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加繆的《局外人》郭宏安
    翻開加繆的《局外人》，劈頭就看見這么一句：“今天，媽媽死了。”緊接著就是一轉：“也許是昨天……”一折一轉，看似不經意，卻已像石子投入水中，生出第一圈漣漪……
    《局外人》的第一句話實在是很不平常的。“媽媽……”，這樣親昵的口吻分明只會出自孩子的口中，成年人多半要說“母親……”的。然而說話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叫默而索的年輕人。他在臨刑前，以一種極冷靜極枯澀、卻又不乏幽默、有時還帶點激情的口吻講述他那極單調極平淡、卻又不乏歡樂、有時還帶點偶然的生活，直講到被不明不白地判了死刑。默而索不說“母親”而說“媽媽”，這首先就讓我們感動，凄凄然有動于中。我們會想：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蘊藏著多么溫柔多么純真的感情啊！
    然而他竟沒有哭！不惟接到通知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就是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而且他還在母親的棺材（他居然沒有要求打開棺材再看看母親！）面前抽煙、喝咖啡……我們不禁要憤然了：一個人在母親下葬時不哭，他還算得是人嗎？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后的第二天，就去海濱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并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這時，我們幾乎不能不懷疑他對母親的感情了。也許我們先前的感動會悄悄地溜走，然而竟沒有。默而索不單是令我們凄然、憤然，他尤其讓我們感到愕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覺得“沒有理由不讓他滿意”。老板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竟沒有表示什么熱情，雖然他“并不愿意使他不快”。對按理說人人向往的巴黎，他竟有這樣的評價：“很臟。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瑪麗要跟他結婚，他說“怎么樣都行”，要一定讓他說是否愛她，他竟說“大概是不愛她”。最后，他迷迷糊糊地殺了人，對法庭上的辯論漠然置之，卻有興趣斷定自己的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的”。就在臨刑的前夜，他覺醒了：“面對著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他“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還嫌人們驚訝得不夠，接著又說：“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這是《局外人》的最后一句話，也是一句很不平常的話。
    以很不平常的話開頭，以很不平常的話結尾，使《局外人》成為一本于平淡中見深度、從枯澀中出哲理的很不平常的書。我們的凄然，我們的憤然，我們的愕然，使我們不能不想一想：這位默而索究竟是何等樣人。奇人？怪人？抑或是常人？多余人？畸形人？抑或是明白人？
    有人說他是白癡。從他生活態度的萎靡消極，從他對人對事的反應的機械遲鈍，從他對周圍人們遵奉的價值觀念的無動于衷，從他對本能的、即刻的肉體滿足的強烈要求，從這些方面看，他確乎有些是。然而，他知道別人都為他失去母親難過。他惟恐養老院院長因他將母親送進養老院而責怪他，對于能否在母親的棺材前抽煙也曾有過猶豫。他有敏銳的觀察力，并且不乏判斷力，例如他從那些看過電影回來的“年輕人的舉動比平時更堅決”，推斷出“他們剛才看的是一部冒險片子”。他尤其對太陽、大海、鮮花的香味等十分敏感。當神甫勸導他皈依上帝的時候，他可以揪住神甫的領子，把他內心深處的話、喜怒交進的強烈沖動，“劈頭蓋臉地朝他發泄出來”。這樣一個敏感、清醒、具有明確的自我意識的人怎么可能是白癡呢？
    有人說他是個野蠻人。怕也不盡然，或竟可以說似是而非。在法國作家的筆下曾經多次出現過野蠻人或遠離人類文明的化外之人的形象。他們純樸善良，棄圣絕智，無知無識，不知有欺詐，亦不知有善惡，若一旦有機會進入文明社會，其結果不是逃離便是墮落。他們無例外地成為作家們歌頌的對象，如蒙田、盧梭、夏多布里昂等。默而索只有一點和他們相像，即對文明社會格格不入，而對陽光、大海、清涼的夏夜卻如魚得水，或者說“肉體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亂”。然而默而索并非生活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是法國人，是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首府阿爾及爾的一家船運公司的職員。他還讀過大學！只此一端就使他不但成不了野蠻人，怕連個平頭百姓也做不得，他有文化，可以給同伴解釋電影的內容，可以幫助鄰居寫相當微妙的信。他還讀報！而讀報，按加繆（或他的人物克拉芒斯）的說法，是現代人的兩大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通奸（見《墮落》）。因此，默而索之自絕于乃至見棄于人類社會，顯然不是由于野蠻人的原因所致。他曾經有過符合人類社會的價值標準的“雄心大志”，他對違反傳統行為模式的舉措經常有一種過失感，但他終于認識到這一切都“無所謂”，并不能改變生活。這樣一個有意識地拒絕文明社會的人怎么可能是野蠻人呢？
