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秋收來說，一切還沒有結束，只剩下最后那條絲巾。
剛接完古飛打來的電話，他平靜地坐在門后的地板上，喝著冰箱里拿出來的汽水，卻絲毫感覺不到冰冷。傍晚來敲門的是房東，他已結清了房租，幾天之內就會搬走。
忽然，手機鈴聲響了起來，屏幕上是外地的固話，他隨意地接起來：“喂。”
“阿秋？”
對方是個女人的聲音，頭一秒鐘的迷惘之后，第二秒就讓秋收的心揪了一下。
他沉默了。
“阿秋！是你嗎？”
沒錯，就是她......他還記得她的聲音，下意識地回答：“是我。”
“你聽出我的聲音來了？阿秋？”
“是。”他握著手機嘆息了一聲，“你終于找到我了。”
“是啊，找得你好苦，不知道問了多少人，也不知道打錯了多少個電話，直到五分鐘前，我還以為這個號碼也是錯的，沒想到......真的是你。”
“對不起，我不會回去的。”
“阿秋，我沒有讓你回去，我只是想告訴你，我過幾天就要結婚了。”
這句話讓他尷尬地停頓了一下，隨后才說：“恭喜你！”
“好了，我只說這些，沒有別的事。”
“你......沒有恨我？”
“現在不恨了。”
“謝謝。”
電話那頭卻等了幾秒鐘：“你呢？現在怎么樣？”
“我......我現在很好。”
“那就好啊。”她的聲音似乎有些哽咽，“對不起，打擾你了。”
“應該我說對不起。”
“阿秋，再見。”
電話掛斷了。
秋收的身體僵硬了許久，才輕輕地放下手機，開始回憶剛才與他通話的那張臉。
他抓緊了拳頭，又放開了拳頭。本來，這拳頭是要打到自己身上的。
是的，他想起了那張臉。
2005年初，東莞的那場大火之后，他帶著阿春的骨灰去了一趟貴州，見到了她的父親與母親。那是個海拔兩千米的山村，偏遠到只能徒步數小時才能進入，全村人在山間梯田種些玉米。阿春不到五十歲的父母，常年在山間艱苦地勞動，已經老得像七十歲的人了。他們的眼睛差不多接近失明，誤把秋收當作出門多年的親生兒子，而他將計就計沒有否認。秋收打工幾年下來的積蓄，只有五千多元，幾乎全都給了阿春的父母。他繼續假扮成阿春的哥哥，陪伴他們度過了春節。
過完正月十五，秋收告別阿春的故鄉，再度回到廣州打工。
他沒有再回那些工廠，而是去了天河區的一家花店，每天開著輕摩出去送花。花店老板叫冬姐，是個二十九歲的廣州女人，長得頗有幾分像松島菜菜子。她大學剛畢業就嫁給了一個小混混，不到半年女兒出生，還沒斷奶那小混混就進了監獄。離婚以后的她，獨自撫養女兒，為了生存才經營起花店。沒想到這幾年生意不錯，她為自己買了房子和車子，把女兒送進最好的幼兒園，花店里也雇傭了五六個人，直到她遇到那個叫阿秋的二十三歲的男人。
阿秋習慣于沉默寡言，每天悶頭開輕摩送花，沒想到好幾次他送花過去以后，別人訂花的電話又會接踵而至，指名還要阿秋再把花送過去原來是接收鮮花的女孩子們，發現了送花的男孩是個帥哥。甚至還有客戶留給他電話號碼，想要約他出去吃飯，可是每次都被他拒絕了。冬姐因而特別注意了他，有時也會單獨與他聊天，常常一聊就是兩三個鐘頭。晚上花店關門以后，當她一個人清點剩余的貨時，秋收也會幫著她留下來干活。因為他的車騎得很穩，有幾次她來不及開車去幼兒園接女兒，就讓秋收代替自己騎輕摩去。
有天晚上，冬姐剛走出花店大門，就被一個騎摩托的飛賊，拉走了脖子上的白金項鏈。正好秋收騎輕摩送花回來，馬不停蹄追了上去，他的車子騎得飛快，居然在三個路口之外，追上了那輛摩托車，一把將其揪下來，飛賊當即扔掉項鏈，從附近的小巷逃跑了。當秋收把白金項鏈拿回來，花店里只剩下冬姐一個人了，她露出感激羞怯的表情，讓他把項鏈戴到她的脖子上。雖然，他萬分不好意思，但在老板的命令之下，還是輕輕地把手繞到她的背后，在她潔白的后頸上系緊搭扣。他能感到冬姐呼出的氣息，重重地撲打在自己的臉上。接著，冬姐把頭靠在他的肩上，緊緊抱住他結實有力的后背.......
花店的清晨，當他從一堆被壓扁的百合花中醒來，鼻息里全是各種各樣的香味，冬姐撫摸著他的胸口說：“秋收，我喜歡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嗎？”
秋收明白，經歷過一次離婚的她，身為單親媽媽的她，絕非一個輕率的人，她所說的“在一起”，就是法律上承認的在一起。
他卻說出了一個雖然真實，卻很愚蠢的理由：“可是，我的身份證是假的。”
“沒關系，只要你是真的。”
“可是，我也不是真的。”他離開冬姐的懷抱，迅速穿上衣服，“因為，我是一個死人。”
這才是他真正的理由。
秋收走出花店大門前，回頭親吻了這個大他六歲的女人，有幾分留戀地看著這張似曾相識的臉，卻又斷然地搖了搖頭。
忽然，耳邊響起一陣熟悉的旋律
“苦海，泛起愛恨。在世間，難逃避命運。相親，竟不可接近。或我應該，相信是緣分......”
原來是隔壁賣盜版碟的音像店，正在放這首盧冠廷的《一生所愛》。在廣東打工好幾年的秋收，已經會說結結巴巴的粵語了，這才聽懂這段歌詞的意思。
他沒有流一滴眼淚。
秋收跨上輕摩，帶上吉它，再也沒回過廣州。</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