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兩位名叫王會悟的革命老人，另一位是女性，所以我們說的這位王會悟，為了表示對女性的尊重，在一九三二年的蘇區，就把自己改名為汪仁悟，汪是他生母的姓，因此，我們還是叫他汪仁悟吧。”
    “在我的家鄉寧家村的村外，有一條西江省有名的大河叫錦川河，河的對面有個王家村，河上沒有橋，要渡過近五百米寬的錦川河，全靠一條能載幾十號人的小渡船，兩村同河不同縣，寧家村屬于萬川縣，王家村屬于萬錦縣。”
    “記得那是一九二三年的十月，初秋的一天，王家村的地主王貴田家里，他二年前因為逃婚而出走的大兒子汪仁悟，突然一身洋氣的回來了，那時我剛滿十八歲，三年前在縣城讀過兩年初中，算是寧家村比較有文化的人了，我的父親給錦川河對面的王家村王貴田家做了二十多年的長工，王貴田家在村里辦有一個小學，我通過父親的介紹，一邊在那個小學教書，一邊給王家干點記帳之類的雜活，那時候王貴田已經去世兩年多了，家中事務均由汪仁悟母親主持，記得他家當時還有水田五百多畝，但畢竟是女流當家，家道已慢慢的敗落了。”
    “汪仁悟生于一九零零年，畢業于省第一師范學校，一九二零年曾經在萬川縣縣中當過一年的語文教師，恰好就教于我所在的班級，因此他算得上是我的老師了，加上兩家僅一江之隔，我父親又是他家的老長工，我們亦師亦友，很快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就在那個時候，他成了我革命道路上的啟蒙者。”
    “汪仁悟回家后，很快就找到了我，原來他二年前逃婚出走后不久，就加入了黨組織，并被黨中央派往蘇聯學習了兩年，半年前秘密回國，參加了黨的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后，被任命為西江省省委委員，兼黨的西江省北區特別工作委員會書記。此次回家，就是奉命發展黨的組織，和開展農民土地革命運動，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他的發展對象，他成了我入黨的介紹人之一，另一個介紹人，就是他的助手，當時特工委的付書記劉仲民。”
    “一年以后，汪仁悟去了東海市的中央機關工作，我奉命去了南粵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期間我們有整整三年沒有任何聯糸，不知道對方在哪里在干什么，尤其是一九二七年，蔣xx叛變革命，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xx黨人被殺得血流成河，全國到處是白色恐怖，革命正處于最低潮最危急的關頭可是，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一天，我們非常意外的又在家鄉重逢了。”
    “當時黨的西江省北區特工委，由于書記劉仲民被捕叛變，已經被破壞殆盡，劉仲民不但帶人燒了汪仁悟的家，還抓了汪仁悟的母親，知道他是個孝子，得到消息后一定會從省城趕回來營救，果然，當時擔任黨的省委臨時書記的汪仁悟，得知母親被抓的消息后，沒有經過組織批準，就孤身一人匆匆的趕回了家鄉。”
    “那天在萬川縣城的街頭，我們非常偶然的重逢了，我是奉黨中央的命令，和四位同志一起，攜帶著黨中央的機密文件，一批槍枝彈藥和銀元，前往南湖省參加即將舉行的秋收起義，我們的使命和行程都是極其保密的，我勉強同意和汪仁悟坐下來談談，已經違反了黨的紀律，所以當他提出借人借槍借錢救他母親的時候，我毫不猶豫的拒絕了，何況當時那一帶的黨組織幾乎被xx黨所全部摧毀，我沒辦法信任孤身一人，行動詭密的汪仁悟，因此，我被他罵為忘恩負義見死不救，后來他逢人就說，每當母親忌日還公開大罵，讓我背了幾十年的罵名這，就是我們之間的第一次誤會。”
    “歷史總是這樣，誤會和巧合，有時候會接二連三的發生在某個節點或某個人身上，汪仁悟救母無望，回到省城，萬萬沒有想到，當時的省委因為叛徒出賣，被xx黨一夜之間破壞了，當時的西江地下省委有九名委員，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汪仁悟，于是，他不但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糸，還背上了叛徒的嫌疑，可這位老兄不反思自己，至今還耿耿于懷的認為，是因為我不幫助他，才致使他耽誤了回省城的時間，造成省委來不及轉移才被敵人一網打盡，這筆帳便成了他對我的第二個誤會。”
