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瓶梅》與世情小說
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金瓶梅》的出現，可謂中國小說發展的極峰。在文學的成就上說來，《金瓶梅》實較《水滸傳》《西游記》《封神榜》尤為偉大……它是一部純粹寫實主義的小說。《紅樓夢》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呀、道士呀，尚未能脫盡一切舊套。唯《金瓶梅》則是赤裸裸的絕對人性描寫。在我們的小說界，也許僅有這一部而已。”
從中我們足以看出，《金瓶梅》這部小說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以及它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在明代萬歷年間，當時著名的文學家馮夢龍在蘇州給自己起了一個別名“欣欣子”，與“笑笑生”相應和，他寫在《金瓶梅詞話》的“序”中的第一句話是：
竊為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
這句話非常明顯地指出《金瓶梅》這部小說的最顯著特點就是描寫當時的“時俗”，也就是社會的種種現象和問題，即“世情”，以此來傳達作者的思想感情。
魯迅先生也說過：“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
許多學者都指出：《金瓶梅》不僅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尤其是明代社會中期的政治腐朽、世風日下的狀況，與此同時，小說也生動鮮活地反映了明代社會市民這一類人群的生活和思想，特別注重寫平凡人家的平凡事，從這一點上來說，正符合所謂“世情小說”的內容需要。
《金瓶梅》寫俗人、說俗事，處處時時都寫得無比生動與逼真，甚至是對當時老百姓的生活細節、日常話語都如鏡子一樣平實地表現出來，而這一點恰恰是世情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說在小說的第一回中，描寫9歲的潘金蓮：“描眉畫眼，敷粉施朱，梳一個纏髻兒，著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勢，矯模作樣。”這一細節描寫了幼年潘金蓮的容貌、打扮、衣著、動作，只是寥寥數語，就已經將生活在明代的一個最普通的小女子形象躍然紙上了。再比如“比甲”，這是明清時代才有的服飾，特指在青年婦女中流行的一種長外衣。例如在小說的第十五回寫到元宵節，大家一齊到街上看燈，西門慶的各房妻妾也都去了，“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還有“臥兔兒”，這也是明清時代在婦女中流行的一種類似于帽子的首飾，大多是毛皮做成的，只在冬天戴在頭上，因為樣子像一只小白兔趴在頭上，所以叫“臥兔兒”，在小說的第二十一回中：“西門慶燈前看見他（吳月娘）……頭上戴著貂鼠臥兔，全滿池嬌嬌心，越顯出他粉妝玉琢爭盆臉，蟬髻鴉鬟楚岫云，那西門慶如何不愛？”
《金瓶梅》還出現了一種食物名字叫“乳餅”，這是在宋明時代很流行的一種做菜的奶酪餅，小說的第二十回中寫李瓶兒在陪西門吃飯時有“一甌黃韭乳餅”，我們今天猜想這也許是用黃韭拌著乳餅做成的菜；第六十二回里有“然后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蒸的黃霜乳餅”。還有“鞋杯”在宋元時代的士大夫中，常常用纏腳的婦女的鞋斟滿酒來喝，到了明代的中晚期，統治者越來越墮落，所以“鞋杯”這個現象就更加盛行。小說的第六回里寫道：“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潘金蓮）一只繡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杯酒在內，吃鞋杯耍子。”
關于禮節，《金瓶梅》里也有提及。比如說“唱喏”，這是在宋明時代男子之間的一種禮節，即給人作揖的同時，出聲致敬。比如小說的第二回中，西門慶被潘金蓮的叉竿打中頭巾，剛要發怒，卻猛然看見一個美貌妖嬈的婦人，便立刻把那怒氣變成了“笑吟吟臉兒”，連忙對著婦人“把腰屈著地還喏”，而那婦人要他不要見怪，他又“在大的唱個喏”。還有一種禮節叫“萬福”，這是在宋明時代的女子用的禮節，行禮的時候合手放在身體前面，口稱“萬福”，表示一種問好。小說的第三回寫：“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潘金蓮）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
另外在明代，還有一種社會風俗，當時的人們一般稱呼富貴人家的奴仆為“大官兒”。《金瓶梅》的第五十二回里，西門慶讓琴童去叫謝希大，一會兒，謝希大滿頭大汗地來了，道：“大官兒去遲了一步兒，我不在家了。我剛出門，可他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里，我才曉得的。”
另外，世情小說主要是描摹社會生活、社會環境、社會觀念等人情世態，以此來反映市民的日常生活，這自然要求作品的內容必須要具備極強的真實感。雖然我們說《金瓶梅》始終只是一部小說，而小說最主要的特點則是虛構，但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文學作品來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和描寫社會現實狀況的內容相比，《金瓶梅》虛構的部分要少得多了。
