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之最風流 ！
    相比前漢，東漢的諸侯王老實得多，截止到漢靈帝時，諸王犯法被治罪的共有二十三人，大多在明、章、和、安帝時，桓帝時兩個，靈帝時只有一個，即渤海王劉悝，還是因被誣告而獲罪的。其余獲罪的諸侯王里也有是被誣告的，加上劉悝，共有四人。
    前漢的諸侯王多有誣告朝臣，致使朝臣獲罪身死的，而東漢卻變成了諸侯王被誣告獲罪，強弱之勢互易。較之前漢，東漢之諸侯王已無有權威，如籠中之鳥。
    東漢諸侯王地位的低下還表現(xiàn)在他們犬馬自娛和對國中吏員敬畏的態(tài)度上。
    明帝時，北海王劉睦遣國中的中大夫入覲，中大夫欲稱其賢，他嘆道：“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為相愛。”為避免引起朝中猜忌，不敢稱賢。
    王國的傅、相、中尉有監(jiān)諸侯王之責，而當他們觸法犯罪時，諸侯王亦有劾奏之權，但東漢的諸侯王卻至有不敢舉奏者，如清河國傅貪贓枉法，清河王劉慶便不敢舉奏，天子責之，其答曰：“以師傅之尊，選自圣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
    傅、相之權完全凌駕於諸侯王之上。
    東漢諸侯王犯法的少也與社會風氣有關。前漢風氣激進輕狂，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民風剽悍好斗，然至前漢晚期，隨著儒學觀念的深入人心，社會之風尚亦趨向於深沉謹厚。因此之故，東漢之諸侯王多謙良恭孝，不少人經學文雅，在國謹節(jié)，如東平憲王劉蒼，唐時李世民問魏征諸皇子誰賢，魏征答是吳王，說他可與漢的河間、東平兩王相比。河間獻王劉德是前漢的諸侯王，景帝第三子，有雅材，推崇儒術，乃至形成了一個河間學派。
    總的來說，東漢諸侯王的地位遠不及前漢早中期的諸王。袁宏說：“諸侯禁綱，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
    兩漢之世，諸侯王從驕縱到守臣節(jié)，這與中央的政策密切有關。
    前漢初，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為穩(wěn)固政權，大封宗室為王，欲以之為藩輔，拱護京都，宗室由是蓬勃發(fā)展。文帝后，宗室勢大，與中央抗衡，於是朝廷又開始大力限制宗室，經七國之亂，又經武帝整治，宗室遂轉衰微，到西漢末年，已是“宗室衰弱，外無強藩”，“中外殫危，本末俱弱”，使得王莽“無所忌憚”，於是篡漢。
    東漢初年，光武皇帝鑒於王莽篡漢的教訓，曾一度放松對宗室的限制，但東漢初與西漢初不同，客觀形勢不需要光武皇帝像高祖那樣靠利用宗室來鞏固政權，所以不久后，光武便在西漢基礎上繼續(xù)致力於限制宗室的各項政策，“諸侯禁綱，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對宗室的管制越來越嚴格，宗室憂懼獲罪，所以謹小慎微，在朝廷的支持下，國中的吏員嚴苛地監(jiān)督宗室，從某些方面來說上宗室還不如庶民。
    不過，中央對宗室倒也不是一味的限制，宗室衰微了，中央不必再擔憂地方反亂，可是沒有了宗室為羽翼，自就會有別的人起來擅權亂政，乃至舉旗造反，“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故此，為了漢室江山，當朝政不穩(wěn)的時候，中央也會利用宗室。
    東漢中后期，外戚、宦官勢大，交替執(zhí)政，大權旁落，遂從桓帝起又開始重用宗室，劉淑因得以躋身天下名士的領袖“三君”之列，與竇武、陳蕃齊名。漢末靈帝時，天下大亂，宗室越發(fā)得到重用，劉虞、劉焉、劉岱、劉表、劉璋、劉繇、劉備等遂或被拜為公卿，或登州牧、刺史之位。建武元年至延熹三年，百三十多年中宗室任公卿者只十余，而從延熹四年起，每當公卿缺員，皇帝常欲用宗室，從延熹四年到中平元年，二十三年間，宗室為公卿者至少十一例，又從中平元年到初平元年，六年間，宗室為公卿者達十七例。
    宗室對自身的政治地位太過低下本就不滿，在朝廷改變舊例、重用宗室后，他們也積極地給以配合，參與到政治中去，靈帝建寧元年，竇武謀誅宦官，宗室參與者有六人，漢末的諸劉就更不必說了，或參與討董，攻擊不臣，或以復興漢室為己任。
    終兩漢之世，中央對宗室的態(tài)度可概括為：限制與利用，從利用到限制再到利用，政局穩(wěn)定時就限制，不穩(wěn)定時就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