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我在精神上跟不在眼前的識與不識的朋友們交談，已經成了習慣，所以我今天覺得需要對他們高聲傾吐一下。我決不能忘恩負義，不感謝他們對我的厚意。從我開始寫《約翰·克里斯朵夫》這個冗長的故事起，我就是為他們寫的，和他們一同寫的。他們鼓勵我，耐著性子陪著我，向我表示同情，使我感到溫暖。即使我能給他們多少好處，他們給我的可是更多，我的作品是我們的思想結合起來的果實。

我開始執筆的時候，根本不敢希望同情我們的人會超過一小群朋友：我的野心只限于蘇格拉底之家[19]。然而年復一年，我覺得好惡相同，痛苦相同的弟兄們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巴黎猶如在內地，在法國以內猶如在法國之外。這一點，在克里斯朵夫吐露了他的和我的衷曲，表示他瞧不起《節場》的那一卷出版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的著作所引起的回響，從來沒有像這一卷那樣迅速的，因為那不但是我的心聲，同時是我朋友們的心聲。他們很知道，《克里斯朵夫》不單是屬于我的，而且也是屬于他們的。我們把共同的靈魂大部分都灌輸給它了。

既然《克里斯朵夫》是屬于讀者的，我就應當向他們對這一卷有所解釋。如在《節場》中一樣，讀者在此找不到小說式的情節，而本書主人翁的生涯似乎也中途停頓了。

因此我得說明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形之下著手的。

我那時是孤獨的，像多少的法國人一樣，我在一個精神上跟我敵對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種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僭稱的優秀階級毒害的思想，我想對那個優秀階級說：“你撒謊，你并不代表法蘭西。”

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須有一個眼目清明、心靈純潔的主人翁——他又必須有相當高尚的靈魂才能有說話的權利，有相當雄壯的聲音才能讓人聽到他的，我很耐性地造成了這樣的一個主角。在我還沒決定開始動筆以前，這件作品在我心頭醞釀了十年，直到我把克里斯朵夫全部的行程認清楚了，克里斯朵夫才開始上路；《節場》中的某些篇章，《約翰·克里斯朵夫》全書最后的幾卷[20]，都是在《黎明》以前或同時寫的。在克里斯朵夫與奧里維身上反映出來的法國景象，自始就在本書中占著重要地位。所以，主人翁在人生的中途遇到一個高岡，一方面回顧一下才走過的山谷，一方面瞻望一番將要趲奔的前途的時候，希望讀者不要認為作品越出了范圍，而認為是一種預定的休止。

顯而易見，這最后幾卷（《節場》與《戶內》）跟全書其他的部分同樣不是小說，我從來沒有意思寫一部小說。那么這作品究竟是什么呢？是一首詩嗎？——你們何必要有一個名字呢？你們看到一個人，會問他是一部小說或一首詩嗎？我就是創造了一個人。一個人的生命決不能受一種文學形式的限制。它有它本身的規則。每個生命的方式是自然界一種力的方式。有些人的生命像沉靜的湖，有些像白云飄蕩的一望無極的天空，有些像豐腴富饒的平原，有些像斷斷續續的山峰。我覺得約翰·克里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條河；我在本書的最初幾頁就說過的。——而那條河在某些地段上似乎睡著了，只映出周圍的田野跟天色。但它照舊在那里流動，變化；有時這種表面上的靜止藏著一道湍急的急流，猛烈的氣勢要以后遇到阻礙的時候才會顯出來。這便是《約翰·克里斯朵夫》全書中這一卷的形象。等到這條河積聚了長時期的力量，把兩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后，它將繼續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進發，向我們大家歸宿的地方進發。

羅曼·羅蘭

一九〇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