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雖多難，亦能興邦。
    然而石越與司馬光，在熙寧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時候，并不知道次日會接到什么樣的報告。面臨著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勵精圖治的成果的危機，石越與司馬光前所未有的赤誠相見。司馬光許諾全力石越的危機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馬光全面戰(zhàn)略收縮的建議。
    為了打消司馬光的疑慮，石越痛快的接受了司馬光提出來的三項主張：節(jié)省朝廷開支，立即結束對西南夷的用兵，與西夏議和。后兩項主張在本質上，其實也是為了節(jié)流。
    石越知道，在司馬光心里，解決財政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永遠都是裁減一切不必要的開支。盡管司馬光已經(jīng)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變的一面，但他同樣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維定勢，幾乎是不可能改變的。
    無論如何不能忘記，司馬光已經(jīng)六十七歲了。
    他必須盡可能地安撫司馬光，以盡可能避免在將來的某一天，司馬光突然出現(xiàn)動搖。而且，適當?shù)膽?zhàn)略收縮，在石越看來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司馬光主動提出接納西夏使者，與西夏議和，更是中石越下懷。石越在取得戰(zhàn)略優(yōu)勢后，并無對西夏趕盡殺絕的想法。而宋朝卻在靈夏地區(qū)駐扎了太多的軍隊，使得軍費開支一直居高不下，倘若能與西夏議和，便可以減少在靈夏地區(qū)的駐軍，化兵為農(nóng)，裁減西北軍隊數(shù)量可以說，只有實現(xiàn)這一點，當年與西夏戰(zhàn)爭的目的，才算是徹底達到了。宋朝財政狀況可以因此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轉。
    司馬光提出的嚴禁邊將生釁，減緩兩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進度，加快廂軍屯田與裁汰廂軍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夠接受的。
    但是司馬光對益州，尤其是對西南夷的態(tài)度，卻讓石越心里感到不舒服。
    司馬光一面堅持鎮(zhèn)壓陳三娘之亂，但在西南夷的態(tài)度上，卻出現(xiàn)了大動搖。他要求果斷結束對西南夷的戰(zhàn)爭——這個主張，背棄了此前王、馬、石三人達成的先取得軍事勝利再體面議和、結束戰(zhàn)爭這一共識。司馬光并非不明白在軍事勝利后再謀求妥協(xié)是正確的，但交鈔危機爆發(fā)、擴大，卻還是讓司馬光改變了態(tài)度。
    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開支。
    石越知道司馬光素來立場鮮明地反對勞民傷財?shù)拈_疆拓土。在司馬光眼里，大宋現(xiàn)有的疆域足夠大了，民眾的賦稅也足夠重了。任何戰(zhàn)爭，除非有足夠的勝算，并且有顯而易見的長遠好處，否則，司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對的。如果說司馬光認為“利不百，不變法”，那么在司馬光看來，便是“利不萬，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來就有強烈的將戰(zhàn)爭主要視為一筆經(jīng)濟賬的傾向。甚至早在鹽鐵會議之前，追溯到漢武帝時期儒生第一次對政治發(fā)生直接影響的時代，他們就已經(jīng)異常鮮明地表露出了這樣的傾向。從漢武帝時代的儒生們開始，一直到魏徵，為了彌補對外戰(zhàn)爭帶來的經(jīng)濟損失，不斷有人主張將異族的俘虜變?yōu)闈h人的奴隸——而在國內議題上，儒生們一千多年來，卻始終都可以被視為“廢奴者”。
