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張浚的兒子，張栻當然也是秉持了主戰的思想，一開始就對明國充滿惡感。
    而張浚的直接死因雖然不是明國，但也是間接死在了明國手上，張栻不敢怨恨趙昚，只能怨恨明國，怨恨蘇詠霖。
    于是他懷著滿滿的惡意閱讀《洪武政論》，看后雖然也感到些許觸動，但很快就覺得他察覺到了蘇詠霖的邪惡用心。
    他一邊用儒家的思維模式解釋蘇詠霖的平民政治和平民路線，一邊認為這是因為蘇詠霖過于親近愚夫蠢婦們這些“小人”而造成的惡果。
    身為君王，不親近賢臣，居然親近小人，任用小人，這不是取死之道嗎？
    諸葛亮曾說過，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
    蘇詠霖連這個道理都不懂？諸葛武侯的話你都不懂？
    你怎么能親近那群渾身骯臟的泥腿子而不親近我們這些滿身飄香的賢臣？
    你怎么能任用他們做官而不任用我們做官？
    我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宰，我們才有統治的知識，我們才能治理國家，我們才能讓你蘇家天下傳承千秋萬代，這是我們的專業，不是那群愚夫蠢婦的能耐！
    你怎么敢無視我們？
    他一邊怒斥蘇詠霖，一邊又要宣傳明國的罪惡、輸出自己的主戰思想，宣揚大宋不能坐以待斃、必須要站起來奮斗，以免被蘇詠霖在被雷劈之前弄死。
    很顯然，張栻的目的達到了。
    孔府之會，很多名宿大儒都為他站臺，支持他的看法，鼓吹他的言論，公開宣稱蘇詠霖親小人遠賢臣，明國必然在不久之后徹底崩潰。
    而和暴秦一樣，明國在崩潰之前一樣會擁有強大的實力，一樣有滅六國的力量。
    所以在天罰明國使之覆亡之前，南宋必須要有足以自保的強大武力，這樣才能不被明國牽連，這樣才能守護中華文化最后的圣地。
    南宋的文人們終于找到了反駁蘇詠霖思想的王牌解釋法——用天人感應的思想解釋明國政權，解釋蘇詠霖此類思想的來源。
    蘇詠霖親近農民，政權也是農民化的政權，官員也都是一群大字不識幾個的泥腿子。
    而農民都是一群小人，目光短淺，胡作非為，好吃懶做，愚昧無知，什么都不會。
    依靠這樣一群人建立的明國，就算武力強盛，也一定是內部極其不穩定且虛弱的，肯定有大量的天災人禍。
    而蘇詠霖沒有“賢臣”輔佐，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眼看民不聊生國家動蕩，這才被逼無奈寫出了《洪武政論》來甩鍋給他們這群【國家棟梁】。
    蘇詠霖根本就不是為了宣揚什么自己政治理念，只是在為自己的失敗開脫罷了，順便轉移視線，以緩解內部矛盾。
    為了應對這樣的蘇詠霖，大宋必須要自強自重，一方面堅持對圣人的信仰，一方面要勸誡君王親賢臣遠小人，驅逐身邊的奸佞之徒，這樣才能確保大宋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如此，大宋就能徹底戰勝明國了。
    大宋最需要的，恰恰就是明國和蘇詠霖最不需要的。
    明國人暴殄天物，以泥腿子為寶，以儒者大賢為累贅，皇帝親小人，遠賢臣，這樣的國家怎么可能長久？
    明國固然興盛一時，也終究會因為那群泥腿子的拖累而覆亡。
    他們已經看到那個泥腿子國度的覆亡了！
    圣人之國大宋的凱歌正在奏響！
    洪武四年、隆興三年的八月初八，南宋的文化界在衢州孔府實現了他們的理論思想閉環，對內統一了內部思想，對外統一了外宣言論。
    他們確立了以天人感應思想對抗蘇詠霖的政論思想的基本策略，公開宣稱蘇詠霖身邊全是小人，所以才會寫出如此欺師滅祖之言論。
    而相對應的，南宋君王身邊也有小人，所以才會面臨危局。
    為了挽救國家危難，趙昚應該遠小人，親他們這群賢臣，營造一個眾正盈朝的局面，這樣上天就會降下福音給南宋，南宋就能獲得戰勝明國的力量了。
    所以只要趙昚親賢臣遠小人，那么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南宋！
    南宋儒學文化界自此有了自己的抵抗方法，面對明國強大的文化思想入侵，通過自我解釋，居然還就真的帶起了一波抵抗風潮。
    所有人統一思想，統一論調，從此以后對抗蘇詠霖的言論，就要用這一套解釋方法。
    明國，小人之國也！
    文化界人士進行大規模反抗獲得一定的成果的同時，南宋的官方也興起了一波抵抗浪潮。
    比起文化界人士的嘴炮行為，官僚們明顯更加清楚南宋的問題所在和蘇詠霖思想的可怕之處，也更加清楚明國的國力強大，所以相對于學者們的自我感覺良好，官僚們的反對浪潮更加現實一些。
    他們提出的建議是在封禁《洪武政論》傳播的同時，立刻開始訓練軍隊，厲兵秣馬，以隨時對抗明國可能到來的戰爭威脅。
    蘇詠霖對南宋的戰爭宣言已經毫不掩飾的送來了。
    這種全方位宣戰的模式還真是讓人感到吃驚，甚至讓人感到這是不可能的。
    但不管怎么說，南宋已經確定明國對他們就是懷著滅亡的想法了。
    蘇詠霖不裝了，明國也不裝了，這意味著統一戰爭近在眼前。
    那還等什么，趕快厲兵秣馬啊！
    再不厲兵秣馬強大軍隊，明軍南下的時候用頭對抗??？
    相對于蘇詠霖的思想威懾，官僚們更加恐懼于蘇詠霖的物理威懾。
    于是一大批原先的激進主戰派官員齊齊上書給朝廷，要求朝廷進行全面戰備，現在準備還不遲，要是等明國修好黃河之后再厲兵秣馬，那可就真的完蛋了。
    上書的有被貶為安慶知府的胡銓、被貶為廬州知州的陳康伯、被貶為和州知州的王大寶等等，以這些人為代表的被外放的主戰派官員大規模上書給朝廷，強烈彰顯自己的存在感。
    而在穩健保守派占據優勢的朝廷內部，也因為蘇詠霖不留余地的革命宣言而引發了大規模變質。
    看不到蘇詠霖實行懷柔政策的希望，他們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成為主戰派，拋棄對明國的一切幻想。
    左相葉義問和樞密使周麟之也全面站在了激進主戰派的立場上。
    他們一邊封禁蘇詠霖的書，一邊順應百官的請求，開始厲兵秣馬，準備作戰。
    大量官員紛紛上書給宰輔團隊和皇帝，提出建議，該怎么做怎么做之類的。
    然后紛紛表示當務之急除了封禁言論，最重要的就是厲兵秣馬。
    一些和軍事八竿子打不到一塊的小官也紛紛上表，提出自己的建議。
    比如家鄉淪陷在農民軍勢力范圍之內的負責財政工作的吉州官員楊萬里便上表，稱明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看似強大，實則危如累卵，南宋若要對抗明國，唯有“穩”一策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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