鹵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杜秋蘭的到來，讓常寧的生活節奏變得井然有序，至于工作方面，那更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沒得說。
    金色的十月，國慶節一過，常寧帶著杜秋蘭結束在青陽市的“懷舊”之旅，回到寧州上班。
    在市委書記丁穎的辦公室里，常寧意外的見到了一個意外之人，他在中央黨校的老師，也是他論文的指導老師方元昭教授，方元昭是有名的黨史專家和黨的理論專家，常寧為數不多的敬重者之一。
    更讓常寧意外的是，方元昭旁邊還坐著市政法委書記方紅軍，原來，他們是嫡親的叔侄關糸。
    一陣必要的寒喧客套后，常寧看著方元昭，他知道，老頭從京城跑到寧州市來，一定是有事找他。
    果然，方元昭說道：“小常啊，對不起，你在黨校的畢業論文，沒有被通過。”
    常寧這才想起，自己在中央光校研究生班的學業還沒有完成，因為他還沒有完成論文答辯。
    “老師，是因為我沒參加論文答辯嗎？”常寧笑著問道，有方紅軍在場，又知道了方元昭和方紅軍的關糸，他必須裝得從容淡定一些。
    “那倒不至于主要還是你論文的觀點，有些人不大贊同當然，聯糸到前些日子，京城有不少針對你的議論，所以，論文被他們打壓，也算是正常吧。”
    “呵呵，真是機關算盡，無孔不入不理他們，我還是堅持我的論文。”
    方元昭急忙說道：“不行不行，你不想畢業了？”常寧是方元昭看好的青年才俊，倘若連篇論文都通不過，耽誤常寧的前程不說，自己的老臉也沒地方擱啊。
    常寧笑著說道：“老師，您就別擔心了，即使畢不了業，可不是照樣工作，讓他們折騰，咱們該怎么著還怎么著。”他是真不關心自己的論文，而是惦記著方元昭此番前來，是不是有別的用意，比方說，為了他的侄子方紅軍？
    從包里拿出論文，拿在手里掂了掂，方元昭凝重的說道：“問題是現在你的論文，在京城被散播開了，聽說，聽說有些老人很不以為然，認為你年少輕狂，自以為是。”
    不待常寧開口，方紅軍說道：“這不奇怪，京城人多嘴雜，就好議論別人嘛。”
    常寧笑了笑，沒再開口，只是用眼睛的全余光掃了丁穎一下。
    丁穎說道：“方教授，能否讓我和紅軍同志學習一下呢？”
    方元昭點點頭，把手上論文一分為二，分別遞給了丁穎和方紅軍。
    《論淡化權力》
    兩千多年來，我國的社會上，百姓罵官已成習慣，已成文化，已有慣性，長年積累，我們可以稱之為罵官文化，也就是說，不論何時，不論何地，只要你閉上眼睛罵官，你就永遠都是對的，如果你走在路上，碰上一個人，他們全無原由，只是碰巧大罵官員，那么，他的后面肯定會有一群擁躉，只要你反對權力，反對領導，就永遠都是對的，就永遠被支持。
    那么我們要問，為什么不分時間、地點，只要罵官員，你就是永遠都對的呢？說穿了，就是權力的不對等，或者說叫權力不對稱，作為地方的高官，他在地方有著最高的權力，作為中央的高官，他在全國擁有最高的權力，在他們的統治下，所有的老百姓，他們所有的權利加起來，還抵不上官員的權力，所以，馬上形成這樣一個場面，就是一個或幾個官員站在這頭，數以億萬計的老百姓站在那頭，而決定的砝碼，全控制在幾個官員手里，他們要哪邊輕，就哪邊輕，要哪邊重，就哪一邊重。
    因此，我們看到，有史以來，官員就是絕對的強者，老百姓是絕對的弱者，弱者對于強者，唯一的途徑就是反抗，作為強者，正確的方法，應該是低下頭來挨罵、反省，強者無論做得怎么好，怎么對，總有不周全處，總有不好的地方，總要傷害到一些人，所以弱者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可以找到強者的把柄，都有通過罵的方式，去爭取權力，將天平往自己這邊拉一下，傾斜過來一點。
    如果老百姓連這點反抗都沒有了，那么，作為權力天平上絕對弱者的老百姓，在一場權力的角力中，就很少有活路了，強者惟一能寄希望于他的，就是要么有寬廣的胸懷，要么能聽得進所有的批評意見，如果也跟弱者一般見識，一樣態度，那么弱者就毫無辦法，就只能盼清官，望俠客，實在不行，也就只有夢里“伏尸百萬，天下縞素”了。
    所以說，任何時候，只要你幫官員說話，不管這官員做得怎么好，怎么對，都是不受歡迎的，因為既然權力不對等，官員的責任也不對等，老百姓發牢騷說錯了，影響幾近于無，官員一腳走錯了，不知道要害死多少老百姓。
    罵官文化的存在，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在歷史上，有職業精神的官員太少太少，而為了自己過好生活、為了賺錢的官太多，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烏紗帽可以直接標價拍賣。
    有人說，中國的官場沒有政治，中國的情場沒有愛情，這實在是一句深刻的高度概括。
    在我國的歷史上，除了皇帝的烏紗帽，其他的官，差不多都可以用錢買，買官的目的是什么呢？當然不是吃飯飽沒事干，是為了奴化老百姓，將他們當牛馬，通過他們辛苦干活，為官員自己賺銀子，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官，做官員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怎么可以賺到錢，首先是權力上牢牢地控制住你，讓你除了幫官員賺錢，其他的路都是死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要想活命，就老實服從官員的權力，幫他們賺錢。
