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北方聯合藥業，還是很有些價值的。
    上萬畝的土地剛得，暫且不算，上萬名的技術工人，也不能單純的看做是負擔，怎么說都是技術工人來著。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80年代的中國是根本不缺技術工人的。那么多小三線大三線的工人都要失業了，要不是組建了化藥振興辦公室和北方聯合藥業，華北藥業的萬把工人，用不了幾年也都是要面臨失業的。
    更準確的說，是混在一起的上萬名工人，就像是一堆沒分揀的棗子，要是不散攤子的話，爛棗子遲早也會把好棗子帶爛的。
    這樣的北方聯合藥業，能估值出6000萬美元，再從捷利康手里收來真金白銀，是誰都沒想到的。
    對于捷利康，不管是北方聯合藥業，還是化藥振興辦公室，他們都是不感興趣的，他們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楊銳手里的藥品。
    僅僅是生產和銷售的利潤，就能讓他們賺回本錢了。
    也只有楊銳開發出來的新藥，才能給他們賺回3000萬美元。
    制藥公司對于新藥的渴望，是其他行業的工作者很難體會到的。
    全球上千家的制藥公司，有能力進行新藥開發的制藥公司，通常也就在百家以內，除了個位數的仿制藥公司以外，剩下兩位數的制藥公司，每年卻只能投入市場三五種純新藥。
    這時候，誰掌握著新藥，簡直就掌握著生死大權。
    不是象征意義上的，就是實際上的生死大權。
    像是戈謝病，它雖然是罕見病，卻也是發病率較高的罕見病，全世界的患者人數有數十萬之多，但在沒有適合的藥品的情況下，戈謝病人的生命周期自發病以后，也就是10年而已，基本不會超過20年。
    這時候，也就悄然存在著一個所有人都不愿意去想的信息，如果真的有特效藥的話，世界上就不會只有數十萬名戈謝病人了。
    而這么多人，顯然不可能一次性的得到藥品。
    即使是出于安全的角度，各國也不會讓新藥一口氣在自家鋪開。
    此時，制藥公司其實就掌握著這些戈謝病人的生死了。
    他們先在哪個國家申請銷售，哪個國家的戈謝病人就能先期得到治療，這不僅意味著更高的生存率，還意味著減輕痛苦，提高生活質量。
    沒有誰愿意拖著一個病軀去生活的。
    而從消費者和醫院的角度來說，他們也是期望有特效藥出現的。
    總能生產出新藥和好藥的制藥公司，就會更受到醫院和醫生的歡迎，這是獨屬于制藥公司的逼格。在必要的時候，制藥公司甚至可以進行捆綁銷售，規定買多少特效藥，就要買多少普通藥……
    在法規限制不嚴格的地方，誰掌握著生死大權，誰就有資格賺錢。
    50萬條人命值多少錢？
    一人100美元多不多？
    一人200美元貴不貴？
    在現代消費體系中，生產成本對于制藥公司來說只是小頭，銷售、研發和管理成本是開支最多的地方。
    一款新藥，也許不能一口氣讓制藥公司暴富，年銷售額10億美元的重磅炸彈畢竟是少數，但是，一款源源不斷的新藥，卻是制藥公司生存的意義。
    不僅是制藥公司自身生存的意義，也是公眾、社會和國家對它的看法。
    一家制藥公司如果五年生產不出一款新藥，甭管它是自己做的還是買的，即使其他收入方面賺的很多，投資人總歸會對它憂心忡忡的。
    一家制藥公司如果10年生產不出一款新藥，哪怕投資人自己不說，公司自己也要撐不下去了。
    在兜售健康和性命的行業里，制藥公司賺錢的手段實在太多了。
    某些特殊的罕見藥，每年的治療費用甚至可以開到百萬美元，堪稱變態。戰亂地區的制藥公司也從來不是以仁慈的面孔出現。繁華都市里的制藥公司，更是善作蠅營狗茍的勾當。
    然而，不管制藥公司想要怎么賺錢，你手里首先得有藥。
    15年專利期的新藥，25年專利期的罕見藥，就是制藥公司手里的武器。
    15歲的小男生愿意為自己的盜賊號的武器付出多少，制藥公司就愿意為一款新藥付出多少。
    北方聯合藥業的小心思，在捷利康的壓力下，如冰雪落在了烤爐上，須臾間就消失的無影無蹤。
    不過，先期撥到離子通道實驗室賬上的經費，依舊只有少的可憐的20萬美元。
    用北方聯合藥業新任總經理王高涵同志的話來說：“先用著，不夠的話，再打個招呼，錢就過來了。”
    負責做重組DNA的項目組自然是怨聲載道，谷強更是抱怨道：“20萬美元連買熒光酶標儀的錢都不夠，都不用開始，就結束了。”
    楊銳選擇的戈謝病的特效藥是酶替代方案，給缺酶的人把酶補上，就這么簡單的原理。
    但是，要做出人體合用的葡萄腦苷脂酶是極難的事——且不管此步驟是怎么進行的，像是熒光酶標儀這樣的儀器，是必須有的。
    人眼可看不到葡萄腦苷脂酶。
    除此以外，更高分辨率的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效率更高的新型電泳儀等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開支。
    雖然實驗室可以共用這些常用的設備，但在新藥開發的緊湊時間里，搶儀器顯然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另外，離子通道實驗室的規模日益擴大，開拓新項目就要增加新儀器，哪怕是重復的儀器，也都是免不了的。就像是最簡單的顯微鏡，總不能一群實驗狗排隊等著用吧。
    國內有些項目組精窮精窮的沒辦法，楊銳是不準備讓離子通道實驗室過那種凌晨兩點排隊等儀器的苦日子了。
    誰愛誰過去。
    “從實驗室的總賬上走錢，20萬美元給他們退回去。”楊銳很快做好了決定，再叫過許正平，道：“你去聯系一個國外的評估公司，對我們目前的重組DNA項目組，進行的葡萄腦苷脂酶的替代方案，進行價格評估。”
    “那是啥？”許正平都挺愣了。
    “就是找個老外的公司過來，讓他們看我們的項目組做的這些東西，在市場上值多少錢。”楊銳頓了一下，道：“北方聯合藥業的人過慣國企日子了，還想著成本價拿研究成果呢。20萬？200萬也就買個抬頭而已。”
    許正平有些猶豫的去找了，他還不知道，楊銳的這個決定，對于北方聯合藥業的壓迫有多強，事實上，國內現在能體會到這一點的企業，基本沒有。
    在這個企業下設研究所的年代里，研究成果的價值，向來都是以成本價來浮動的。
    可惜，楊銳并不準備和他們談成本問題。
    用多少成本是我的事，價格是由價值來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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