    這種刺目的矛盾或者說是雙重標準，格外彰顯了入勝悶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點。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將國內的民生問題至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夠理解司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問題，在司馬光那里不是原則性的。在他認為必要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的放棄那里，以節(jié)省大筆的開支。
    甚至連一個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為這對于司馬光來說，這是一道輕重之別非常明顯的選擇題。只要結束在益州路的軍費開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兩萬萬貫緡錢，四五年內，他也能有辦法連本帶利還清這筆債。那筆總額將高達兩萬萬貫的鹽債，在司馬光心里，實是產(chǎn)生了很大的壓力。
    但對于石越來說，他腦子里的觀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司馬光心中，那里可能不算是“中國本土”，而只是“化外之地”，是可以拋棄的；但在石越心中，那里毫無疑問就是“中國本土”！這道選擇題對他來說，沒那么容易取舍。
    所以，十月不動聲色地答應司馬光，他將與他一道說服皇帝與兩府，“盡快”結束對西南夷用兵。一定要搶在說服皇帝之前，督促王厚與慕容謙盡快出兵進剿。
    當天一回到府上，石越就立刻修書一封，派人五百里加急，送往王厚慕容謙軍中。一面又籌劃著要盡快與曾布等人商議發(fā)行“鹽債”的細節(jié)。
    然而，一月三日從遼國傳回來的急報，卻給了石越與司馬光當頭一擊。
    職方館河北房偵知，大約從去年十二月十日起，遼軍開始大規(guī)模地向西京道與南京道集結！職方館的細作更言之鑿鑿地說，遼軍還在南京道集結了十門以上的火炮！而種建中調閱陜西房的情報后，赫然發(fā)現(xiàn)遼國名將耶律信在熙寧十七年十一月，已經(jīng)離開河套，前往大同府。更往前，陜西房的細作還偵知，熙寧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軍中竟有遼使隨行。
    種種跡象顯示，遼國將有大規(guī)模的傭兵，而兵力集結于南京，西京兩道，目標所指，不言自明！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這天，宮中又傳來壞消息，皇帝一度出現(xiàn)昏迷。
    兩府宰執(zhí)們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內，新年才剛剛過了，但宰執(zhí)們都已經(jīng)感覺得到，最寒冷的日子終于到了。
    “此時暫時不能公開。”司馬光并不是在和眾人商量，而更像是在頒布命令，“先選一批可靠的使者，晝夜兼程，前往兩北各鎮(zhèn)，令諸守牧將帥暗中加以戒備。禁軍立即以演習的名義，取消休假！還有，派人快馬去杭州，告訴秦觀立即將細節(jié)談妥，無論他用什么法子，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必須出現(xiàn)在開京！”
    司馬光的態(tài)度，令石越大感驚訝，亦讓他感到振奮。他從未想過，在關鍵時刻，司馬光竟會有如此魄力，敢于直接向兩府的宰執(zhí)下達命令。要知道，在座的宰執(zhí)中，還有王安石。他看了一眼王安石，發(fā)現(xiàn)王安石竟沒有表露出任何不快之意。這不禁又讓石越對王安石刮目相看。
    “若有必要，我可以找個借口，親往大名府。”石越本不愿意此時離開汴京，但如果遼國果真想要南侵，那么他就必須親自去一趟河北，才能放心。
    “暫時尚無此必要。”石越發(fā)現(xiàn)正在記錄會議內容的李清臣忽然停下筆來，驚訝地抬頭看了司馬光和自己一眼，或者，李清臣原本以為能讓石越出外，司馬光應當會順水推舟。
    卻聽司馬光又說道：“契丹部族分散，其果真大舉南侵，從聚集軍隊到出兵犯境，只有至少要兩三個月。子明此時當留在朝中，不必如此著急去河北。郭公，此事須得勞煩足下跑一趟，去大名府巡視諸城寨修建進展，檢閱河北進軍訓練。”
    郭逵為難的看了韓維一眼。樞密副使郭逵并不是司馬光的下屬，但司馬光的語氣，卻讓他一時無法拒絕，但他也不敢答應司馬光，盡管他心里面或許更盼望著與遼軍打一仗。
    “某去河北，自是義不容辭。然此事恐還須皇上許可”
