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東南方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開始開鑿石窟，后來代代有人繼續，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傳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場所，卻不在里邊雕塑和描繪佛像，要表現也只用象征物來替代，用得比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后來到了犍陀羅時期，受到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帶來的希臘雕塑家們的影響，開始開鑿佛像石窟。因此，人們往往可以從那里發現希臘雕塑的明顯痕跡。
    這就是說，僅僅是佛像石窟，就已經把印度文明和希臘文明包羅在里邊了。這些石窟大多處于荒山野嶺之間，遠遠看去很不起眼，哪里知道里面所蘊藏的，卻是兩個偉大文明的精彩。
    佛教從印度一進入中國，立即明白這是一個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來講故事的國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藝術中又融入了越來越濃重的中華世俗文明。結果，以人類的幾大文明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莊著，微笑著，快樂著，行動著，苦澀著，犧牲著。漸漸地，這一切都與中華歷史接通了血脈，甚至成了一部由堅石雕刻的歷史。
    莫高窟，便是其中的典型。
    二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讓人驚奇的是，歷來在莫高窟周邊的各種政治勢力，互相之間打得你死我活，卻都愿意為莫高窟做一點好事。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貴族都對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作用，更不必說隋代、初唐、盛唐時莫高窟的歡快景象了。連“安史之亂”以后占領敦煌的吐蕃勢力，以及驅逐吐蕃勢力的張議潮軍隊，本是勢不兩立的敵人，卻也都修護了莫高窟。
    五代十國時期的曹氏政權對莫高窟貢獻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領這一帶的西夏政權和蒙古政權，也沒有對莫高窟造成破壞。莫高窟到元代開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軍隊打通了歐亞商貿路線，絲綢之路的作用減弱，敦煌變得冷清了。
    為什么那么多赳赳武將、權謀強人都會在莫高窟面前低下頭來？我想，第一是因為這里關及人間信仰，第二是因為這里已經構成歷史。宗教的力量和時間的力量足以讓那些燥熱的心靈冷卻下來，產生幾分敬畏。他們突然變得像個孩子，一路撒野下來，到這里卻睜大了眼睛，希望獲得宗教裁判和時間裁判。
    在這個過程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全民參與。佛教在莫高窟里擺脫了高深的奧義，通俗地展現因果報應、求福消災、豐衣足食、繁衍子孫等內容，與民眾非常親近。除了壁畫和雕塑外，莫高窟還是當地民眾舉行巡禮齋會的活動場所，也是享受日常娛樂的游覽場所。但是，這種大眾化趨向并沒有使它下降為一個鄉村廟會，因為敦煌地區一直擁有不少高僧大德、世族名士、博學賢達，維系著莫高窟的信仰主體。
    于是，在莫高窟，我常常走神。不明亮的自然光亮從洞窟上方的天窗中淡淡映入，壁畫上的人群和壁畫前的雕塑融成了一體，在一片朦朧中似乎都動了起來。在他們身后，仿佛還能看到當年來這里參加巡禮的民眾，一群又一群地簇擁著身穿袈裟的僧侶。還有很多畫工、雕塑家在周邊忙碌。這么多人漸漸走了，又來了一批。一批一批構成一代，一代代接連不斷。
    也有了聲音：佛號、磬鈸聲、誦經聲、木魚聲、旌旗飄蕩聲、民眾笑語聲，還有石窟外的山風聲、流水聲、馬蹄聲、駝鈴聲。
    看了一會兒，聽了一會兒，我發覺自己也被裹卷進去了。身不由己，踉踉蹌蹌，被人潮所挾，被聲浪所融，被一種千年不滅的信仰所化。
    這樣的觀看是一種暈眩，既十分陶醉又十分模糊。因此，我不能不在閉館之后的黃昏，在人群全都離去的山腳下獨自徘徊，一點點地找回記憶、找回自己。
    晚風起了，夾著細沙，吹得臉頰發疼。沙漠的月亮分外清冷，山腳前有一泓泉流，在月色下波光閃爍。總算，我的思路稍見頭緒。
    三
    記得每進一個洞窟，我總是搶先走到年代標示牌前，快速地算出年齡，然后再恭敬地抬起頭來。
    年齡最高的，已經一千六百多歲，在中國歷史上算是十六國時期的作品。壁畫上的菩薩還是西域神貌，甚至還能看出從印度起身時的樣子，深線粗畫，立體感強，還裸著上身，余留著恒河岸邊的熱氣。另一些壁畫，描繪著在血腥苦難中甘于舍身的狠心，看上去有點恐怖，可以想見當時世間的苦難氣氛。
    接下來應該是我非常向往的魏晉南北朝了：青褐的色澤依然渾厚，豪邁的筆觸如同劍戟。中原一帶有那么多瀟灑的名士傲視著亂世，此時洞窟里也開始出現放達之風，連菩薩也由粗短身材變得修長活潑。某些形象，一派秀骨清相，甚至有病態之美，似乎與中原名士們的趣味遙相呼應。
    不少的場面中出現了各種樂器，我叫不全它們的名字。
    有很多年輕的女子衣帶飄飄地飛了起來，是飛天。她們預示出全方位舞動的趨勢，那是到了隋代。一個叫維摩詰的居士被頻頻描繪，讓人聯想到當時一些士族門閥企圖在佛教理想中提升自己。壁畫上已經找不到苦行，只有華麗。連病態之美也消失了，肌膚變得日漸圓潤。那些雕塑略顯腿短頭大，馬背上的歷練，使他們氣定神閑。
    整個畫面出現了揚眉吐氣般的歡樂，那只能是唐代。春風浩蕩，萬物蘇醒，連禽鳥都是舞者，連繁花都卷成了圖案。天堂和人間連在了一起，個個表情生動，筆筆都有創造。女性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而且不管是菩薩還是供養人，都呈現出充分的女性美。由于自信，他們的神情反而更加恬靜、素淡和自然。畫中的佛教道場已經以凈土宗為主，啟示人們只要念佛就能一起進入美好的凈土。連這種簡明的理想，也洋溢著只有盛唐才有的輕快和樂觀。
    唐代畫面中的那些世間人物，不管是盔甲將軍、西域胡商，還是壯碩力士、都督夫人，都神采飛揚、炯炯有神。更難得的是，我在這些人物形象中分明看到了吳道子畫派的某種骨力，在背景山水中發現了李思訓、李昭道父子那一派的輝煌筆意。歡樂，就此走向了經典。走向了經典還在歡樂，一點也沒有裝腔作態。
    除了壁畫，唐代的塑像更是風姿無限，不再清癯，不再呆板，連眉眼嘴角都洋溢著笑意，連衣褶薄襞都流瀉得像音樂一般。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復，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歡樂不可能重復，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結果，唐代的歡樂誘發了長久的歡樂，唐代的人性貼合了永恒的人性，一切都融合得渾然一體。恍惚間，熱鬧的洞窟里似乎什么也沒有了，沒有畫，沒有雕塑，沒有年代，也沒有思考，一切都要蒸騰而去，但又哪里也不想去，只在這里，在洞窟，在唐代，在吳道子筆下。
