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北國，空曠、遼闊。朔風在原野間呼嘯，經霜的樹葉，在這寒風中猝然脫落，在干燥的沙磧地面上旋轉、飛舞著。
    唐康騎在馬上，舉目四望，目力所及之內，除了他身后綿延逶迤的使團，以及周圍護送的契丹軍隊，整個天地之間，竟似渺無人煙一般。只有幾只烏鴉落在遠處河邊的幾棵楊樹上，張開翅膀，凄涼的叫著――雖然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北方度過，但對唐康而言，這種黑色的大鳥，始終是不詳的象征，這一點上，顯示著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而這更讓唐康心里泛起一種蒼涼的感覺。
    再走二十里，便是廣平甸――契丹皇帝冬捺缽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終無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維。作為一個積極推廣漢化，銳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浚進一步強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為行政首都的地位，但是，這個皇帝卻始終未能徹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帶著自己的朝廷到處亂轉。這樣的統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為主之時，或許還并無不可；然而，在耶律浚的銳意變革之后，遼國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縣人口越來越多，此時還搞什么“四時捺缽”，就顯得有點食古不化了。
    當然，這只是契丹的內政。耶律浚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國家，唐康只會幸災樂禍，絕不會有半點的同情與擔心。只是契丹的這種制度，對于各國的使臣來說，同樣也是一種折磨。在各國流行互派常駐使臣的今日，耶律浚的四時捺缽，亦意味著各國的駐遼使臣也必須每年跟著他亂跑。而對于唐康這樣的特使來說，則意味著他必須在寒風凜冽的季節，鞍馬勞頓，跑到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去拜會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里咒罵著。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種興奮。
    這一年是大遼太平中興十一年，大宋紹圣六年。時方三十六歲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績優異，累遷至武經閣侍讀、樞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遼，乃是為了與遼國談判，修改或終止由如今的兵部尚書章敦在六年前與遼國簽訂的“互市條約”。
    熙寧十八年簽訂的那份條約，原本應當在去年五年到期后就終止，但宋遼雙方談判沒有結果，左丞相司馬光顧及兩朝交好，又做出妥協，令此議延長了一年。然此事卻在宋朝朝野招致極大的不滿，更鬧出不少風波，迫于壓力，兩府終于決定，無論如何，都必須修改或終止條約。這才差唐康為特使，出使遼國，向耶律浚表示誠意，并妥為解釋。
    妥為解釋！
    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著。
    到底，這不過是司馬光的一廂情愿罷了。自從紹圣三年，太皇太后下旨改左右仆射為左右丞相后，七十多歲的左丞相司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來越保守，越來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紹圣三年，上表請求召回呂公著，但呂公著回京時，已是口齒不清，不到一個月，便老死于府中。然后，他又請求召回文彥博，但文彥博堅拒不允，反而請求致仕，最后以太師、加兩鎮節度使致仕，隱居于洛陽。
    僅以此一事，唐康便覺司馬光不及文彥博多矣。
    這并非是因為唐康是文家的孫女婿，所以偏袒文彥博。便以與遼國互市條約之事來說，六年前簽訂此約，或屬迫不得已，然至紹圣六年，大宋朝早已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時的困境。
    先是紹圣元年，宋夏議和。石越與司馬光一道，頂著國內反對者的壓力，遣蔡卞出使夏國，在黑水城與李秉常議定盟約，宋朝以允許秉常每年遣使祭祖、**愿意西遷的黨項貴人、開換互市、重新冊封李秉常為西夏國王、同意兩國互駐使節一共五項讓步，換取秉常向宋稱臣并采用宋朝年號。紹圣二年，王安禮與李憲又奉旨與西夏議定邊界，雙方并口頭承諾，秉常不再東向圖謀西夏故地，而宋朝則默認秉常兼并西域之行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經營西域，再無東顧之憂。而宋朝在全面收縮之戰略下，也樂得換取西北邊境之安寧，從此可以著力消化收復的河西之地，進一步鞏固在河西的統治。
    這一策略效果顯著，雖然有情報顯示，在紹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龜茲，并且數度大破黑汗，眼見著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遷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復了年號。但是，這幾年來，宋夏邊境，卻是的的確確做到了和平相處。而其直接的結果，便是兩國互市規模不斷擴大，宋朝從河西至橫山、河湟，戶口滋衍，府庫充盈，阡陌相連，羊牛成群。而宋軍大量轉為屯田軍，不僅極大減輕了朝廷的財政負擔，連帶著讓陜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亂以后難得的休養生息時間。紹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橫山、河湟、河西諸地，做了一件曠古絕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僧道，在這些地區大做法事，超度死于戰爭的亡魂――這倒并非沒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替各蕃部醫治人畜，朝廷并為此撥出三十萬貫緡錢，購買草藥，賜予諸部落。
    石越此舉，固然顯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關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間接展示了宋朝的財政狀況是怎么樣的良好。