    到了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做官的這本老黃歷，已經過氣了，今天與歷史，完全不能同日而語：首先沒了皇帝，國家不再是個人的天下，權力也不再是個人的權力，再者說，在現代官場的制度里，權力被分攤，而且權力的目的，已經很明確：不再是幫皇帝與大官們賺錢，而是怎么通過這個權力，幫全體老百姓賺錢，所以，今天把做官的人叫做公仆和公務員。
    但是，歸根結底來分析，今天的公務員，首先還是個官員，也就是說，他首先是掌握著老百姓生死大權的操刀人，其次才是一個替你服務的人，但問題是，按照我們理想的設置，官員首先要是個服務的人，其次仍是通過權力可以替老百姓服務的人，但在現實社會，基本上還不是這樣，問題到底卡在哪里了呢？
    歷史上的文化流毒，是個很大原因，因為今天的讀書人，做官的人，衣服與帽子是今天的，但腦子里裝的，多半還是古代的，官員是個法治概念，而公仆則純粹是道德概念。
    我們不禁要問：今天真正有政治理想和職業精神的政府官員嗎？如果有，那到底有多少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流行的說法，讀書也是為了做大官、掙大錢，據說現在又加了一條，叫娶美女。
    一個沒有政治理想和職業精神的官員，他一定是個賺錢的機器，沒有目標，沒有職業精神，也就談不上職業操守，一個既沒有目標，又沒有操守的人，手握天下公器，叫人如何放心？
    但罵官文化也有一個讓人恐怖的后果，就是讓官員與被管理者無理由地對立。
    但問題是，在我們這個情感化的國家，真正的職業理想、職業精神、職業要求，你很難能推行下去，要推行，你也得首先戴上情感的帽子，有史以來，我們看到的國人，都為了兄弟的哥們義氣去死，但很少有為了理性與真理而去死。
    但是，我們沒有想到，權力一旦被套上了哥們義氣式情感的帽子，馬上就會淪落為官員的私人工具，而不是為所有老百姓的公器，那么，利用權力去搜刮老百姓，為自己的親戚、孩子、朋友撈取大筆錢財，讓他們離開祖國，去國外生活，從此永遠拋離本土，至少在道義上是合乎情理的。
    老百姓的反對，不過因為自己沒有這個權力，這個權力帶來的好處，沒有落到自己頭上，反貪官，是因為自己不是貪官，他根本沒有反對權力本身，這樣的反對，固然毫無意義，但我們真正要反對的，恰恰僅僅應該是權力本身。
    最近幾年來，全國都在熱喊解放思想，對于權力在握的官員，不在狀態者不換狀態就換人，頓時引來一片叫好之聲。
    可是，以“不在狀態者不換狀態就換人”為例，你怎么去判定不在狀態的人是個什么狀態？這個無論如何不能有固定標準，它是個要圓就圓，要扁就扁的東西，你想要誰下課，要他進班房，都可以找出許多他不在狀態的證據，因為這個標準的靈活性，比戰爭年代的游擊戰術還讓人難以把握。
    所以，它完全可能和可以淪落為私人打擊報復的工具，作為普通的官員，他們的出路，一是努力做到，讓自己在雷區里處于安全狀態，二是假裝，做足表面功夫，讓自己看上去像是在安全狀態，三是一不做，二不休，用情感與錢財去籠絡高官，讓自己躲過一劫。
    所以，通過權力去解放思想，說到底還是以權力督促權力，或者叫以權力反權力，如果權力一旦收緊，那么只會更加禁錮思想，真正說解放思想，如果被解放的人，頭上頂著權力這座山，恐怕也經常如曾國藩一樣，戰戰兢兢，如在地獄，說真話就不免擔心，這是不是引蛇出洞？畢竟是，小老百姓的生死，還是被牢牢控制在官員的手中，只要官員不高興，思想真正解放得越解放的老百姓，真正說了利國利民的話，可能遭遇的非難和磨難會更多。
    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有很多是有問題的，假仁、假愛、假信，所以虛偽盛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老百姓要擔心的實在太多，不解放思想，反借口解放思想，忽悠政府，那完全不是件難做到的事。
    一代偉人曾用轟轟烈烈的方式，反過來嘗試用民權反對官權，將天平的重量更換過來，結果還是惜敗，而且還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直讓后人彌補，結局讓人扼腕，由此可見，不管是民權反對官權，還是官權反對民權，都類似于以暴制暴，結局都不美妙。
    總而言之，以權力反權力，結局無一例外，都是專制，所以說，兩千多年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出路，首先需要的是淡化權力。
    所謂淡化權力，就是通過制度的設置，讓官員真正成為公務員，老百姓無論怎么想，怎么說，只要沒那樣去怎么做，就不可能有一種權力，要將他們丟進班房，要殺腦袋，要將他怎么怎么樣，官員只能望洋興嘆，鞭長莫及，去掉了老百姓頭上言論自由那個緊箍咒，民間的力量，才有可能真正喚醒和煥發。
    當官的有政治理想，有職業精神，有職業操守，當老百姓的，可以做到敢想，敢說。
    淡化權力，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淡化行政權力，將作為政治的權力，逐步被分解，讓它分散到經濟、文化、社會當中去，將這些權力，進一步細致化，分化到民間去，以避免新的權力壟斷，這樣，就不存在有支配作用的束縛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阻力，國人自由的創造力，才可望得到真正的煥發，讓我們這個社會的中間組織、民間組織充分發育起來，社會管理通過社會組織的自治來實現，如果真正能做到這樣，我想今天的解放思想，還是有真正現實意義的，真正的公民社會才會到來，發展的腳步也就會越來越快，距離民族的大復興，也就不會是一句口號
    看完論文，丁穎對常寧說道：
    “小常，方教授說得對，你這是在捅馬蜂窩呀。”</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