他在光學世界中發出的第一次有力聲響。1941年春天，他在謝菲爾德大學的玻璃技術系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但是，為了借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學習光學玻璃制造的“要害”技術，將來為祖國服務，1942年，王大珩放棄即將拿到的博士學位，在昌司玻璃公司當了一名物理實驗師。他在這里連續工作了5年多，成為英國最早研究稀土光學玻璃的人之一。他還取得英國的專利，并發展了V-棱鏡裝置，獲得英國科學儀器協會“第一屆青年儀器發展獎”。
1948年，王大珩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他先是參與創辦了大連大學應用物理系，后又投身于中國科學院儀器館的建設。他把在英國所學用在了祖國的建設中。當年從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儀器館，現在是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即長春光機所），作為中國重要的光學基地，在發展過程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長春光機所還分建或援建了一批重要的光學科研機構，推動了中國光學事業的擴大和發展。
王大珩是1999年國家授予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獲得者。盡管光學是發展“兩彈一星”不可缺少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王大珩和長春光機所，從“兩彈”需要的“高速攝影機”“150-1經緯儀”到發展衛星技術需要的“衛星相機”“太陽模擬器”，充分發揮了光學在探測、測量、觀察、記錄和通訊等方面的作用。王大珩或是提綱挈領，對科研任務策劃、布局；或是以自己的專業知識，指點科研工作的方向，提出合理建議；或是親率科技力量，投入到具體的研究任務中。他將光學發展和國家需要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在接受和完成一系列科研任務的同時，長春光機所的科研力量得以發展和壯大。
1983年王大珩來到北京，擔任中國科學院技術學部副主任、主任。這是中科院任用高級專家加強學術領導的重要舉措。就在他來到北京任職的那一年，黨中央正醞釀著對中科院進行體制調整。1984年1月召開的第五次學部委員大會取消了學部委員大會的決策權，隨后學部的主要職責定位于學術評議和咨詢，且以后者為主，學部的學術領導權被剝離。王大珩適應了這一前一后的巨大轉變，以國家科技事業的大局為重，積極為國家建言獻策。無論是“863計劃”，還是中國工程院的成立，以及呼吁發展“大飛機”，在這幾件大事上都能看到他的努力。他的行動詮釋了一名戰略科學家在為國家科學技術提供咨詢中發揮的重大作用。
2014年8月，在王大珩逝世三年后，中國科協開展了“王大珩院士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項目”。該項目圍繞王大珩的學術成長經歷進行了一系列的資料搜集，在此基礎上，對他的學術成長、學術特色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在早期調研中，筆者根據采集到的部分王大珩已發表的論文、著作，整理出本傳記附錄中的“王大珩主要論著目錄”。
在文獻調研階段，筆者注意到，目前已經出版的為人熟知的王大珩的傳記有馬曉麗著《光魂》，這部出版于1998年的傳記，以報告文學的體裁，描繪了王大珩的生平經歷。該著作內容豐富，撰述詳細，筆者在仔細閱讀后，了解到他一生的脈絡。相似文獻還有楊小武著《王大珩》，以及署名為王大珩的《七彩的分光》，進一步閱讀令筆者對王大珩的科學人生體會更加深刻。
除此之外，2005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王大珩》一書，收錄了王大珩《我的自述》與部分代表性論文，整理了王大珩的編年大事記，并登載了同事、學生對他的回憶文章。這部專著從不同角度詮釋了王大珩的科學工作，既有具體的事例，也有同行評述，對于王大珩的經歷有很高的研究參考價值。2011年出版的《光耀人生——王大珩學術思想與創新貢獻》，是為慶賀王大珩從事科學事業七十三年暨九十五華誕而出版的一本文集。該書按照光學、“863”計劃、中國工程院建立、空間科學、儀器儀表領域、計量領域、科技咨詢、高技術產業化、教育和交流等方面分類，選編了王大珩有代表性的論文。筆者由此厘清了思路。