    郭逵話音剛落，早就心懷不滿的王珪已接著說道：“郭公說得不錯，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兩北、杭州，下令禁軍以演習的名義集結，這些事都事關重大，若不請旨，恐不得獨斷。權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雖抱怨，為人臣者，豈可遂以欺君？”
    王珪話音一落，政事堂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站在“三旨相公”的立場，他說這些話自是大義凜然。眾人一時也反駁他不得，“架空皇帝”的罪名，豈是輕易擔得起的？
    連韓維都不禁遲疑道：“或當遲一兩日，待皇上稍愈，在從容奏秉，亦不至于誤事。”
    石越感覺蘇轍望了自己一眼，他連忙向蘇轍悄悄遞了個眼色。他想看看司馬光會如何應對。
    司馬光依次看了郭逵、王珪、韓維一眼，正待說話，卻不料一直坐在一旁不做聲的王安石忽然斥道：“持國恁地糊涂！皇上要宰相何用？宰相便是為代行君權而設！國事如此，所謂兵機貴速，此時正當用權。持國身為樞使，反說什么待從容奏秉，如此豈是忠君？直是庸相誤國！”
    韓維被他罵的滿臉通紅，亦不反駁。但王珪卻不認賬，辯道：“荊公此言，某不敢茍同。這等黑旗sodu軍國大事獨斷專行，要找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又有何難？只是這般做法，與古之權臣又有何異？諸公縱是舌燦蓮花，若不請旨而行，終非正理。”
    石越知道王珪行事素來玲瓏，這時候他不惜公然與王、馬唱反調，無非是為了借機向皇帝表忠心。呂惠卿罷相后，王珪既無法依附王、馬、石任何一方，有沒有足夠的實力與眾人抗衡，他固位生存的唯一法門，便是只有更加賣力地做好“三旨相公”。這時候他要借機大做文章，亦是理所當然。而他畢竟是僅次于王、馬、石的吏部尚書，他若堅決反對，眾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石越并不將王珪放在心上。當年能入學士院者，自然不可能是無能之輩，且不論人品如何，會不會治國，至少書讀的肯定不少，文采學識，亦必出人之上。王珪以久任翰林學士而拜相，那就一定是個聰明人。但這時王珪卻已經(jīng)六十七歲，人生有時極為諷刺，王珪雖然安享富貴尊榮，養(yǎng)尊處優(yōu)，身體反倒不及生活樸素的司馬光和王安石健康。別看他此時衣著整齊干凈，雪白的頭發(fā)與胡子梳理得一絲不茍，看起來頗有幾分神仙氣度。但石越卻知道，他經(jīng)常會看不清眼前的東西，有時候會突然犯糊涂，便在元旦大朝會上，石越還看到王珪悄悄擦拭口水到了這個年紀，身體狀況又如此，王珪竟然還不自請致仕，貪戀爵位，確實有點不知好歹——只要石越將他在元旦朝會上流口水的事情隨意宣揚出去，臺諫與清議，便馬上會趕他致仕。
    “王公所言，只恐亦不見得是忠君！”石越方想著這些事情，范純仁早已接過話來，用帶著淡淡譏諷的語氣說道，“便是皇上病情有所好轉，這些事情只恐亦對皇上康復不利。若果真是契丹大舉犯界，為宗廟社稷，迫不得已，也就罷了。但今日之事，究竟如何，卻還不一定。君實相公之布置，不過是以防萬一。一有風吹草動，便用這些事來煩擾皇上，恕某直言，某實是看不出忠君在何處！諸公若以為為人臣者需有所以避忌，何不以此事請示太后而后行？太后與皇上母子一體，又素有德望，既得太后許可，便就是皇上許可了！”
    范純仁說這些話，連看都不看王珪，只是望著王安石、司馬光、石越。石越心中暗暗稱贊，不待王珪反應過來，便點頭說道：“范公所論，頗為妥當。”
    眾人也紛紛跟著同意，王珪心中大恨，卻又不敢出言得罪太后，留下后患，只得勉強同意。
    范純仁又道：“以在下之見，一面固然要如君實所言，暗加戒備，以備非常。但契丹這么大動靜，蘇軾、樸彥成不可能一無所知。還是要等二人奏疏，方知詳委。朝廷固不畏戰(zhàn)，然國家正處多事之秋，若能化解戰(zhàn)事，哪怕是設計緩一兩年，亦要爭取。”
    “話雖如此，但遼國是狼虎之邦，只怕”郭逵搖了搖頭，他顯然不愿意對遼國抱有幻想。
    眾人頓時也低聲議論起來。范純仁卻只是望著石越，并不多說，石越越發(fā)覺得范純仁聰明過人，不由輕輕嘆了口氣，道：“還是先按君實相公所說，上奏太后施行。其他的，待我見了韓拖古烈再說。”
    遼國將要大舉南侵，皇帝一度昏迷同樣的消息，對于司馬光與石越來說，是當頭重擊；但對于趙顥來說，卻幾乎如同天降甘露。
    作為一個傳統(tǒng)的探事機構，皇城司向來都有它一些秘密的渠道；而趙顥無論在宮中朝中，也有他苦心經(jīng)營起來的人脈。一直密切注意著宮中與兩府動靜的趙顥，在得知兩府宰執(zhí)們忽然停止休假，齊聚政事堂會議時，馬上變料到發(fā)生了大事。在司馬光與石越離開太后所居的保慈宮后不到一個時辰，趙顥便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這讓趙顥欣喜若狂。