    “第三個誤會發生在一九三二年的蘇區，和黨失去幾年聯糸的汪仁悟終于出現了，但那時正逢蘇區肅反，我也被撤職審查，失蹤了幾年的汪仁悟，加上對西江省委全部覆沒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及身上背著的叛徒嫌疑，讓他理所當然的成了被審查的對象，沒有辦法為自己申辯的汪仁悟，托人遞條子讓我為他證明，可我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怎么為他證明，我只寫了他與我在萬川縣偶然相見，和他為救母四處奔走的事，他卻說我不仁不義見死不救，天天在隔離室罵我好在他有留蘇背景，而當時的中央由留蘇派掌控，讓他勉強的過了關，但從那時開始，他在黨內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說他以前入選過中央政治局，還算進入過中央核心領導層的話，后來他雖然一直是中央委員，但基本上被邊緣化了，從此他工作和研究的重心，也轉到了黨的理論方面，逐漸成為黨內數一數二的理論家。”
    “當然，我對他也有過誤會，記得一九三五年，我軍長征北上途中，我奉中央之命前往東海市，尋找當地堅持地下斗爭的黨組織，并擇機前往在蘇聯的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在東海市我曾受到敵人的追捕，就在非常危急的時候，我曾在東海市的街頭碰上汪仁悟，他當時是黨的東海市地下特委委員，但不負責和我聯絡，所以我們裝作不認識的擦肩而過，其實那事的確不怪他，當時他也正被兩個特務盯著梢呢，一九四三年在根據地整風的時候，他說我如何如何的見死不救，我也就毫不客氣的把東海市那一幕扯出來，吵來吵去，我們在整風運動后都過了關，但彼此的誤會更深了。”
    “建國以后，我在一九五三年調回中央工作，汪仁悟也于一九五五年從東海市調來京城，擔任中宣部付部長兼中央黨校付校長，當時他是老資格的中央委員，我是政治局成員，由于我負責的是經濟工作，所以我們之間的工作沒有交集，一年到頭見不了幾次面，可是，真所謂世界太小，冤家路窄，我一九五三年搬到這南苑園，這位汪老兄本來住在中央黨校附近的北澤園的，他嫌那里太吵，于一九五五年春，也搬到了這里。”
    “呵呵，兩個年過半百的老家伙，象小孩一樣斗氣，老死不相往來，見面都將頭扭往一邊，成了南苑園的一個大笑話，汪老兄就象他搞理論研究一樣，執著堅守，我呢，也有高傲自負的臭毛病，一些老戰友老同事看不下去了，紛紛的上門勸說，后來，這事鬧到主席總理的耳朵里去了，主席批評我說，一日為師，終身為師，你寧瑞豐尾巴翹得最高，將來歷史的記錄中，他汪仁悟永遠都是你的老師主席一席話，讓我心里羞愧萬分啊，接著，總理親自作東邀請我和汪仁悟，我們終于冰釋前嫌，慢慢的兩家也互相有了走動。”
    說到這里，寧瑞豐停了下來，望著涼亭邊厚厚的積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爺爺，您說的都太遙遠了，往事如風，宛如秋夢，那些個舊事，還是讓以后的專家去探究吧，”常寧笑著說道，“您還是說說，既然您兩位老人家冰釋前嫌言歸于好，為什么現在又是死灰復燃舊病復發，老死不相往來了呢？”
    “哼，還不都是你那個不成器的老爹鬧的，我們寧家欠著他汪家的債，這輩子是還不了啊。”
    常寧認真的說道：“爺爺，您不能這樣說一個不在了的人，即使他是您的兒子也不行。”
    “嗯你說得也是，也是啊”寧瑞豐又是微微的嘆息一聲，慢慢的繼續說起來。
    “寧喬那時候，是南苑園的孩子王，這幾十家的小子丫頭，都被他攪和在一起，南苑園每逢周末，簡直就成了這幫小家伙的天下，你奶奶每天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問家里人，有沒有哪家上門告狀的，據你奶奶說，這南苑園幾十家人院子里種的果樹，就從來沒有果子成熟的時候，因為，因為都被寧喬領著人，在沒成熟之前就摘光了。”
    “汪仁悟有三個孩子，老大汪霞比寧喬少兩歲，我們兩家和好后，她也變成了寧喬的跟班和死黨，據別人說，這丫頭在剛搬來南苑園的時候，就偷偷喜歡上了寧喬，可寧喬卻渾然不知，每天放假后想的就是去哪里搗亂尋開心。”
    “唉后來的悲劇，就是從汪霞暗戀寧喬開始的”</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