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個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艱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長達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異常容易，也就異常快活，讓爬山者疲憊的身體頓時輕松下來，因此名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攀登，其艱苦驚險的程度遠遠超過攀登泰山南天門。我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場革命的攀登者。可是從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大約有半年多的一段時間，我卻覺得，腳下的路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較輕松了。盡管全國和全校正為一場驚天動地巨大無比的風暴所席卷，我頭上卻暫時還是晴天。在經過了第一陣艱險的風暴以后，我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心里異常喜悅，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從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學家喜歡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問題，與此有牽連的是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我可從來沒有關心過我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后，情況變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
粗略地說，地位可以分為兩大類：整人者與被整者。細分起來，那就復雜得多了。而且這個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運動的進展，隊伍不斷地分化，重新組合。整人者可以變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變為整人者。有的在這次運動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運動，地位倒轉過來。人們的地位千變萬化，簡直像諸葛武侯的八陣圖，令人眼花繚亂，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當然非常關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談到的帽子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地位問題。我的地位長期懸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臥不寧。后來我逐漸發現，自己還沒有被劃歸敵我矛盾。有這一點，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著人民的招牌，逍遙起來了。要知道，在當時，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間，在人民與所謂“反革命分子”之間，橫著一條其寬無比其深無比的鴻溝。如果處在鴻溝這一邊，在人民的這一邊，許多事情都很好辦，即使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這都算是一時不小心所犯的錯誤，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劃到對岸去，成為敵人，那就會有無限的麻煩，即使夾起尾巴，處處謹小慎微，絕不敢亂說亂動；可是一時不慎，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比如把“資本主義”說成“社會主義”或者倒轉過來，那就必然被上綱到反革命的高度，成為現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劃分敵我，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個權力掌握在誰手里呢？我真有點說不清楚。我的腦筋簡單，百思不得其解。雖然我暫時處在鴻溝的這一岸；但是卻感覺到，自己像是在走鋼絲，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鴻溝的對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獄里，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原來是東語系的系主任。這時當然已經不再是了。是免職？
是撤職？誰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著搞清楚。“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當時的行動方針。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沒有人去追問。連堂堂的國家主席，也不用經過任何法律就能夠拉出來批斗。我這個小小的系主任，不過等于一粒芝麻、綠豆，當然更不在話下了。但是，我雖然失掉了那一頂不值幾文錢的小小的烏紗帽，頭上卻還沒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這時候，學校里已經派來了“支左”的軍宣隊。每一個系都有幾個解放軍戰士和軍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組成了一個領導班子。造反派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專就東語系而言，情況大概是這個樣子：一些自命為出身好的教員和學生，堅決貫徹“階級路線”，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纏上一塊紅布，這就算是革命者的標志。所謂出身好，指的是貧下中農、革命烈屬、革命干部、工人。這些人根子正，一身紅，領導革命，義不容辭。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運動中反對過陸平的人。他們覺悟高，現在來領導革命，也是順理成章。我記得，戴紅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種人。臂章一戴，渾身紅透，臉上更是紅光滿面，走起路來，高視闊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為什么第二種人不能戴紅臂章，我不清楚。這是他們革命家內部的事，與我無干，我也就不再傷腦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還沒有人像當年的阿Q 那樣，別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見，這些革命家的覺悟有多么高了。只有革命干部的子弟有點玄乎。雖然他們比別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紅綢子來做，別人只能戴紅布的；但是他們的地位卻不夠穩定。今天他們父母兄姐仍在當權，他們就能鶴立雞群、耀武揚威；明天這些人一倒臺——當時倒臺是非常容易的——他們的子弟立刻就成為“黑幫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邊站了。
所謂反對陸平，是指1964年在社教運動中，北大一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認為當時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同志有嚴重問題，執行了一條資本主義復辟的路線，是修正主義的路線。于是群起揭發，一時鬧得滿園風雨，烏煙瘴氣。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極“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參加到運動中來。越揭發越覺得可怕，認為北大已經完全爛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誠的心情來干這些蠢事的，幻想這樣來保衛所謂的革命路線。我是幼稚的，但是誠實的，確實沒有存在著什么個人考慮，個人打算。專就個人來講，我同陸平相處關系頗為融洽，他對我有恩而無怨。但是，我一時糊涂蒙了心，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必須置個人恩怨于度外，起來反對他。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的思想。后來中央出面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陸平平反，號召全校大團結，對反對過陸平的人，連一根毫毛也沒有碰。我經過反思，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到了1965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參加農村的社教運動。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談過的那樣，我經過了首次沖擊，比較順利地度過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個階段。后來軍宣隊進了校，東語系干部隊伍重新組合。我曾經是反過陸平的人，按理說也應該歸入“革命干部”隊伍內；但是，據說我向陸平投降了，階級立場不穩，必須排除在外。那幾個在國際飯店堅持立場，堅決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的人，此時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當了東語系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有的甚至晉升到校革命委員會中，當了領導。我對此并無意見。但是，我仍然關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較要好的革命小將偷偷告訴我。他看到軍宣隊的內部文件，我是被排在“臨界線”上的人。什么叫“臨界線”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中間那一條界線的人民這一邊。再往前走一步，就墮入敵我矛盾了。我心里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的處境真是危險呀。喜的是，我現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陰陽界那一條白線這一邊，向前走上一寸，就墮入萬丈懸崖下的黑龍潭中去了。
此時，全國革命大串聯已經開始。反正坐火車不花錢。于是全國各地的各類人物，都打著“革命”的旗子，到處旅游。所有的車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勁，再耍上一點野蠻，就能從車窗子里爬過人墻，爬進車廂，到愿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號召說，這就是革命，這就是點燃火炬。結果全國一團混亂，到處天翻地覆。有人說，這叫作“亂了敵人”。一派胡言亂語，駭人聽聞。是自己亂起來了。如果真有敵人的話，他們只會彈冠相慶。我覺悟低，對于這一套都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