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歡貼睦爾（順帝）在位時期的元代中國
1333年7月妥歡貼睦爾剛年滿十三，就被帶到夏都上都，在那里被立為元朝的第十位皇帝。他名義上統治的那片國土已經有很長時間處于緊張狀態，一部分原因是統治集團內部有復雜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中國本身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雖然尚沒有立即垮臺的跡象，但具有一定諷刺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當中，他這個末代皇帝在中國統治的時間反而最長。作為一個被動的統治者，他這一朝政治生活的整個特征則為下一個朝代明代的創建者提供了鮮明的反面教材，這就沒什么諷刺意味了。妥歡貼睦爾（一般以其廟號順帝相稱）在中國，至少在大都（今北京）的統治到1368年結束。這位年輕的皇帝繼承的政府系統規模龐大、復雜奢華，一方面是由于它需要為享有特權的蒙古、色目這些為數不算少的少數民族上層提供官銜與供職機會，另一方面，盡管國家主要是公共的官僚機構，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帝國皇室與某些權貴的私人財產。這里簡單敘述一下到1333年為止時這些特征發展的情況，可以為多災多難的妥歡貼睦爾一朝所發生的事件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元朝不只有一個國都，而是有兩個。主要的都城是大都，還有一個夏都稱為上都，在大都以北約200英里的內蒙古草原。妥歡貼睦爾1333年7月在上都即位，9月或10月返回大都。以后他每年夏天都誠心地巡幸上都，保持著祖先游牧生活的作風。每年陰歷四月妥歡貼睦爾北上，八月返回大都，直到1359年1月上都被中國的造反者破壞之前一直如此。每年的北上行程很消耗時間，如1347年花了23天。大都同樣給來自中國南方的文人以深刻的印象。是他們使我們得到一些當時的描述與評論，其中有年輕的胡助對環居著大批貧民的宏偉繁盛的大都（它是座生活費用昂貴的城市）所表示的敬畏，有陶宗儀細致詳盡的記述，還有蕭洵在1368年即新成立的明政府有意地毀掉這座宮闕的前夕所編寫的精細的清單。依然含有傳統成分的元政權，很明顯是以一種可歸為半公共的、表面上官僚化的商業帝國的政權而存在著。這個帝國有農業、宮殿廟宇建筑業和制造業。其制造業包括了各個方面，從原材料的獲取到裝運、貯存，以及令人吃驚的種種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配送。約有300個作坊，大多在北方，雇傭在冊匠戶勞力，生產各類織品、食品、飲料、珠寶、車輛、鐵器、氈子、磚瓦、皮革和其他各種產品。若將世襲的和任命的文武官員及其定編的候補官員都加在一起，妥歡貼睦爾開始時期的元政府約有3.3萬人。它是一個多民族的結合體，其中約30%是非漢族人。法律規定某些職位只能由一定民族成分的人擔當，但這些規定常常被暗中躲過，有時還遭到公開的漠視或被改變。
大多數政府部門的職位經常由不同民族的人共同擔任，為了政府工作能順利進行，需要創造出相互適應的工作方式。一切進行得比人們猜測的要好。為了增強官員們的民族凝聚力，政府有意地以一種惟一可行的方式不斷做出努力：鼓勵對各特定的組織機構的忠心。例如，在元朝晚期，曾刻寫大量的題名記，用來宣傳政府各機構的責任與重要性，并從高到低列出當時全部在職者的姓名，以此在任職的所有不同民族的人當中建立起一種具有共同目標的意識。14世紀60年代修成的元朝一個機構的全史《秘書監志》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顯示出組成這一機構的眾多的漢人、蒙古人、回回及其他民族對這一機構的認同感是多么堅定。在政府中任用外族人造成機構膨脹。舉個例子，只負責涉及兩都蒙古人或外族人案件的最高司法機關就有96人，以42名從一品蒙古札魯忽赤為首，他們享有高薪與特權。在元朝晚期有幾個渠道可以進入官僚機構。大多數低級官吏以衙門見習官吏或儒學教官的身份任職。征服集團中的年輕人（也有一些漢人）首先做怯薛（宿衛）或皇室的家臣。成吉思汗最親信的三名功臣的后代掌管怯薛，后來怯薛擁有1.3萬名年輕人，被稱為“官僚的搖籃”和“元統治階級的大本營”。1315年開始實行的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說只是進入低級官僚階層的一個小小入口（到1333年，總共只有550多名進士，最多只占官員人數的2%），但從政治上來講這卻是十分重要的。這一制度十分優待蒙古人（考生不多，供過于求），對南人則不利（極多人應考，求大于供），然而盡管有這些規章上的不公平，這個制度還是在那些考中的人士中創造出了共同的前景并形成了不同民族間的凝聚力。
1333年的科舉，始于春季，最終的殿試結束于當年的陰歷九月，年輕的皇帝剛從上都返回大都不久。因此，1333年進士題名錄恰逢其時地表現了一定時間內反映元朝官僚機構特征的一些纏結在一起的分裂與融合情況：制度化的民族不平等以及與此并存的普遍通婚現象；征服民族在吸收它所占領的土地上被統治人民的道德觀念、文學傳統以及行政管理傳統；漢族上層則主動、積極地介入了統治他們的外族王朝。
1333年元朝政府的控制，在中國南北兩大區域仍舊很不平衡。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華北一帶維持了如此密集的地方行政組織，而這一地區在蒙古人的征服中備受創傷，人口由于不斷南徙或者遷入城市而進一步下降，并屢遭洪水、地震、干旱、蝗災、疫病與饑荒。最后一點，1333年，元王朝有了廣泛的財源。除了地租、商業稅以外，政府還在許多商業部門中投入了資金，并對屯田，特別是鹽業進行國家控制。到1333年時，由國家鹽業壟斷所得的收入已經穩定上升，每年最多能收入約合760萬錠的紙鈔，足夠滿足中央政府所需的80%。海運系統則將大批糧食從長江三角洲運到大都，供養整個定居的征服者，以及在大都居住的各種人戶，包括大量窮人，還為住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人提供食糧。1329年這些至關緊要的漕運活動達到高峰。之后不久，數量開始下滑，起初緩慢些（到1341年下降了25%），然后是災難性的下跌。元王朝在提高收入方面已再無多少可能，事實上它很快將陷入歲入遞減與消費增加的夾擊之中。以上是妥歡貼睦爾即位時元朝晚期的概況，20年之后元朝開始走向崩潰。尤其重要的是要記住這些事件距離忽必烈時期（1260—1294年）并不遠，雖然中間經歷了八個皇帝的更替。幾個在1333年時也就六十多歲的高官顯貴，是在王朝創建者的時代成人并開始發跡的。忽必烈在他們的記憶中還很清晰，出任丞相的伯顏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