在《金瓶梅》中，作者用很多事例來描寫當時社會對婦女的種種態度，特別是對女子的貞操觀念，完全如實地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的社會觀念。
通過諸多的事例和文學作品，我們可以了解到，在封建社會里，對婦女的婚嫁歷來是有著相當嚴苛的標準和規范的，那就是所謂的“從一而終”。假如說真的有女子死了丈夫之后，產生了再婚的想法，那是一定會為其他人的言語所詬病的，還可能會遭受種種非人的折磨，甚至會失去富貴的生命。到了明代，盡管上層的統治階級荒淫無度，但他們最終還是要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所以仍然要在思想上繼續束縛民眾，其中的一個手段就是繼續大力宣傳封建禮教，“烈女不事二夫”的思想更加強烈地禁錮著人們尤其是女子的頭腦。不過，只要我們隨便地翻閱一下《金瓶梅》，就會發現，“女子守節”這一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在小說中根本就不存在，書中的女子完全是堂而皇之地、毫無顧忌地在滿足著自己的欲望，而且更為反常的是，這些女子的改嫁、偷情等行為，根本就沒有人來指責她們。
以西門慶的幾個妾為例。首先還是看一下潘金蓮，她最早是被張大戶“收用”了，后來又嫁給了武大，再然后才成了西門慶的妾。西門慶對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不同的男人生活這一點，一點也不在乎，反而是“且說西門慶娶潘金蓮一來家，住著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男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順”。我們可以看出，西門慶對潘金蓮是百般寵愛。李瓶兒也是如此，先是蔡太師的女婿梁中書的小妾，梁中書死了之后嫁給了花子虛，花子虛死后又和蔣竹山攪在一處，當蔣竹山被西門慶趕走后，又嫁給了西門慶。而她進入西門府后，西門慶對她依然寵愛有加。甚至在李瓶兒死后，西門慶還要為她寫“詔封錦衣西門慶恭人李工柩”，這“恭人”的意思是正夫人，直到別人極力勸阻，他才將“恭人”改為“室人”，即妾。不過所有的安葬過程和儀式，仍然是完全按照正妻的式樣執行的。
通過以上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金瓶梅》中對女子的再婚是允許的，對女子的貞操問題也是寬容的。雖然作者沒有明確表示要反對女子的“從一而終”，但字里行間仍然透露出作者對封建禮教在這一問題上的否定態度。同時也應該說，在反映出當時社會現實的同時，《金瓶梅》也因此具有了進步的歷史意義。
（二）《金瓶梅》對于世情小說的影響
所說的“世情小說”，就是以“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為主要特點的一類小說，也就是以描寫日常生活為主的小說。究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魏晉以前。但我們今天所稱的“世情小說”，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出現的內容世俗化、語言通俗化的一類小說。
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起，學術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說（或人情小說）專指描寫世俗人情的長篇。被魯迅稱贊為是“最有名”的《金瓶梅》，就常常被看做是世情小說的開山之作。在其之后的明清兩代的世情小說，或是寫愛情與婚姻，或是寫家庭糾紛，或是描繪廣闊的社會生活，或是專注于譏諷儒林、官場、青樓，內容豐富，色彩斑斕。
而明清的世情小說有很多，比如說《醒世姻緣傳》《玉嬌梨》《好逑傳》等。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是《金瓶梅》。
《金瓶梅》描繪了大量市井生活的生動畫面，但它絕不僅僅是一般的描摹，而重點在于暴露、凸顯當時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商業、愛情、婚姻等多方面的矛盾，進而反映當時的時代特征。中國素有“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本書卻將商人西門慶作為主人公來描寫，而且時不時地還顯示他的精明強干，西門慶的發跡也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而在書名中所提到的三個女性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亦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眾多女性的代表，在愛情中的癡狂，在婚姻中的悲慘，都不只是其個人的遭遇，而是所有女性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要過的所謂的“正常生活”。
由寫一家而寫盡天下世情，從暴露小家的矛盾進而剖析扭曲的人性，這都是《金瓶梅》這部小說的閃光點。可以說，《金瓶梅》為“世情小說”的寫作開拓了新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