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70年代的倫理思想
20世紀70年代是韓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韓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由1962年的23億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459億美元，17年間翻了四番多。同期內年平均經濟增長率是10%左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87美元增加到1330美元。國民經濟結構也逐漸趨向“近代化”。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結構也比較合理。對外貿易方面，同期內出口由0.5億美元增加到127.1億美元，進口從4.2億美元擴大到149.7億美元。
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韓國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始尋求自己的“主體意識”。如在哲學領域除了對西方分析哲學和現象的研究外，加強了對“韓國哲學”的研究。因此，有人說這個時期是“確立韓國人主體意識——哲學”的階段。“韓國哲學”的研究又帶動了倫理道德學科在內的其他學科的研究。在這時期韓國當局特別重視對國民的倫理教育和實踐，這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之一。
這一時期的倫理教育之所以引起當局的重視，是由一系列社會問題所引發的。據有關材料，1970—1975年（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階段）期間，隨著經濟的發展，在社會中形成了高消費、高享受風氣。這種風氣給社會帶來了頹廢、墮落的思想和情緒。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這同忽視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有直接的聯系。韓國政府組織撰寫國民倫理教材，力圖通過系統的倫理教育，遏制青少年犯罪現象的不斷發生。由韓國高教部組織編寫的《國民倫理講授大綱》（1970）以及由國民倫理教育研究會編寫的《人和國家》（1970）、《現代國家和倫理》（1978）、《現代社會和倫理》（1980）等相繼出版。《現代國家和倫理》與《現代社會和倫理》的理論體系包括：（1）社會的發展和現代韓國的倫理問題，其中闡述了現代社會和人的問題，人的存在和倫理問題，以及現代韓國面臨的問題。（2）民族思想和傳統倫理，其中講到韓國精神原貌，佛教、儒教的傳入和發展，韓國哲學和智者精神，近代思想和忠孝倫理。（3）韓國的政治理念。其中講到韓國政治發展和自主性的確立，維新體制和自由民主主義，韓國民主主義的理想和現實。（4）民族振興之路。其中講到民族統一問題、新的歷史創造、韓國的未來。（5）環境問題。其中講到環境、人口和城市化問題、環境污染問題、自然生態保護問題等。此外還有闡述韓國的實際以及批判共產主義的內容。
上述倫理教材盡管還沒有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在內容上是一部倫理教育和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教材，以強化對民族傳統倫理、民族意識、民主主義、民族振興的教育。要求學生牢固地樹立民族意識和倫理觀，爭當對民族振興和國家發展有貢獻的有用之才。對學生的國民倫理教育，在某些程度上減少了少年犯罪，對社會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結果不理想，少年犯罪仍然是韓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之一。
進入70年代，韓國社會遇到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農村問題。農業是基礎，農村問題直接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整個國家的形象。以封閉的小農經濟聞名于世的韓國農村進入70年代以后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這個變化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農村人口急劇減少，城市人口急劇增加。農村人口減少幅度為7%左右，而城市人口增長幅度為7%左右。農村人口減少是由農民放棄農業，大量流入城市所造成的。
第二，農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從實際所得看，農民所得和城市工人所得之比較差別很大。據統計，從70年代起，農民的實際收入已超過城市工人的實際收入，增長速度之快是驚人的。
第三，在農村獨居者增多，結婚人數急劇減少，婚姻關系不穩定。如1955年成年男子婚姻率為74.8%；1966年下降為67.8%；1970年下降為60%以下；成年女子結婚率1955年為80.2%；1966年下降為57.9%；1970年下降為48.7%。
第四，農村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倫理觀有了很大變化。在宗教觀、婚姻觀、職業觀等方面，農村傳統價值觀念的變化總的趨勢是日益明顯地向著意識“近代化”方向發展。有調查材料表明70年代韓國農村的變化是很大的。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對傳統的價值觀和倫理觀采取了克服和改造的態度，原有的傳統倫理和道德觀念開始發生動搖。