    的確，時至今時今日，汴京的物價，仍然未能恢復到七八年以前的水準，但自熙寧十八年發行鹽債開始，盡管圍繞鹽債之事，爭議不斷，甚至偶有緊張之局面，但得到司馬光與王安石支持的鹽債，畢竟得以順利發行，朝廷得此巨額資金，不僅可以為交鈔、錢莊存款提供擔保，而且還幫助朝廷度過了財政困難之時期。
    在交鈔與錢莊穩定之后，盡管很快海外之凌州與金州又發生了戰爭，但原本預期將慘淡經營的海商與東南作坊，卻也因為封建，獲得了新的機會。自熙寧十八年開始，每年都有不同數量的宗室之藩，他們在汴京與杭州大量變賣資產，以購買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與勞動力，大宋朝一百余年來宗室的財富積累，在幾年之內，幾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場，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與杭州的交易活躍繁榮，由此帶動的一個個地區、行業的繁榮，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國后，為籌措最初的資金，諸侯們更是不惜大量的出賣利益，從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務關稅，到開放礦山，更有甚者甚至雇傭武伴當為傭兵，替他們征服夷人，然后諸侯與傭兵們坐地分成，分享賦稅
    海商們在諸侯國或身居要職，或與諸侯們分庭抗禮，但多數人仍然甘愿當宋朝的臣民，他們也給宋朝朝廷帶來了可觀的稅收。紹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務關稅、海外商品禁榷專賣兩項收入上，便超過了一千萬貫緡錢。而這，還是在宋輦交惡，東西商路幾近斷絕的情況下取得的。
    東南諸路更趨繁榮，不僅兩浙、福建諸路遠勝舊觀，湖廣四路的戶口、墾田數、糧食產量、稅收，更是逐年增長。而益州路歷五六年之休養，亦已漸漸恢復元氣。在劃定蜀幣區、禁軍大舉北撤后，益州物價漸漸平穩，此后五年間，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著紙幣，至紹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來反比以往作為鐵錢區時更加樂觀。雖然朝廷仍未開放蜀幣與交鈔之兌換，人們出入益州，攜帶錢鈔無用，只能帶貨物或者黃白之物，但這與以往實施鐵錢區時一樣，貨幣的不能通用，反倒促進了益州與外界的貿易。而蜀幣作為鐵錢所沒有的優點是，發行蜀幣成本遠遠低于鐵錢，而鐵錢易于盜鑄，攜帶不便，蜀幣則反而盜印不易，攜帶方便。五年時間，不僅益州軍民早已接受蜀幣，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貫蜀幣甚至能換到一貫二十文的交鈔。也就是說，在實際上，蜀幣比交鈔更值錢。
    的確，益州的自我恢復能力是驚人的。只須朝廷安分下來，百姓就會扛起鋤頭，自己養活自己。陳元鳳在益州，只花了不到兩年時間，剿撫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盜賊，并因此升任轉運副使。
    叛亂的西南夷在幾次主動出擊騷擾皆被王厚、慕容謙擊敗后，很快便不敢再挑釁宋朝。眼見著一兩年間宋朝都未來征討，這些叛亂的部落順理成章的又重新開始了互相之間的仇殺，在陳元鳳、王厚、慕容謙、何畏之的暗中挑撥、收買、分化之下，三四年間，這些部族要么重新歸附宋朝，要么早已將項上人頭，懸在了戎州的城門之上。
    紹圣五年，陳元鳳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狀，請求朝廷允許他發益州之兵，清算當年西南夷叛亂時的領頭部落，乃至要懲戒后來曾經接納過某幾個部族投附的大理國。
    在司馬光做主的政事堂，這份奏狀當然不可能被采納。為了怕陳元鳳惹是生非，司馬光干脆將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歷練”為名，升任河北路學政使。
    紹圣五年的司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馬光。無論他做什么事，兩府都沒有人會反對。
    在這一年，朝廷如約贖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鹽債，沒有一文錢的拖欠。舊黨中與司馬光漸漸疏遠的那群人，雖然也有極少數的人，將此視為自己持續五年抗爭的勝利，宣稱朝廷只是勉強做了件理所應當的事，但大多數人，要么沉默不語，閉上了嘴巴，要么公開轉變態度，贊揚司馬光。
    仿佛這全是司馬君實的功勞！唐康在心里面憤憤不平的想道。仿佛這全是司馬君實的功勞！
    其實誰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東南之鹽債、封建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舊黨們記不起遠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將石越的功績視為理所當然，在他們看來，這一切的關鍵，全在于當初司馬光堅定的支持了石越。
    世間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誕可笑。
    所以，這一年，司馬光的威望達到了頂點。
    但紹圣五年的司馬光，亦是暮氣沉沉的司馬光。
    這位七十多歲的司馬相公，已經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務，幾乎全部是由石越與范純仁主持。而這位左丞相所做的事情，則是拒絕了陳元鳳清算西南夷逆首的奏狀，駁回了文煥、薛奕請求西征注輦國的奏狀，默認了李秉常在高昌恢復年號，委曲求全的繼續執行與契丹這份早應終止的條約！
    他支持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再發行五百萬緡新債券，用來籌措資金，修復陜西的灌溉水道。紹圣五年，朝廷國庫倒并不缺錢，只不過石越與兩府皆認為國庫里應當多留一點積蓄，以備不時之需，而直到那時候，在究竟應當繼續回收交鈔，還是可以適當再發行一些交鈔之間，兩府依然拿不定主意。這一點上，每個人都是驚弓之鳥，不管食貨社提出多少理論，太府寺怎么進諫，甚至連石越都固執的認為，在國庫儲備的金銀銅與發行的交鈔最少達到一比三之前，絕對不宜再發行交鈔。司馬光顯然也持這種心理，于是。發行適度的債券，反而更加容易得到兩府的支持。
    總而言之，司馬光依然抱著他熙寧十八年所定下的策略，不肯做出任何改變。只要沒有人來侵犯大宋，他便不希望興起一絲半點的邊事，無論那對宋朝有利還是無益；只要財政不出問題，他便希望將當前的政策繼續維持下去，最好不要有任何新的冒險政策出現
    但是，司馬光甘心如此，可并不代表這個國家甘心如此！
    這不是一個安靜的時代。
    亦不是一個屬于七十多歲的老人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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