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正平坐在辦公室，一本接一本的批改著作業，表情認真而嚴肅。
    不像是后世的大學，剛剛恢復高考的大學，教育環境是嚴苛中帶著溫情的。
    每名學生每天都要上四節乃至六節課，一周六天甚至六天班，就要上30節，大約十五堂課，而這十五堂課，幾乎堂堂都有作業布置。
    對學生來說，每天兩三堂課的作業，自然不免要努力到深夜，也因此戲稱凌晨三點睡覺，早晨九點起床的是“九三學社”。
    這樣的學習要求，自然是相當嚴苛的。
    然而，學生要做作業，老師自然要批改，而且，不止是普通的講師助教要批改，副教授乃至于教授也要批改，且往往不會假他人之手。
    五六十歲的老教授，甚至是兩院院士，親自批改大學生初學者狗屁不通的文章的大有人在，這即是80年代大學溫情的一面。
    按道理說，大學生的作業，誰批改不是批改，然而，中國向來有大師冶學的傳統，賦閑在家的學問家教授蒙學的不在少數，且常有出色的弟子脫穎而出。
    80年代也是如此，無數大學生得益于此。
    但是，有人得到就會有人付出。
    一堂課少則二三十人，多則百八十人的作業，即使一周上兩堂課，也是堪稱沉重的教學任務。
    哪怕是一人一篇文章，一百人的文章看下來，也差不多有想死的沖動了。
    到高校擴招以后，高校的作業也就幾近于無了。
    不過，80年代的大學，依然保持著這種良好做法，雖然不能保證每個學生都學以致用，但點滿基礎知識樹還是沒問題的。
    像是許正平這樣的副教授，雖然教學任務之外還有沉重的科研工作，雖然一間狹小的辦公室里要坐四個人，雖然每天忙的連睡覺的時間都緊張，但批改起作業來，還是聚精會神，認真非常。
    三五不時的，還有學生來辦公室里問問題，許正平一周三天坐班，來問的學生很多。
    這也和他的水平有關，因為對問題解釋的清楚，有些外班的學生也來問許正平問題，他都是一視同仁，并不覺得浪費時間。
    當然，如果問題太沒有水平，許正平也會用簡單的單句回答讓人下不來臺。
    既然無心學術，那就沒必要浪費寶貴的大學名額，許正平一直是這樣想的，只是很少說出來罷了。
    只是今天，許正平有些心不在焉。
    就在昨天，楊銳將準備好的項目說明交給了他，明言會在接下來幾天開啟新項目，許正平將信將疑。
    現在回想起來，許正平卻是有點希望楊銳真能做到這一點。
    “請問，哪位是許教授，許正平教授？”又是一名學生敲了敲門。
    “我是。你是哪個班的？”許正平沒有抬頭，先將正在批的作業弄完了。
    學生乖乖的等著，待許正平的工作完成了，笑道：“我是賀全貴，咱們見過，我在唐教授實驗室里幫忙，我是來給楊銳送文件的。”
    話說的有點啰嗦，但清清楚楚。
    許正平卻像是沒聽清楚似的問：“送什么文件？”
    “新項目的相關資料，給您放哪里？”
    “就放桌子上吧。”
    “恐怕有點放不下。”賀全貴說了一聲，跑了出去。
    一會兒，賀全貴和另外三名同學，搬著四個大箱子進門了。
    “放這里！”賀全貴先將箱子放在許正平桌子上，另外三名學生趕緊跟上。
    箱子落桌發出“咚”的聲音，四個大男生也是開始大喘氣。
    “這些都是資料？”許正平站了起來。
    “不光這些，還有四個箱子，我們這就搬。”賀全貴說著就出門去了。
    八個大箱子，一張桌子自然是擺不下的。
    最后，許正平還是讓他們將之堆在了自己的椅子后面。
    “全是資料？”許正平看過的資料不少，但像是楊銳這樣子搞的，他還沒見過。
    最起碼，其他人不會浪費這么多復印紙和打印紙。
    賀全貴去過華銳實驗室，知道楊銳做事的風格，笑笑道：“全是資料，有的是期刊，有的是復印和打印出來的，您一會兒有空了，麻煩給楊銳打個電話，具體他有說明。”
    許正平緩緩打開箱子，里面果然滿滿的都是書籍、期刊和復印件。
    “這也太浪費了吧。”同辦公室的另一名副教授過來，捻起一本裝訂出來的復印件看，雖然是雙面復印的，但白花花的紙就用一次，還是不太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電話打到唐教授的實驗室？”許正平顧不上看這些資料了，先在辦公桌的本子上找分機號。
    賀全貴點頭說是，就在旁邊等。
    電話一會兒就通了，許正平聽見楊銳的聲音就問：“你這些資料，給我幾天時間看？”
    “資料就是給您參考的，您覺得什么時候看好了，什么時候就開始，項目組的話，我五天內能組織好，這次的項目比上次的費事些，還要和東京大學聯系，您多費神。”因為是內線的緣故，楊銳的聲音頗為清晰。