在這種背景下，為了進一步發展農村，推動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牢固樹立民族價值觀念，造就健康的社會風氣，韓國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新村運動”，力圖在農村通過全體農民工人的辛勤勞動，發揚自主和協同精神，創造幸福生活，加速國家近代化的進程。具體地講，第一，“新村運動”是以嶄新的姿態共同創造自己新生活的運動，要求所有的農民以高度的責任感，端正生活態度，盡自己的義務，造福于子孫后代。這一運動是所有的農民共同創造幸福生活的捷徑。第二，“新村運動”是變革舊觀念的運動。國家的發展需要和依靠國民的健康精神，“新村運動”正是提倡相互協助，共同奮進的精神。第三，“新村運動”是實踐運動。它要求全體農民積極動員起來，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新村”經濟生活的更富裕，為新的價值觀的牢固確立盡自己的義務。
所謂“新村”精神源自于韓民族的傳統精神。韓民族自古起就在自己的國土上辛勤耕作，養成了一股剛毅倔強精神、自主自立精神和相互協助、同力協作的友愛精神。“新村運動”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支持和廣泛熱情的響應。
“新村運動”對確立韓民族的價值觀和倫理觀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新村運動”加強了對農民克勤克儉的傳統倫理的教育。政府大力宣傳，朝鮮先民在半島上，祖祖輩輩艱苦創業，憑借雙手和簡單的勞動工具創造出燦爛的文明，養成了世代相傳的勤勞刻苦的勞動品質。由于對儒教及其他宗教的長期崇拜，人們在生活中養成了輕視體力勞動、輕視經商、輕視技術的舊習。這種舊習與當代“近代化”進程是格格不入的。要改變以往的勞動態度，熱愛勞動熱愛農村，發揚勤奮、勤勉精神，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產品。他們提出勞動是神圣的，人不能離開勞動，力圖通過勞動扭轉不良的社會風氣，確立科學的、合理的、民族的價值觀念。
韓國政府通過“新村運動”所得到的社會效益是巨大的。其表現之一就是遏制了高消費、高享受的強烈影響。人們普遍地感到脫離勞動的高消費、高享受是一種巨大浪費，是一種腐敗行為，是導致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只有通過辛勤勞動，付出自己的代價才能得到健康的幸福生活和社會的安定；只有辛勤勞動，盡自己能力，努力生產才是真正的富民強國的道路。
“新村運動”使農民的“自主”意識得到了增強。韓國原是“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的社會，是由君臣、父子、夫婦綱常維系的家法制農業社會，每一管理層次都是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意志，都有相應的權力與尊嚴，并用一整套規范禮儀來維護尊嚴。人們必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群體對于個體的限制，阻礙了個體的發展，個體沒有自由，社會缺乏民主。“新村運動”特別強調“自己開拓自己的未來”，通過自身的努力去創造新的生活，不能寄希望于別人或別國。沒有自己的努力，就不可能自立、自主。只有對自己行動有充分的自主性，才能努力發揮自己的積極性；為別人、別國勞動的奴隸是談不上有主動性、積極性的。政府號召所有農民都要繼承和發揚祖輩們的自主自立精神，為確立民族的主體，為確立自我人格和尊嚴而努力。每個農民都要明確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把建設韓國當做自己應盡的責任，自覺樹立自由、自主、自立意識，并在此基礎上對西方的物質文明、科學技術采取積極引進的態度。
韓國政府的宣傳和鼓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排美主義”的傾向，也反映了通過振興民族經濟，增強民族意識，擺脫美國殖民統治的強烈愿望和獨立精神。
“新村運動”使韓國人民保持和發揚了“相扶相助”、“和睦相處”的傳統精神和協同團結精神。協同團結精神是韓國人民的優秀傳統，韓國人自古就以“鄉約”的形式體現全村互助團結友愛的精神。韓國政府為了提高農村效益，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大力宣傳倡導團結協同精神。政府號召全體農民積極努力，自覺提高責任意識和參政意識，有效發揮整體力量。“一個箭頭折斷易，十個箭頭折斷難”，為了創造新生活，建立富裕的農村，人與人之間、家庭和家庭之間、鄰居與鄰居之間要和睦相處，攜起手來，發揮自己所有的智慧和能力。團結協同精神已成為推動農村經濟迅速發展的精神力量，是保證農民個人幸福生活的倫理原則。
韓國政府利用韓民族“相扶相助”、“和睦相處”的傳統，強調矛盾的融合，減少矛盾激化，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合作，這對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盡管這種協同和和諧在韓國社會很難真正實現，但這種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綜上所述，70年代韓國通過“新村運動”給農村帶來了價值觀和倫理觀上的某些轉變。“新村運動”贏得了整個社會和農民的支持和擁護，政府號召國民把“克勤克儉、自主自立、團結協同”切實貫徹到社會實踐中去并把這作為確立新的國民倫理的三項主要原則和振興民族精神的主要支柱，號召國民堅決拋棄“空理空談”的傳統惡習和影響，大興重實際，重效益，重自主，重團結的風氣，全國上下，齊心協力，真誠團結，共同奮進，加快速度，努力實現國家的“產業化”。這對韓國經濟的迅速恢復和起飛起了重要的精神促動作用。
注釋
趙要翰等：《韓國的學派和學風》，40頁，宇石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