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除夕，對于許多文體屆未來的新星也是不同尋常的一年，各種滋味自在心頭。
    就比方說未來的跳水皇后高敏吧。
    自打轉糖轉出了一條龍來，這個小姑娘就堅定的留在隊里，一心一意，努力訓練，再沒有萌生過退縮的念頭。
    1985年年初,她的努力和付出終于獲得了回報。
    國家隊下達通知，讓她如愿以償成為“國家跳水少年集訓組”的一員，去京城參加集訓。
    來到國家隊的高敏，對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國家隊的生活環境與省體校完全不同。
    由于跳水運動員既要保證每日所需的高蛋白營養，又不能攝取過多脂肪，所以每天的兩頓正餐中都有海產品。
    國家隊的配餐有著嚴格的規定，每個運動員每天的伙食標準是三十元人民幣。
    而這時，京城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百八十塊。
    然而伴隨著伙食標準的改善，訓練強度也在不斷增加。
    在國家隊,每個隊員必須遵守嚴格的作息時間。
    早六點起床、晚十點熄燈。
    每天的訓練時間在八小時以上，只有星期日下午有半天的休息時間。
    基本上就是訓練、吃飯、睡覺、比賽，還有文化課。
    偶爾在訓練局放一場電影，那也得十八歲以上才能看，像高敏這樣年齡小的隊員沒資格。
    甚至就連春節也是一樣，最多就多放半天假。
    所有人都不能回家，必須堅持訓練。
    1985年農歷除夕的下午，京城的天空開始飄雪。
    高敏還是第一次見到下雪。
    這個除夕，她也是第一次沒有和爸爸媽媽在一起，而是和其他隊員一起在訓練館度過。
    但讓她尤為失落的是，她剛剛知道了自己是代訓的，所以沒有隊服。
    原本進入到國家隊，她還覺得好像是對自己一個交待，就是說她高敏也進過國家隊，怎么著也算是來過了,要能穿著國家隊的對付回到省隊也算不錯。
    可代訓的真相,卻徹底打破了她的心理平衡和平靜。
    這就是讓人無奈的現狀，我國長期以來的運動員選拔方式是逐級選拔。
    有體育天賦的孩子被發現后,經基層體育部門推薦被輸送到上一級體校。
    每年，各省體委都會向國家體委輸送大量代訓隊員。
    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最終能夠留在國家隊的只是少數。
    所以代訓并不意味著高敏就是國家隊的隊員，只不過是意味著，高敏還需要通過更嚴苛的考驗和競爭來證明自己。
    這個除夕，還有一個未來將在內地歌壇綻放出萬丈光芒的女孩和高敏一樣。
    看著窗外飄落的雪花，情緒陷入深深的低落中。
    那就是海淀區205中學的學生張嬙。
    （前面化名用的是張婍，章節鎖死，沒法改了。在這兒更正一下）
    坦白來講，她的運氣還不如高敏。
    因為她的的歌手夢，不但從一開始就遭遇了沉重的打擊，而且所有的努力都是沒有任何回報的。
    1984年的暑假，她看到了寧衛民在天壇書市組織的表演，受到崔建演唱的鼓舞，才生出勇氣去參加海淀區歌手大賽的。
    參賽現場，她手拿她手拿媽媽給她買的吉他，又蹦又跳的唱了一首美國卡朋特兄妹的代表作《什錦菜》。
    可沒想到一曲唱罷,卻把評委們嚇壞了。
    要知道，在這個年代，李谷一的《鄉戀》都能被批為靡靡之音。
    當時參賽的歌手大都唱一些紅色的革命歌曲或者是民歌。
    即便是膽大妄為者，充其量也就唱唱劉文正、鄧麗君的歌，就已經很了不得了。
    她這一首英文的什錦菜加在中間，雖然發揮不錯，可實在是超前。
    顯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時宜。
    即便是在標新立異者的范疇里，也顯得太過分了。
    所以這場比賽如同許多人預料的那樣，她沒有取得任何成績。
    她從評委的口中得到的只有五個字，“回家等通知”。
