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

與其他的很多民族不同，中國人從來沒有把他們的法歸之于神授。在為數不多的傳說里，有一系列的“發明家”和“創造者”，我們從中發現一個傳說中的帝王手下的一個同樣是傳說中的司法大臣，據說他制定了第一部法典。與刑罰有關的，還有“天討”的表達字眼，這是公元前11世紀周朝的創建者用來對付商朝最后一個無能的統治者的話。耐人尋味的是，“法”這個詞缺少一個明確的含義，“法”字最初的意義是“規范”（nom）或模式（model）；“律”字一般譯為“律令”（statute），原義看來是定調管。在1975年12月從一個古墓中發現公元前3—4世紀秦國的部分法律文書之前，漢代的新法典編于公元前200年，它是漢朝的著名功臣、丞相蕭何作的。據說他在秦代的六章法典之上增加了三章，這九章法典都是關于刑法的，其中有兩章則涉及訴訟程序。這些數字不能說明成文法規的全部內容，因此我們必須求助于偶爾找到的參考材料。有時這樣的數字可看作全部的法規，包括行政的和刑法的，有時只可看作刑法的。這樣，我們發現漢代的全部法規有960卷，其內容是：

……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因而我們看到了公元前1世紀和公元1世紀時的抱怨：

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至于以后的時期，我們只知道刑法典的條文數字，公元268年的晉代刑法有1522條，6世紀初期的南朝梁的刑法有2529條，而異族北魏的刑法僅832條。583年的隋代和其后的唐代的刑法則標準化為500條，這是由于受到了被尊崇的《書經》中的經典數字的影響。如上所述，我們不知道漢帝國行政法規的精確內容，至于晉代及其以后，由于我們知道了卷的題名，因而得知其主要內容。至于唐代，我們知道僅624年的令就有1546條。

從史料中（包括法典中的引語和討論）我們得到的總的印象是，每一王朝初期所宣布的法典絕不是創新。總的說，它僅是繼承前期的法典而枝節性地稍作些修訂。這是因為大多數王朝的更換只意味著一批人員為另一批同類型的人員所替代，他們的行政管理觀念則依然照舊。這個原則甚至對分裂時期統治中國北方的異族王朝也適用；他們的部族習慣很快地讓位于中國的傳統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