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栻所說的倒也不是什么客套話。
    他的計劃之所以可以成功發動，除了臨安城外明軍的壓力過大之外，也有著城內流言的快速傳播之功，那些隱藏在臨安城內各行各業各處的天網軍密探們為這場政變行動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當然了，最重要的還是張栻，他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功屬于他,這是沒有爭議的事情。
    隨后兩人一起坐了下來，就這一次的事情做了一番交談。
    對于蘇長生來說，張栻的加入還真是一件很讓他感到意外的事情，因為以張栻的身份地位還有他在南宋學術界思想界的地位，他一開始是無法想象張栻會愿意加入復興會組織的。
    但是事實就是張栻不僅加入了，還是主動加入的。
    長沙作為岳麓書院所在地,從北宋中前期開始就是整個宋朝很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之一,很多文人墨客儒學學士都和岳麓書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張栻雖然作為名臣張浚的兒子，但是他之所以能在岳麓書院主持工作,的確是有他自己的本事。
    事實上張栻在理學方面的功底是相當深厚的，他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的指導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對岳麓書院重建之后的振興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是他最為人所知的成就并不是辦學的成就，而是以他為首，在《洪武政論》大規模進入南宋并且造成巨大思想影響之后，岳麓書院的師生們“勇敢”的站了出來，對《洪武政論》進行了猛烈抨擊。
    當時，隨著明國國力的強大和對南宋造成的壓力，南宋思想文化界遭到了猛烈沖擊，相當多數量的士子們在殘酷的現實之下對自己的所學產生了懷疑。
    為什么蘇詠霖如此狂悖之言可以使明國興盛，而自持儒門正統的南宋卻在兩國爭鋒之中屢屢落敗呢？
    這種巨大的反差極大地沖擊了部分儒門士子的思想,使得他們開始深入研究《洪武政論》，并且對南宋的官方思想產生懷疑。
    而當這種懷疑逐漸擴大范圍的時候，張栻和岳麓書院站了出來。
    他們對《洪武政論》展開猛烈抨擊，將其中的“狂悖之言”拿出來逐條辯駁、批判，并且召開數次討論大會,堅持要把《洪武政論》里的“狂悖之言”批倒。
    于是張栻便深受極其反感明國意識形態的保守派理學家們的欣賞，而他們也是在南宋政壇執掌權力的人們的代表，于是張栻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稱贊，甚至得到了臨安中央的夸贊。
    以至于后來張栻帶著岳麓書院的學子們潤臨安的時候還得到了趙昚的特別優待，給了他一個不錯的職位和一份優厚的俸祿。
    然而誰都沒有想到的是，張栻是復興會員。
    張栻不是最早觀看《洪武政論》的人，《洪武政論》傳播進入南宋的時候，他對此尚且不在意。
    之后他的一些學生在書院里偷偷摸摸的看這本書并且進行一些私下的討論的時候，他得知了這本書的存在，并且自己也偷偷的看了起來。
    越是深入研究理學，越是通過父親和自己的經歷深入了解南宋官場，在閱讀了《洪武政論》之后，對他造成的思想沖擊就越大。
    儒門學說之中那些言之鑿鑿的真善美大道理在實際實踐的時候所產生的反差感，張栻算是了解的非常深的一批人之一。
    他自己就是士大夫群體當中的一員，所以對這個群體當中的內部情況，他再了解不過了。谷谿
    所以當他閱讀了《洪武政論》并且通過一些去過明國的朋友了解到明國真實發生的事情之后，才極為驚訝且絕望的發現南宋相對于明國的落后是全方位的。
    各種意義上的腐朽和落后，再加上一群偽善小人從中作祟,把持權力,戕害天下,南宋能打過明國就奇了怪了。
    當時,張栻還是抱著一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想法，想著從洪武政論當中找到一些救國的方法，然后總結一下，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總結一套新政，然后上表給趙昚，請求實施新政以對抗明國日益增長的國力。
    但是當他把這個想法和他在官場上的一些朋友交流之后，朋友們紛紛勸他不要這樣做，因為《洪武政論》已經被南宋官方定性為是歪理邪說了，不管怎么樣，南宋都會堅決抵制。
    張栻對此感到不滿，認為這是一葉障目，明國之所以強大，和《洪武政論》里的內容一定有關系，為什么要掩耳盜鈴呢？
    官場上的朋友勸說張栻讓他冷靜一點，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上面對此十分反感，所以他們最好還是當做什么都不知道比較好。
    張栻無奈，只能生悶氣，然后自顧自的抱著《洪武政論》研究，研究來研究去，在某一天他忽然意識到《洪武政論》和儒學之間是存在一些共通性的。
    雙方對于道德，對于人類真善美品質的追求是一致的，且同樣追求一個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
    大同社會，是儒家學士們從古至今的最高理想追求，是絕對的政治正確，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在現實實踐中，儒門學士們沒有實現大同社會的行動和主觀意向，反而墮入奢侈和腐敗之中，自甘墮落，背離圣人道德，將所學的一切拋諸腦后，全力追求金錢、權力、女人。
    這種社會現實情況讓張栻大為悲痛、不滿。
    而當他閱讀到了《洪武政論》并且了解到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他意識到明國正在追求和建設的與儒家的至高理想大同社會其實是一致的。
    沒有壓迫和剝削，沒有巨大的貧富差距，沒有人上人和牛馬之間的矛盾，所有的一切都坦誠相待。
    官民之間、軍民之間的矛盾幾乎一掃而空，大家都在朝著建設美好家園而奮力拼搏，勁往一處使。
    對于那些貪污腐敗欺壓百姓的混賬東西，明國主張革命，主張清算，全面消除他們的罪惡，將他們的一切按照一定的標準分配給農民，使得耕者有其田，輕徭薄賦，廢除不合理的苛捐雜稅，降低農稅稅率，保護農民的利益。
    這些是南宋的儒家傳人們口頭上所追求而在現實中忽略不計的。
    他們嘴巴里喊著重視農業生產重視農民，實際上卻是極盡壓迫剝削之能事。
    然而這些事情卻由政治口號上反對儒學、批判儒學的明國人所堅持，并且竭力實現。
    儒家的傳人們放棄的歷史使命，被一群批判儒家的“異教徒”們堅持執行，并且初露崢嶸。
    這是什么諷刺的真相？
    隨著張栻對這些真相的了解越來越多，他的思想動搖也就越來越劇烈，他就越來越意識到蘇詠霖在《洪武政論》當中所闡述的一些思想道理的真實性和正確性。
    在沒有異端思想挑戰的情況下，儒學自己發生了異變，自己成為了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后的掘墓人，儒士們放棄了自己曾經得以在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的真正武器——基層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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