    “此乃天意！此乃天意！”他對李昌濟與呂淵再三說道。元旦朝會后，二人都出現(xiàn)了動搖，高太后的舉動，讓他們感到沮喪。只有趙顥不當回事，他始終堅信高太后會站在自己這邊，他堅信幾十年的母子之情，絕不會一朝而改。高太后在元旦朝會上的舉動，不過是因為她不知道自己的計劃，那只是很自然的一種政治行為。在感情的天平上，那個不到十歲的侄子，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與自己相提并論的。而趙顥堅信，高太后再怎么厲害，也終究是個女人，是個母親，決定女人和母親的行為的，除了感情還能有什么？更何況是至親的母子之情！
    李昌濟是個道士，石得一是個宦官，自然不懂得女人與家庭。而呂淵一生漂浮浪蕩，雖然是宰相府的衙內，卻喜愛到處結交豪杰，喜歡談仙論道，陰陽縱橫之術，他與她的母親方氏關系并不親密，也不曾娶妻生子，或者去認真地理解一個女人，女人對他而言，僅僅只是一種需要，再無其他——這幾個人，當然不可能明白女人。
    在他們眼里，高太后是高高在上，母儀天下的太后。而在趙顥眼里，高太后卻是一個寵愛自己的母親。
    在趙顥看來，誰真正了解高太后，這是不必多說的。
    他真正擔心的，反倒是士民間輿論的轉向。突然之間，六哥的風評變好了，這令得趙顥坐立不安，趙顥是靠著經(jīng)營自己的聲譽，一步步才有了今日的實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格外看重清議的力量。他擔憂著，如此下去，用不了幾個月的時間，趙傭的聲望，會提高到令他喪失斗爭的勇氣的地步。
    趙顥在心里將此視為腹心之患。
    但看來自己真是天命所歸！契丹人幫自己，連天也在幫自己！
    如若皇帝病逝之時，大宋內有益州、交鈔之患，外則面臨契丹大舉南犯的險境，這樣的時刻，人心自然會思立長君。趙顥發(fā)動兵變，就會有更大的正當性，遭遇更少的阻力。
    這不是“天命所歸”又是什么？！
    此時的趙顥，已看不到李昌濟與呂淵的苦笑。
    李昌濟與呂淵可并不如趙顥這般樂觀，他們只知道形勢正在朝向自己不利的一面發(fā)展，但二人也都知道，趙顥之意已決，已無法再勸。但而人對石得一等人的說辭，卻不是趙顥所想的“母子之情”，他們說的非常簡單，也非常現(xiàn)實——眾人謀劃已久，即使此時退縮，將來也終有事發(fā)一日，到時都免不了族滅之罪。與其如此，還不如搏一把富貴。
    所以，在李昌濟與呂淵看來，這的確是個好消息，但意義卻完全不是趙顥所想的。二人只知道，遼人聚集兵馬意圖南侵，這種大事，自然會吸引兩府諸公的注意力，令他們一時無暇他顧；而皇帝早一天死，那些猶猶豫豫想要背叛、告密的人，就會不敢輕舉妄動，而他們也能搶在眾叛親離之前，發(fā)動兵變。
    只要牢牢綁住石得一，令他沒有退路可走，那就并非沒有勝機。而如若能將守義侯仁多保忠拉攏過來，形式便會更加樂觀——無論是李昌濟，還是呂淵，都對西夏人抱有極深的成見，在他們看來，夷狄之人見利忘義，不知恩義，是唯一有隙可乘的四重、五重班直。只不過這個守義侯看起來一直在待價而沽。
    但此時皇帝隨時可能大行，卻實在也拖不得了。李昌濟與呂淵悄悄交換眼神，而人都明白，這時候，已經(jīng)沒有再留籌碼的必要！
    “若仁多能順應天命，孤自當不吝爵賞。他是想做太仆寺卿，掌管天下馬政？還是欲進密院？或者想要錢財，孤都可以許他。”這是趙顥慷慨的許諾。
    “這貧道以為，要說動仁多，除非許他做第二個河東折家，世世方鎮(zhèn)”
    “他事好說，此事孤卻不能許他。折氏世代忠義，于國家是特例。似仁多家，若縱其回靈夏做大，焉知不是第二個河西李氏？”趙顥斷然拒絕。
    呂淵悄悄拉了拉李昌濟的袖子，搖了搖頭，止住了還想說服趙顥的李昌濟。
    “大王放心臣曾游歷天下，早年亦認得幾個河西番僧，恰巧與仁多家交好，正可游說。世人莫不愛高官厚爵，何況仁多保忠一夷狄？亦不必非裂地侯之不可。”
    李昌濟在心里嘆了口氣，他已猜到呂淵的心思——雍王雖不答應，但誑一誑仁多保忠，又有何妨？想到這里，他也不由得把想說的話吞了回去。他想出一石二鳥之計，政事堂諸相既然將契丹南侵之事瞞著皇帝，卻去奏秉太后，那他也可以叫石得一將這些事悄悄稟報給皇帝知道，日次以來，既可以離間皇帝與太后、兩府之間的關系；以皇帝的性格，得知這個消息，說不定就此一命嗚呼亦未可知。但這樣的事情，似也沒必要再煩擾雍王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