    許正平看著八個大箱子，沉默片刻，咬牙道：“我五天內看完它們。”
    “好，那咱們就先計劃著下周開始項目，您悠著點，咱們還有別的項目呢。”楊銳說著笑了一聲。
    許正平沒笑，哼哼兩聲，道：“你要是能計劃出下一個項目，我熬了油也能做出來。”
    做完一個項目接下來做另一個項目，這種故事聽起來挺順溜挺正常的，身在局中的人才知道有多難。
    用所有人都熟悉的例子，做項目就像是準備考試，而且是邊學邊考的模式。一個項目做完了，接下來就做另一個項目，就等于是開學第一天上課就開考，然后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考一門，一門考完了再考另一門。
    不斷透支的精力和體力是一回事，考試之前的學習和準備又是另一回事了。
    就像楊銳給許正平準備的新項目，開始之前，許正平作為項目的實際執行者，首先得了解國內外的相關研究。
    八個大箱子，幾百萬字的資料，那是上百名研究者的智力成果，要是不看別人的研究，難道自己用一輩子重新研究一遍？
    這些資料閱讀起來，雖然不至于像課本一樣生澀，但里面的新東西一樣不少。
    正常來說，為了籌備一個項目，提前一兩個月閱讀資料都算是少的。
    許正平說是五天閱讀完成，那是吐血大甩賣，也是太過于興奮了。
    而且，楊銳完成了主要工作，對他也是一個刺激。
    楊銳身為項目負責人，之所以占著通訊作者的位置，還能拿走一個并列第一作者，就是因為他肩負著最大的責任，尋找研究方向。
    用局外人的思維模式，找一個項目似乎是很容易的。的確，高大上的項目是很多的，登陸火星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又有價值又有意義的項目，然而，這樣的項目對于楊銳等人，卻沒有實際聯系。
    正常的科研，就是一點點的蹭出來的。
    好像研究三角形，先要研究特殊的等邊直角三角形，然后再研究相對特殊的直角三角形，接著是另類特殊的正三角形，以及相對特殊的等邊三角形……誰要是上頭就想證明莫利定理，這是個人選擇，玩一輩子都可以，但是，如果連等邊直角三角形都沒研究出來，莫利定理的美妙與證明困難也就無從說起了。
    當然，知道研究三角形，知道要研究等邊直角三角形還是幸福的，最最正常的科研，是連研究什么都不知道。
    天底下是有很多值得和需要研究的東西，但是，登陸火星這種不算的話，剩下的就不多了。
    很多研究者每天都在思?這個問題，或者說，他們必須思考這個問題，而在沒有項目的時候，好點子也許會像井噴一樣蹦出來。
    然而，臆想的“好”是不是真的好，還需要再驗證。
    如果是在21世紀，搜索文獻資料庫還是比較簡單的，結果通常也是比較簡單的，一般來說，99%的好點子，要么被人做過了，要么發現不能做。
    不能做的原因是千奇百怪的，比如說，有側面論證說，這個點子是餿的；比如說，有側面論證說，我他娘的做了個類似實驗花了10萬；比如說，有側面論證說，這一套實驗難的能傳染痛經……
    偶爾，也會有一些好點子被證明是真的好。
    比如說pcr的創始人穆里斯同學，他設想的用聚合酶鏈反應，被許多同事認為，肯定做不出結果，否則前人肯定做出來了。
    結果，確實做得出結果，而且前人真沒做過。
    于是，穆里斯拿到了所有人夢寐以求的諾貝爾獎。
    倒霉的人也不是沒有。虐了大學生千百遍的拉格朗日，在他十八歲的時候，也就是普通中國學生讀大一的那一年，用牛頓二項式定理，解決了兩函數乘積的高階微商的問題，還用拉丁文寫成論文，寄給了歐拉。
    不久后，拉格朗日同學得到了回復：你所做的研究，已經在半個世紀前，被萊布尼茲完成了，讓你寫論文之前不查資料，白瞎了吧。
    所以，拉格朗日在18歲的時候，與18歲的中國大學生有一樁事是相同的，他們都曾面朝天空，高聲疾呼：去你娘的萊布尼茨！
    許正平不想罵娘，所以他每次開啟項目，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查閱大量的資料。
    現在，這項工作竟然被楊銳完成了，給許正平節省下來的時間可不是一星半點。
    雖然實驗室老板就是做這項工作的，但楊銳是否能做好，許正平還是略有疑惑的。
    “就從資料里找答案吧。”許正平俯視著八個大箱子，也是干勁十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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