    有人說他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那么，一般人的理性是什么呢？無非是認可并接受傳統的價值觀念，如感情，愛情，事業上的抱負，對地位和金錢的追求，對于過失的悔恨，以及信仰上帝等等；無非是遵循習俗所規定的行為模式，如母親下葬時要痛哭流涕，娶一個女人時要說“愛她”，在法庭上要尋求有利于自己的辯護，在神甫面前要虔誠謙卑等等。然而默而索恰恰是拒絕傳統的價值觀念，對由習俗所規定的行為模式不以為然。他不想說謊，而不說謊不單是不說假話，也包括了不夸大其辭。他“不說廢話”，而加繆認為：“男人的丈夫氣概并不體現于言辭，而是體現于沉默。”他被判死刑后，曾經進行過那么復雜微妙的思索，甚至在想象中“改革了刑罰制度”。他對神甫的信仰作出過最嚴厲的判斷：‘他的任何確信無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頭發。”他對人類的處境作出了“進退兩難，出路是沒有的”悲觀概括，這樣的人，難道可以說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鳴？
    默而索既非白癡，又非野蠻人，更不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他是一個有著正常的理智的清醒的人。然而他卻不見容于這個世界。為什么？因為他殺了人。檢察官指控：“我控告這個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
    誠然，默而索埋葬母親時沒有哭，難道說他這就犯下了死罪嗎？從習俗的角度看，表示悲痛只有哭泣，別無他途。死了人總是要哭的，連器具也有叫哭喪棒的，不獨死者親屬哭，甚至可以雇人來哭，中國有，甚至科西嘉也有，如高龍巴。這種由習俗規定的行為模式，是生活在社會中、并與社會合拍的人所必須遵守的。從這個約定俗成的行為模式的要求來看，默而索之不哭便被看成了禽獸的行為，為人類社會所不容。
    當然，法律不會這樣愚蠢，徑直將“不哭”判為弒母，它總要尋出“正當”的理由來要一個人的腦袋。這理由在默而索身上恰好有一個：他殺了人。我們從旁觀者的立場看，默而索殺人實在是出于正當防衛的動機，只不過是他“因為太陽”（而他是那樣地喜歡太陽）而判斷失誤，使正當防衛的可辯護性大大地打了折扣。尤其是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從“以習俗的觀點探索靈魂”這一共同立場出發，他的所謂“正經人，一個正派的職員，不知疲倦，忠于雇主，受到大家的愛戴，同情他人的痛苦”之類的辯護，自然抵擋不住檢察官的“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的指控。從法律的觀點看，檢察官的指控無懈可擊，律師的辯護軟弱無力，默而索必死無疑。但從解除了傳統價值觀念的束縛和傳統行為模式的制約的人性的觀點看，默而索實在并沒有多少可以指責的地方。他沒有哭死去的母親，但心里是愛她的，并曾努力去理解她。他“大概不愛”而愿娶瑪麗，是因為他覺得人人掛在嘴上的“愛”并不說明什么。他對職務的升遷不感興趣，是因為他覺得那并不能改變生活，而且他是曾經有過但后來拋棄了所謂“雄』心大志”。他拒絕接見神甫，是因為他覺得“未來的生活”并不比他以往的生活“更真實”。然而社會為了自身的安定恰恰要求它的成員信守傳統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否則，一個人的靈魂就會變成一片荒漠，令檢察官先生們“仔細探索”而“一無所獲”；就會“變成連整個社會也可能陷進去的深淵”，令檢察官先生們“意識到某種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此，站在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的立場，量刑的標準其實并不在罪行的輕重，而在它對社會秩序的威脅程度，而所謂威脅程度，則全在于檢察官一類人的眼力。法律的這種荒唐實在并非沒有來由的。
    加繆曾經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里，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著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這個社會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棄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懲處之列，都有可能讓檢察官先生說：“我向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默而索的腦袋誠然是被他要了去：社會拋棄了他，然而，默而索宣布：“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這時，不是可以說是他拋棄了社會嗎？誰也不會想到默而索會有這樣的宣告，然而這正是他的覺醒，他認識到了人與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誕的旅程的第一階段。
