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勛既受曹洪所托，以是在朝堂上侃侃而談，主要想說明兩個問題。
    其一，族誅之法乃秦代遺毒，大違儒家“親親相隱”的孝道原則，應該將之從刑律中剔除出去。他不便徹底否定封建時代的“連坐”原則，但請求一人犯罪，只坐一家，并且其親人應該罪減一等，不當誅殺。
    其二，曹楷年紀還小，曹苗、曹志亦然，還不具備完善的心志，不能跟成年人等同處理，起碼你應該留他們一條活命，這才能彰顯天子和朝廷的仁德——“漢以孝治天下，故天子之謚，每加‘孝’字也。然孝本為仁之體，以仁心待親，是謂孝矣；仁為孝之延，斯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我朝當以仁治天下，推愛心，廣恕道，自然黎庶安樂，社稷永固。”
    曹髦天性淳厚，聞言不禁點頭，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免三曹之死罪，皆貶為庶民，暫圈禁之，至于二王妻妾，有子者從子而居，無子者沒為官奴，罰為掖庭苦役，但令有司不得無故折辱之。
    鄄城王曹植謀逆，其人雖死，亦自宗牒中削名，并除封國。任城王曹楷年紀尚幼，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國家，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也就是曹髦的同父異母大哥——出繼為彰子，仍守任城國。
    是勛隨即請奏：“此皆陛下之恩德也。然法自秦設，漢因陳之，本不合乎當世，先帝在時，即每欲刪改之，以成《魏律》……”曹髦點點頭：“此中書之事也，令公可自為之，奏朕頒行。”那你就組織人手去編寫新的法律法規吧。
    是勛聞言，略略一愣，趕緊說我中書臺屬員不足。事煩人少，請求陛下允準，擴大辦事機構，增添辦事人員。
    他本是個不究細務之人。跟諸葛孔明完全走兩個極端。名為中書令，其實并不怎么管中書臺的細務，基本上大撒把，全都交給中書左仆射劉先、右仆射鄭渾處理；實際上，是勛應該算是宰執聯席會議的常務主席。只負首相之責。
    可是中書臺確實是事情多，衙門小，總共才一百來號人——不象尚書臺，分管十二部，直接指揮各州、郡政事，不算外派機構就拉拉雜雜九百多官吏——劉先、鄭渾他們往往忙不過來，還得經常跑來請示是勛。如今若再組個班子制定《魏律》，是勛想起來就覺頭大，所以才請求增添人力。
    曹髦聞言，雙眉微蹙。沉吟不語。
    為什么沉吟不語呢？原來他想起了崔琰的話。崔季珪與是宏輔非止有舊仇而已，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有著根本性的對立：首先是經學方面，崔琰一直覺得是勛歪解了老師鄭玄的理論，想要把原本純潔無垢、萬世不易的儒家學說庸俗化、功利化；其次在施政方面，崔琰是傳統士大夫，尚清談超過實務，總覺得按照東漢初建時的法度略加修改，即可施于當今，對于是勛對國家體制、政府架構大動手腳異常不滿。所以見天兒就在曹髦面前說是勛的壞話。
    最終連曹髦聽得都有點兒煩了，一甩袖子：“是令公所為。或有所未妥，然其忠心為國，先帝亦嘗贊嘆之也，朕不之疑。”
    崔琰拱手道：“臣非因私怨而謗令公也。乃為國事，為陛下耳。昔伊尹佐商湯成王霸業，豈不忠歟？而放太甲桐宮；霍光輔昭宣造成盛世，豈不忠歟？乃廢昌邑未央。且宣帝初立，以光陪乘，常感芒刺在背。今陛下見是令公，獨無此憾耶？”
    曹髦聞言，不禁沉吟不語，崔琰趁機更深入一步地說道：“古來賢君處上，群臣各安其職，國乃泰和；君若怠政，臣必各執一辭，黨同伐異，社稷陵替。齊桓用管仲而霸，然仲止亞卿爾，高、國世臣，不能侔桓公；晉文統群賢而治，至晉襄乃命六卿，彼此傾軋，晉因是衰。君如干也，干壯而枝葉繁茂，歷秋冬而可不死；若強枝弱干，必敗無疑……”
    倘若是勛在此，當場就會啐將過去——你丫是真不懂史，所以跟這兒胡沁哪，還是成心歪曲事實？哦，只要君權凌駕于臣權之上，自然國家安泰，一旦顛倒，國家必亡？那伊尹輔殷、霍光輔漢又怎么解釋？即以齊桓事論，管仲名為亞卿，其實相也，上卿高、國能壓制得住他嗎？再說晉事，公室衰頹、卿大夫掌控國柄，在當時本為常態，乃分封之過，跟君臣之間執政權力的大小有多大關系？
    其實崔琰也不算無知，也并非扯謊，以這年月的士大夫而論，能夠有這點兒見識就算挺正常啦，蒙是勛蒙不了，蒙曹髦可是白玩兒的。再說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崔琰說只有皇權徹底壓制住臣權，才能夠穩定國家，這話曹髦肯定聽得進去啊。
    崔季珪以史為證，一步步說到了漢初：“漢之肇建，蕭、張、曹、周等功臣得力大焉，乃不得不與之共治。逮之漢武，初設內朝，外制丞相，以大君權，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嶺表，漢之盛焉，莫之可比。后世因之，乃有昭宣之治、明章之盛。今吾魏初立，亦以顯爵、高位、實權以酬功臣，然不可為萬世法也，陛下當漸收權柄，以期永年……
    “然是令公為先帝做制度，大廣臣權而侵君柄，裁削內廷而實外朝，混亂社稷以媚功臣，臣竊以為不可。人心無可測也，君子但見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云令公為不忠矣，然其所行實有虧也，乃斗膽以諫陛下。若使外朝勢盛，則漢惠受制諸呂，漢文委政周、陳，漢武恚怒竇、田，其事或當見于吾魏，則陛下欲紹繼先帝之業，成輝宏大志，為萬世所尊慕者，難矣哉！”