    而其他參賽者們，則在她下臺后竊竊私語。
    “唱得真不錯，但估計沒戲。”
    “為什么沒戲？”
    “人家肯定不要這樣的。除非是民歌和偏美聲的……”Ｘιèωèи.ＣoＭ
    如果說，這件事到此作罷也就算了，張嬙雖然郁悶，過上幾天也就能調整過來。
    但最能把人逼瘋的，是老天爺好像把機會又送到了你的手里。
    偏偏趁你不備，又把你的機會奪回去，并且當面扔在地上左一腳右一腳的踐踏。
    這次比賽，張嬙其實并未全然一無所獲。
    一位二胡演奏家注意到了她。
    并且經過私下聯絡找到了她，邀請她參加自己劇團的演出。
    于是張嬙終于有了在SMX第一次參加正式演出的機會。
    初次登上劇場舞臺的她被音樂和燈光所傾倒，她載歌載舞，又唱又跳。
    就連頭一次用麥克風，都讓她極為興奮。
    但可惜的是，第一場演出盡管獲得了熱烈的掌聲，但仍有不同的聲音響起。
    有觀眾找到了主辦方，點名說不喜歡張嬙的表演，希望她下一場別再登臺了。
    就這樣，張嬙在后續的幾站中，一直沒能再擁有表演的機會，這讓她備受打擊。
    回到京城之后，小姑娘甚至都不想出門見人了，著實萎靡了一陣子。
    后來還多虧了母親所在樂團的同事們指點，張嬙才搞懂了她屢屢遭遇挫折的原因。
    那些專門搞音樂的叔叔阿姨都是這么說的，“哎呀，丫頭，你唱的這些歌兒太流行了，大多數人哪兒接受的了啊？尤其是小地方的，非得被你嚇著不可。像你這種唱法，只能去南方的一些音樂茶座里唱歌。因為那邊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接受外來文化比較多，只有那里的年輕人，才能接受你這種唱法……”
    要去南方嗎？
    張嬙還真的動了這個心思，只是她也知道，這件事實在不切實際。
    且不說她還只是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還沒法徹底離開學校。
    就是她的媽媽再開明，無論在奇裝異服還是另類歌唱風格上再怎么支持她。
    也不會放心讓她長期離家，獨自一人，去那么遠的地方的。
    那該怎么辦？
    難道京城就沒有一方小小的舞臺能夠承載自己的夢想，任自己痛快的歌唱嗎？
    不，還有的。
    馬克西姆餐廳不也是像外國酒吧一樣的地方嗎？
    要不然怎么會有“七合板”樂隊那樣的前衛演出？
    除夕的這一天的年夜飯，張嬙終于下了一個決定。
    她在餐桌上開口母親尋求幫助，希望媽媽能幫她聯系一下馬克西姆餐廳的負責人，看看她是否能在那里登臺表演。
    還不光是年輕人對未來充滿迷茫，中年人也是一樣。
    這個除夕，來自美影廠的動畫導演戴鐵郎也沒能夠回滬海過春節。
    而是在京城的旅館里焦急的等待有關他的動畫片《黑貓警長》的一個重要消息。
    臨近中午，制片主任終于回來了，帶回來的消息讓人松了一口氣——“綠燈”通過。
    只是制片主任郁郁寡歡的表情，不見絲毫喜氣，仍然讓戴鐵郎感受到了這件事里另有文章。
    關上門一問才知道，果不其然，原來已經制作完成的五集《黑貓警長》是有條件獲得放行的。
    美影廠暫時沒有可能再繼續制作像《黑貓警長》這樣的動畫片了。
    “為什么啊？”戴鐵郎不可思議的詢問。“這片子所有人看過，反響不都很好嗎？尤其是孩子，沒有不喜歡的……”
    “不是的，爭議還是挺大的。有些專家對這樣一種風格，這樣一種形式，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們覺得過于商業化。”
    “商業化？我們追求的本來就是商業化啊。難道日本的《鐵臂阿童木》和《森林大帝》不商業化嗎？我們的目的不就是要彌補國內多集動畫片的空白嗎？”
    “日本是日本，咱們是咱們，我也解釋了。可專家的意思，我們還是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風格，多拍水墨動畫片這種強烈藝術風格的短片，才能在國外獲獎。”