    我們終于說到了“荒誕”。談《局外人》而不談荒誕，就如同談薩特的《惡心》而不談存在主義。加繆寫過以論荒誕為主旨的長篇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事實上，人們的確是常常用《西緒福斯神話》來解釋《局外人》，而開此先例的正是薩特。他最早把這兩本書聯系在一起，認定《局外人》是“荒誕的證明”，是一本“關于荒誕和反對荒誕的書”。我們讀一讀《西緒福斯神話》，就會知道，薩特的評論的確是切中肯失的。加繆在這本書中列舉了荒誕的種種表現，例如：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布景的分離；懷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裂；肉體的需要對于使之趨于死亡的時間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為不可能的那種厚度和陌生性；人對人本身所散發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適及其墮落，等等。由于發現了“荒誕”，默而索的消極、冷漠、無動于衷、執著于瞬間的人生等等頓時具有了一種象征的意義，小說于是從哲學上得到了闡明。當加繆指出，“荒誕的人”就是“那個不否認永恒、但也不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的時候，我們是不難想到默而索的。尤其是當加繆指出“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的時候，我們更會一下子想到默而索的。“荒誕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為“荒誕，就是確認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于是，人們把默而索視為西緒福斯的兄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當然，薩特評論的權威性，也由于得到了加繆的主觀意圖的印證，而更加深入人心。加繆在1941年2月ZI日的一則手記中寫道：“完成《神話》。三個‘荒誕’到此結束。”我們知道這三個“荒誕”指的是：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小說《局外人》和劇本《卡利古拉》。三者之間的關系于此可見。這種三扇屏式的組合似乎是加繆偏愛的一種形式，例如哲學隨筆《反抗者》、小說《鼠疫》和劇本《正義者》。這是后話，不及細論。
    閱讀《西緒福斯神話》，固然有助于我們理解《局外人》，但是，如果《西緒福斯神話》對于《局外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理解的幫助，而且還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這并不是作為小說的《局外人》的一種榮幸，而只能是它的一大缺欠，因為這說明，《局外人》作為小說來說不是一個生氣灌注的自足的整體，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哲學觀念的圖解罷了。幸好事實并非如此。《局外人》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說，它以自身的獨立的存在向我們展示了一種關系：人與世界的關系。這種關系所以如此強烈地吸引著我們，是因為它迫使我們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世界是晦澀的，還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還是不可理喻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幸福的，還是痛苦的？人與這個世界的關系是和諧一致的，還是分裂矛盾的？默而索不僅是一個有著健全的理智的人，而且還是個明白人，他用自己的遭遇回答了這些問題，而他最后拒絕進入神甫的世界更是標志著一種覺醒：他認識到，“未來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實”。默而索是固執的，不妥協的。他追求一種真理，雖死而不悔。這真理就是真實地生活。加繆在為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說：“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我想這話是不錯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默而索是一位智者，因為加繆在《西緒福斯神話》中寫道：“如果智者一詞可以用于那種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無來生活的人的話，那么這些人就是智者。”默而索顯然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他要“義無反顧地生活”，“盡其可能地生活”，相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因此，他聲稱自己過去和現在都是幸福的，這雖然讓人感到驚訝，卻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為加繆認為：“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幸福可以“產生于荒誕的發現”。當然，默而索是在監獄里獲得荒誕感的，在此之前，他是生活在荒誕之中而渾然不覺，是一聲槍響驚醒了他，是臨近的死亡使他感覺到對于生的依戀。于是，默而索成了荒誕的人。局外人就是荒誕的人，像那無休止地滾動巨石的西緒福斯一樣，敢于用輕蔑戰勝悲慘的命運。而加繆說：“應該設想，西緒福斯是幸福的。”
    《局外人》的讀者可以不知道默而索什么模樣，是高還是矮，是胖還是瘦，但他們不可能不記住他，不可能不在許多場合想到他。默而索將像幽靈一樣，在許多國家里游蕩，在許多讀者的腦海里游蕩。如果說時代變了，環境變了，人際關系變了，那他們可以記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在法國或類似的國家里，有那么一個默而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