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濟院的存在是蘇詠霖對于全體國民付出的一種回饋，也是對民族傳統美德一種繼承。
    比起歷朝歷代形式大于內容的救濟手段，蘇詠霖設下的救濟院更接近于蔡京的理想。
    當年蔡京是真金白銀大手筆花錢，給國民搞兜底福利，福利項目之寬廣深遠曠古爍今，支出財政之龐大弄得統治階級無法忍受，最后將他罷黜拋棄，使他身敗名裂。
    雖然他的理想破滅了，儒家門徒們對大同社會的最后一次努力嘗試也失敗了，但是蘇詠霖將其理想中的光輝繼承下來了。
    洪武三年開始，他就開始下令建設救濟院。
    到洪武十一年年底，大明每一個縣都設下一所綜合救濟院，屬當地復興會組織監管。
    另外救濟院雖有專人管理處置，但該縣內一切復興會員不分職務高低，皆有擔任志愿者服務于救濟院的義務，每年都有義務指標。
    救濟院專門針對鰥寡孤獨者和無人照拂的孤幼兒童，將一縣范圍內的鰥寡孤獨者和孤幼兒童統計出來，納入福利覆蓋范圍內。
    生活不能自理的鰥寡孤獨老者和孤幼兒童會被接到綜合救濟院里面由國家財政出資贍養。
    老者會贍養到壽終，孤幼兒童不單會養育他們成人，也會安排他們入學讀書，學習技能。
    財政部和復興會監察部每年都會派人巡查全國各地的救濟院，核實當地救濟院的賬目。
    為避免全國各地救濟院成為樣子、門面工程，蘇詠霖還囑咐各地天網軍專門分出一部分精力針對救濟院，但凡有發現不法者，立刻上報。
    敢有利用救濟院物資、現金流牟利者，視為重罪，嚴懲不貸。
    當時有些官員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會給朝廷財政帶來巨大的負擔，且贍養鰥寡孤獨從來不是朝廷該做的事情，歷朝歷代都沒有什么實質性舉動。
    蘇詠霖反駁了這種看法，一力堅持推動救濟院的建立，隨后的事實證明，這一部分財政支出遠沒有預想中的那么龐大。
    在其他各項政策跟得上的前提下，全國各地其實并沒有那么多鰥寡孤獨者需要贍養。
    原因就是大家都有土地，有工作，人身安全有保障，人均壽命有了長足進步，一個普通農家家破人亡的概率被蘇詠霖竭盡全力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
    沒有土地兼并，就沒有那么多家破人亡。
    沒有那么多家破人亡，也就沒有那么多鰥寡孤獨。
    沒有那么多鰥寡孤獨，救濟院的財政支出壓力也就沒有那么大，一個縣域之內的鰥寡孤獨者遠遠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數量。
    這屬于一個正向循環。
    封建王朝那是作繭自縛。
    他們原本是毫不關心農民的，但是當青天大老爺把一份包裝良好的數據拿來給他們看，讓他們看看農民到底有多慘的時候，他們便彎下眼角，做出要流淚的樣子。
    然后他們大力宣揚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的理想，給自己蓋一層遮羞布，讓自己看上去顯得光芒萬丈，好增加自己的統治合法性。
    但是又如狗改不了吃屎一般，他們實在是不能壓抑自己的欲望，無法拿出他們搶到手的利益給到窮人去改善他們的生活。
    窮人如果都能喝酒吃肉，他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于是他們一邊男盜女娼厚顏無恥，一邊竭盡全力給人家整破產，鬧出那么多鰥寡孤獨者，以至于蔡京稍微良心一點，朝廷財政就受不了了。
    《控衛在此》
    那是不可持續的惡性循環。
    所以封建社會本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福利政策，即使偶爾出現，也不過是曇花一現，終究流于形式。
    這種情況在大明不會重現，蘇詠霖不會允許。
    眼下看著李伯得到了妥善的照拂，看著他家里那些毫無水分的柴油米面，蘇詠霖滿意的點了點頭。
    臨走之前，蘇詠霖跟著李伯去了前未婚妻一家的陵墓焚香祭拜，聊表心意。
    那位前未婚妻在蘇詠霖的記憶中是個非常典型的大家閨秀。
    就是那種有學識但不完全有學識的傳統女性，讀書只讀《女戒》之類的女德文章，從小到大都被教導要三從四德，在家從父出嫁從夫之類的知識學的滿滿當當。
    要說她是個文化人，倒也的確是個文化人，識文斷字能夠讀寫，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是文化人，但是更多的就沒有了。
    剩下來最擅長的就是女紅，還有一些做飯的手藝，完全就是朝著賢妻良母的典范去培養的。
    這類人家的姑娘從出生下來就在努力朝著做好妻子這個任務而不斷奮斗，一生只為這一件事情。
    蘇詠霖與她打過幾次照面，知道這是個溫婉可人的姑娘，也曾想過與她白頭偕老，只可惜終究沒能成真。
    兩家曾經也非常友好，若非天意不可違，蘇詠霖也會早早結婚，就算要鬧革命，也會帶著他們家人一起北上。
    要是那樣的話，今時今日也就大不相同了。
    將幾柱香插在了墓碑前的香爐中，蘇詠霖默默行禮，寄托哀思。
    祭拜結束之后，蘇詠霖和李伯告別，他讓蘇長生給李伯留了一個地址，讓李伯有什么困難無法在定海解決的，就寫信送給蘇長生，由蘇長生負責解決這個問題。
    李伯垂淚拜謝。
    蘇詠霖與李伯告別之后，前往碼頭準備離開定海，返回中都。
    定海港碼頭上，蘇長生做東，請蘇詠霖在一家碼頭邊上的漁夫菜館里吃一頓踐行飯，吃的都是樸實無華的海魚、貝類和蟹類，價格不貴，很實惠，味道簡單，但也非常香。
    吃飽喝足，蘇詠霖和蘇勇登上了提前準備好的船只，揚帆起航，向碼頭上的蘇長生告別。
    洪武十二年六月初一，蘇詠霖順利抵達天津港，六月初二，蘇詠霖返回中都。
    返回中都之后，蘇詠霖第一時間召開了九人小組會議，將這段時間內中都發生的事情和他們處理的事情做個匯報總結會議，他自己也山東河南等地發生的事情通報一下。
    會議從中午開到深夜，大家談了很多事情。
    蘇詠霖尤其注重談起的一件事情就是關于宣傳口的事情，他將自己的建議交代了出來，也就是從即日起，宣傳口調整口徑，把傳統的宣傳他一個人的模式轉變為九人小組的集體宣傳。
    “此番南下，我最為深刻的感受就是經年累月的宣傳之下，民眾都知道我，了解我，相信我，我很高興，但是我很快就發現，他們只知道我，只了解我，只相信我。
    過去，這沒什么問題，因為我是皇帝，是大明唯一的領袖，但是很快，咱們的大明就不是帝國了，領導人也不再僅僅只是我一個人，所以宣傳不能再對著我一個人宣傳。
    試想一下，如果這一次的危機是在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到了宣傳的前提下發生的，還會釀成如此慘痛的結局嗎？還會有人為此犧牲性命嗎？百姓還會因為僅僅只相信我而被挑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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