    “這是什么話？他們難道看不到我們和人家的差距嗎？我們要再不拍一些能讓孩子感興趣，產生共鳴的多集動畫片，今后電視上就全是外國人的動畫片了。不行，我得找他們好好談談。”
    “別別，老戴，你可別沖動。這已經是我們能爭取到的最好結果了。你要太計較，弄不好咱們的一切成果就得付之東流。說真的，其實許多意見我都不想告訴你，就是怕你氣壞了。像有人就提出，子彈怎么可能轉著彎去擊中一只耳呢？還有人批評咱們這部動畫片過于血腥，情節故弄玄虛，給孩子的是一種荒誕教育。甚至還有人提出，咱們沒有民族化。應該在黑貓警長坐的那個摩托上面貼一條龍……”
    望著窗外飄落的雪花，戴鐵郎不禁痛心疾首，“哎，故步自封啊！這也太不重視外部環境的變化了。咱們美影廠一年只有四百分鐘的產量，還得拍藝術化的東西，今后可怎么跟人家去爭啊！”
    “那就不是你我能考慮的事兒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啊。”
    制片主任拍拍戴鐵郎的肩膀，又看了看表，“老戴，咱們還是說點實際的吧。任務既然完成，咱們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一起去火車站，看看能不能搞到明天回家的車票……”
    有人感受到桎梏，對此無能為力，然而有人卻拼盡全力的要掙脫桎梏。
    1983年，從儀器廠破格調入兒童文學出版社的鄭元潔，哪怕處處磕碰，但始終也沒放棄追求按勞分配的可能，沒有放棄把寫作商業化的目標。
    為此，他竟異想天開的想辦一本不登別人的作品，只登他一個人的作品的雜志。
    他認為必須如此，才能顯現出他真正的價值來，拿到原本應屬于他的稿酬。
    才能使他剛剛學步的兒子，搬出樓道內處處是“滋滋”冒氣高壓鍋的筒子樓。
    應該說，在這個年代，鄭元潔絕對算是有能力，又有勇氣的文化創業先鋒了。
    只可惜，大多數人是見不到別人標新立異的，哪怕不礙自己的事兒也不行。
    所以鄭元潔越是著了魔似的為這事奔波，就越遭人恥笑。
    無論去了那家刊物的編輯組，他聽得最多的一句回復，就是“鄭元潔，你童話寫多了吧？你說的那個，壓根兒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就這樣，鄭元潔的“自不量力”和“異想天開”，使之淪為許多文人的笑柄。
    再加上他的小學沒畢業的學歷，簡直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
    為此，不只一個人曾公開指責過，說鄭元潔純粹是混進文化隊伍里的人。
    直至1985年的這個除夕，鄭元潔回到老家太原，見到了在山西團系統任職的朋友趙延平，事情才開始出現轉機。
    鄭元潔一想，團系統是可以辦少兒報刊的呀，所以才見面，就對這位朋友脫口而出。
    “想發財嗎？想發財咱們就一起辦個刊物。”
    說實在話，趙延平當時聽了鄭元潔的想法也無比驚訝。
    因為這種方式，這種形式，他從來沒聽說過，更難以想象。
    就靠一個人支撐一個刊物，鄭元潔吃得消嗎？
    就靠一個人支撐一本刊物，又會有多強的生命力？
    萬一這個訂閱的費用都收上來了，要是稿子出不來了，該怎么辦？
    到時候，就是想把錢退給全國的讀者，都沒法操作這事啊。
    那誰兜得住？
    風險太大了！
    “老趙，那些刊登和連載了我的作品的雜志，銷量都上去了。雖然他們不說，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我的作品給他們帶來了盈利……”
    “哥們兒，你放心，我絕不會撂挑子。即使我寫不出，我也可以給你找別人組稿，保證能按時出刊……”
    可盡管這個主意聽起來如此的不切實際。
    但由于鄭元潔拍著胸脯做出這樣的保證，趙延平最終卻被好朋友的執著、自信和熱情感染了。他還是答應春節過后，會跟主管領導試著申請一下。
    就這樣，鄭元潔和趙延平的事業，走到了關鍵的十字路口。
    只是此時此刻，他們遠遠沒有意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