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小說是一套長篇小說系列中再經修改、最新再版的一本。這套長篇小說系列曾于1934年至1947年間，由當時的布達佩斯列沃伊（Révai）出版社出版，全套系列中的三部書分別為《反叛者》、《忌妒者》和《憤怒者》，三部書總共分五卷。第六卷，也就是這一系列收尾的一卷，原名為《藝術與愛情》，1948年春已經準備付印，但最終未能與讀者見面，因為這一年發生的政治變故迫使我離開了這個國家。現在，這一卷更名為《落伍者》，也為這套長篇小說系列畫上了一個句號。

或許，在這套長篇小說系列完整、統一出版之際，也是筆者應該向讀者告知自己寫作意圖的時候了。《反叛者》和《忌妒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十年里面世的，那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災難還在以余震的形式存留在當時人們的意識里。這三卷也發行了法文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但是，在1940年至1943年的這幾年中，后續的《憤怒者》，我只是為了抽屜[1]而寫作，因為隨后發生的政治變故也沒能給它與讀者見面的機會。現在，借由這新一次的出版機會，1947年第一次面世的這些小說得以再版。在校對樣稿的過程中，我對那段時光的記憶又再次復蘇，那是一段我在近乎窒息的孤獨中拼命想把我所經歷的一切都記錄下來的回憶。

與這些小說的再次相見是令人感到不安的。在過去的四十年中，這些書封存在船艙的貨箱里，在大陸與大陸之間漂洋過海，這也是迫于遷徙的生活境遇。閱讀時，有時會產生那樣的感覺，好像很多我所記錄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前的那一段時間的現象，在總體上和局部上都與二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相吻合。奧斯卡·王爾德說過，生活模仿藝術。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但是再近一些仔細看卻沒有了意義。生命是一串行為的過程，獨立于精神的影響。筆者從那些已經固化了的、變革的風險中拼湊出一幅圖畫，之后這幅圖令人驚奇地顯示出，它好像預見了時代的一些現象。但是，烏托邦總會落在現實的后面。法國有一個說法：越變革越是跟以前一樣——這一句其實更準確。制服和徽章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變換不停，但是那一串行為的過程卻還是一模一樣：專制，扼殺自由的言論和自由的就業，而且還時不時地挑起戰爭，因為寄希望于能以此擺脫內部和外部的麻煩。制服有時是棕色、黑色或紅色，但是，那被套進制服里的人卻是一樣的，因為他做著一樣的事情。徽章有時是這個圖案，有時換成了那個，但永遠都是命令式的統治。那命令讓人們把徽章別到胸前，然后限制人們自由地相處。那位老年的德國作家，在小說的第五卷中，在1939年的囚禁中向一位偽英雄述說他生活在其中的窒息和壓抑，四十年后，他仍然在相似的境況里艱難地喘息。在富有節奏、熙攘紛亂的大市場，民眾的演說家發表著他的“無階級社會”信仰的言論，今天他仍然在說謊，因為沒有階級只會剩下人群，而沒有社會。

在世紀的大案中，在命令式的統治體制對自由民主的案件中，改變的只有戰略。案件中的材料仍舊是那些。

“市民作家”做出了嘗試，就是對這一時期做出陳述，那么，讀者自然詢問：“格侖們的作品”[2]到底是怎么回事？……“市民”在當今的爭論中成了怪物，被稱為布爾喬亞，成了有著啤酒肚和猙獰面目的剝削者。人們聽到過，在封建制度滅亡后市民創造了一種文明。人們也聽過，市民發揮了作用：創造。中產階層——在人群漸密集和技術上以我為主的世界里——繼市民之后，已經不再創造，而只是消耗：“消費”，生產出了消費文化。市民創造了不可思議的城市，在人群漸密集的世界里，中產階層將城市連帶空間塞進水泥，取名為住宅。“格侖們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氣氛。一種氛圍，人的生命在其中，除了存在之外還需要意義和地位。如果格侖中的一兩位仍在哪里存活，在耄耋之年他們被迫般感到，地心引力似乎已不能再把他們留在地球了。

如果我們詢問一個生物學者：生命是什么？無機物發生轉化，變為有機物，門檻在哪里？——他的回答是：“生命是一個化學反應。”在生物學者的專業領域，這的確如此。但生命還是別的什么，還需要氣氛。格侖們熟知此道，在他們建設了城市和房屋的同時，還特別為此生產了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