在采集工作中，筆者查詢了中國科學院相關文書檔案，以及中國科學院檔案館館藏的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的相關檔案，并調閱了王大珩存于中國科學院人事局的個人檔案。檔案材料清晰而完整地勾勒了王大珩的學術活動、科研管理工作的軌跡。在長春光機所的檔案資料室里，筆者看到了他遺留下來的大量歷史資料，手稿、書信、著作、照片、題詞和錄像等資料存滿了兩個大立柜。堆積如山的材料令筆者感到：關于王大珩，可供研究的資料很多，但想要讀懂、參透真是任重而道遠！
隨著采集工作的展開，筆者深深感受到，從王大珩把自己在英國學到的科學技術帶回到祖國的那一刻，他個人的發展便和中國現代光學事業緊緊聯系在一起；到了晚年，王大珩的目光不局限于光學學科，他通過建言獻策，對中國科技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研究他的學術成長史對于研究中國現代科技發展，尤其是中國現代光學發展史，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采集資料過程中，筆者看到了王大珩與龔祖同、錢學森、嚴東生、顧功敘等學界名人往來的書信，其內容多為工作往來。信件反映出王大珩的學術交往、學術思考以及開展工作的情況。例如，1951年，龔祖同在寫給王大珩的信中，提到了他在上海考察光學玻璃制造一事，他二人在儀器館籌建時，便已考慮未來要在中國制造光學玻璃了；1973年，王大珩在寫給錢學森的信件中，呼吁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從事國防光學工作。此外，還有王大珩的部分工作筆記、手稿以及不同時期的歷史照片，這些都是十分珍貴的資料，對人物研究有輔助作用。
為了還原歷史真相，筆者對與王大珩相關的人物做了訪談，了解到與王大珩相關的歷史事件。在王大珩的家人那里，筆者知道了他的家庭譜系，獲知了他的生活趣事；王大珩在長春光機所的同事為筆者講述了他開展工作的情況，以及長春光機所的建設和發展歷程；通過王大珩的學生，筆者了解到他的學術傳承和學術風格。這些互動和交流，彌補了文獻的不足，為筆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線索。
在一系列的口述訪談中，筆者已采集到超過20小時的音、視頻資料，另有出版物10余件，電子照片400余件，舊有音、視頻10余件。不僅如此，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信息中心綜合檔案室的部分人員也參加了本采集項目，他們對保存于該單位的王大珩院士遺留資料展開了數字化采集工作，采集小組共獲得各類資料1000余件。本項目工作還將繼續進行，擬繼續采集與王大珩學術成長相關的各類資料，并做深入研究。
在前期調研和采集工作的基礎上，筆者撰寫了本傳記。
本傳記以時間為軸線，兼顧事件的發展。全書共有十七章，包括王大珩的家世（“膺東報國”），受教育經歷（“靈氣少年”“自強不息清華人”），光學事業初起步（“考庚款、赴英倫”“祖國在心中”），回國辦學的歷程（“投奔解放區”），在長春光機所工作（“光學搖籃安家長春”“光學基地已具規模”“國防光學創新篇”“布局光學新發展”），經歷“文化大革命”（“挫折與轉折”），關注中國科學事業發展、成長為戰略科學家（“沉甸甸的責任”、“戰略科學家的成長經歷”、“為‘863’計劃‘點火’再點撥”、“又一歷史性的功勛”、“要搞大飛機”和“歲月崢嶸”）。
本傳記第一章、第五章、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由葛能全撰寫，其余章節由胡曉菁撰寫。需要說明的是，葛能全先生愛護年輕人，多次堅拒署名，但他在本采集工作以及傳記撰寫中所做的貢獻巨大，如果沒有他的極力推動和幫助，本傳記也不能夠順利完成。
王大珩院士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科學精神依然鼓勵著中國光學界乃至整個科技界的英豪們奮發圖強、開拓進取、不斷為國奉獻。謹以此書獻給已離開我們的王大珩先生，紀念他在中國光學事業上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