    傳統的儒家士大夫，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賢臣實理國家，其實所謂的“虛君”思想很早就已經萌芽了。因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故此代代相傳，父死子繼或者兄終弟及，你保不準會養出什么奇葩來。若是君權過大，一旦出個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國都搭不上手去——出暴君更慘，士大夫也將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襲的。只要機構穩定，運轉正常，自然能夠滌濁揚清，把賢人拱上高位，如此國家便可安泰。
    當然啦。一旦官僚機構出點兒問題，士大夫們往往第一時間想的不是推舉賢人，而是請君主仲裁，就基于這么點兒傳統惰性，他們也不會真愿意搞“虛君”那一套。
    所以說是勛如崔琰所言“大廣臣權而侵君柄，裁削內廷而實外朝”，是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故而新定制度，就連陳群那種徹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節問題上跟他起齟齬。大方向上并無異言。對于官僚士大夫來說，內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類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內廷權重，君主用私人用順手了，那什么外戚、宦官都會驟登高位，東漢朝因此而敗，這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確自己的屁股位置，無人叛逆自身階級或者階層。世界上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紛爭和動亂了。崔琰同樣是士大夫，但他的觀點就與是勛截然不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自身階層的叛逆者——因為儒家講究君臣父子，天然有序。那么居高位者自當掌權，居下位者只該遵令執行，也便順理成章。合著不能老爹光主祭祀，表面尊崇，其實兒子們都不聽他的話呀，那家族還能管理得好嗎？同理。若君主無權，移之于下，那就是沒有一個明確的領導啊，各說各話，國家還能治理得好嗎？
    再說了，崔琰如今身在內廷，他當然希望自己這個秘書監掌握實權，而不僅僅只是君主和中書臺之間的傳聲筒啦。
    所以才長篇大論地勸諫曹髦，說是勛制定的那一套制度根本上就有差誤，長期運行，對國家絕無好處。陛下您如今年紀還輕，只能放任臣子們掌控國家，可你終究是要成年的啊，一旦親政，結果發現自己手頭權力已經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到時候你能夠忍么？
    我不敢說是勛不忠心，但我不認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確，希望陛下您能夠明見我的忠誠，睜大眼睛瞧瞧是勛究竟做了些什么，好尋找機會“撥亂反正”，使國家體制真正走上康莊大道。
    曹髦沉吟良久，微微點頭：“卿所言亦似有理，然則當如何做耶？即收外朝之權歸之內廷耶？”崔琰說您絕不可心急，急必生變——“昔霍光之廢昌邑，昌邑果失道耶？其世即多有疑霍光專權陷主者。臣亦不敢云霍光不忠，唯昌邑性急，才入未央便大用私人，光恐政亂，故乃放之。‘治大國若烹小鮮’，若驟更制度，人心必亂，人心亂則新政不行，新政不行則群臣疑主，國焉得治？當覓良機，徐徐侵削外朝之權，以歸政陛下，自然群臣不怨——則是令公便欲為霍光，安可得耶？”
    說到這里，匆忙又補上一句：“霍光非敢妄行，實受田延年慫恿也。即是令公無擅權心，群僚中得無一二田延年乎？”
    史書記載，昌邑王劉賀亂政，霍光也拿他沒招，只是滿腔憂憤而已。大司農田延年卻站出來挑唆霍光，說：“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然后又拿伊尹放太甲于桐宮的前例來說事兒。霍光這才召集百僚商議，提出廢黜劉賀，大家伙兒全都驚了，還沒人表態呢，田延年又跳出來了，而且“離席按劍”，故意責難霍光，說你受先帝重托，難道就眼睜睜地瞧著皇帝胡作非為嗎？“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并且威脅道：“群臣后應者，臣請劍斬之！”
    崔琰補充這一句，是為了表明自己絕非猜忌是勛之用心，沒暗示他跟霍光似的，既有廢主之力，也有廢主之意。但若陛下您真的因為操之過急，奪權不成反而亂政，到時候群臣盡皆離心，說不定就會有人仿效田延年一般跳出來啦，到時候是勛欲不為霍光而不可得矣！
    崔季珪確實聰明，他知道必須先把自己的態度擺正，要是讓曹髦疑心自己是因為私怨而特意誹謗是勛，那此前的種種說辭都將化為流水，皇帝再也不會相信自己啦。
    果然曹髦因此深信崔琰之語，所以今天是勛一提要再擴大中書臺的規模，就不由得他不愣神兒了——曹髦心說我還想逐步削弱外朝權柄呢，你倒好，還打算擴充自家班子……這可不成，朕堅決不能答應！(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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