    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個異樣的作品，表現了一個盡孝報恩的故事。與一般同類故事不同，這個佛家弟子是要幫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復國事業。我心中立即產生一種猜測，便俯身去看年代標示牌——果然，創作于“安史之亂”之后。
    “安史之亂”，像一條長鞭，嘩啦一聲把唐代劃成了兩半。敦煌因為唐軍東去討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畫中幫助流亡父母完成復國事業的內容，并非虛設。
    悲壯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慘的歲月卻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經很難再回過神來。此后的洞窟，似乎一個個活氣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較熱鬧的場面，但是，模仿的熱鬧只能是單調。
    在單調中，記得還有一個舞者背手反彈琵琶的姿態，讓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畫的內容越來越世俗，連佛教題材也變成了現實寫生，連天國道場也變成了家庭宅院，連教義演講也變成了說書人的故事會。當然這也不錯，頗有生活氣息，并讓我聯想到了中國戲劇史上的瓦舍和諸宮調。
    唐宋之間，還算有一些呆滯的華麗；而到了宋代，則走向了一種冷漠的貧乏。對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個讓中國人擁有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朱熹、陸游、李清照、辛棄疾的時代啊，在敦煌怎么會是這樣？我想，這與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權紛爭有關。在沒完沒了的輪番折騰中，文化之氣受阻，邊遠之地只能消耗荒涼。
    到了元代，出現了藏傳密宗的壁畫，題材不再黏著于現實生活，出現了一種我們不太習慣的神秘和恐怖。但是筆觸精致細密，頗具裝飾性，使人想到唐卡。
    這是一個民族之間互窺互征的時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這一帶此起彼伏。倒是有一個歐洲旅行家來過之后向外面報告，這里很安定，他就是馬可·波羅。
    明清時期的莫高窟，已經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記住。
    四
    當我在夜色中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覺得眼前這個看上去十分尋常的“小山包”，實在是一個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個博物館，也是半部中國藝術史，又是幾大文明的交會點。它因深厚而沉默，也許，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樣，興旺發達時什么都好說，一到了衰落時期，一些爭奪行動便接連而至。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經成為白俄士兵的滯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鍋灶，生火做飯，黑煙和油污覆蓋了大批壁畫和雕塑。他們還用木棒蘸著黑漆，在壁畫上亂涂亂畫。
    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國人來了。他們是學者，大罵白俄士兵的胡作非為，當場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們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學溶劑把壁畫粘到紗布上剝下墻壁，帶回美國去。
    為首的是兩位美國學者，我要在這里記一下他們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學的蘭登·華爾納，一位是賓夕法尼亞博物館的霍勒斯·杰恩。
    蘭登·華爾納帶回美國的莫高窟壁畫引起轟動，他非常后悔自己當初沒有帶夠化學溶劑，因此又來了第二次。這次他干脆帶來了一名化學溶劑的調配專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動手腳。
    但是，他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極大的麻煩：
    事態變得十分棘手，約有幾十個村民放下他們的工作，從大約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來監視我們的行動……以便有理由對我們進行襲擊，或者用武力把我們驅逐出境。
    結果，他們只是拍了一些遺跡的照片，什么也無法拿走。化學溶劑更是一滴也沒有用。
    后來華爾納在美國讀到一本書，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時從北京雇請一位叫陳萬里的翻譯寫的。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信息正是這位翻譯透露的。陳萬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借口母親生病離開了華爾納，其實是向村民通報美國人準備干什么了。
    為此，我要向這位陳萬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普通知識分子，加上幾十個他原先不可能認識的當地村民，居然在極短的時間內做成了這么一件大事。對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負責任的官員，以及那些助紂為虐的翻譯，還怎么來尋找遁詞？
    陳萬里先生不僅是翻譯，還是一位醫生和學者。中國另有一位姓陳的學者曾經說過一句話：“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位陳先生叫陳寅恪，后來兩眼完全失去了視力。
    陳寅恪先生看不見了，我們還張著眼。陳萬里先生和村民沒有來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還在遠處飄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熱，可見它們確實是全人類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罷了。只是，它們記錄了我們歷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歡，我們一有機會總要趕過去探望它們，隔著外國博物館厚厚的玻璃，長久凝視，百般叮嚀。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長很長，幾乎環繞了整個地球。那么，我們的心情也被拉長了，隨著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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