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育黎拔力八達汗朝（仁宗）,1311—1320年

早年的傾向

1311年4月愛育黎拔力八達繼承兄長海山的皇位，是元朝歷史中第一次和平與平穩的帝位繼承。按照先前的約定，海山在1307年將他的弟弟封為皇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時確定真金為繼承人后的做法一樣，任命愛育黎拔力八達為中央各機構名譽上的最高首腦，這些都為帝位的平穩轉移創造了條件。愛育黎拔力八達從十幾歲起就學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輸的儒家倫理和政治觀念對他后來的政治態度有很強的影響。愛育黎拔力八達與他的兄長之間固然具有手足溫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妙關系。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實際上為他的兄長奪得了帝位，海山總是懷疑他有自己篡奪帝位的圖謀。愛育黎拔力八達的老師李孟在海山即位后立即棄官而去，因為他被指控曾力促愛育黎拔力八達自己即位。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政治上不便為李孟辯護。清洗

愛育黎拔力八達對兄長政策的反對和熱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他在即位前后很快進行了血腥清洗并廢除了兄長的絕大多數政策。1311年1月30日，海山去世后僅三天，愛育黎拔力八達就撤銷了尚書省，將其主要官員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羆逮捕并處死。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朝廷中加強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除了任用蒙古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將他的老師李孟和出身于顯赫漢軍世家的儒帥張珪（1264—1327年）任命為中書平章政事，給予他們管理政府的極大權力。愛育黎拔力八達最早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時期的16位老臣召到京城，包括著名學者李謙（1234—1312年）、郝天挺（1261—1317年）、程鉅夫（1249—1318年）和劉敏中（1243—1318年），他們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職，其他人則成為顧問。恢復科舉考試

愛育黎拔力八達使官僚隊伍更加儒化的大膽嘗試，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沒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沒有把他們的學問視為補選官員的基本標準。大多數高官是以出身為評選標準而產生（通過承襲和蔭的特權，蔭即降等承襲其父輩的官職），而多數中下級官員則是由吏入官。結果是大多數官員并沒有受過儒學教育，也不具備儒家的政治傾向。

為改善通過承蔭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年下詔規定漢人職官子孫承蔭，需考試一經一史，考試合格者直接任職，免去見習期。科舉考試是中原王朝甄選統治精英的主要途徑，關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斷圍繞恢復考試問題展開爭論，但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在恢復科舉考試問題上意見不一致有兩個原因。因為沒完沒了的爭論，科舉考試一直沒有恢復。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后，形勢發生了變化。改善官員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請求恢復科舉考試的呼聲再次高漲起來。1313年頒詔并在其后的兩年中首次實行的新考試制度，顯然有利于理學家的觀點。考試科目重經學而輕文學。它還指定朱熹集注的《四書》為所有參試者的標準用書，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釋的《五經》為漢人參試者增試科目的標準用書。這一變化有助于確定理學的國家正統學說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歷史意義，并被后來的明、清兩代基本沿襲下來。除此之外，新考試制度還有一些反映元朝統治下特有的多民族社會的特征。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試不僅比漢人、南人簡單，他們還在種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過各省考試參加會試的名額，按照四等人的劃分，每等人75個名額。另外，為了不損害舊貴族家族的承襲特權和擾亂現存的官僚體制，登第殿試的名額控制在較低水平上，每次考試不超過100人。此后元廷舉行了16次考試，考中進士的共計1139人。這個數字，只比同時期文官總人數的4%稍多一點。愛育黎拔力八達推行的考試制度，應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機會的漢人觀念和作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結合。然而，愛育黎拔力八達恢復科舉考試制度，既有文化意義，也有社會和政治意義。把儒家學說作為甄選精英的標準，給漢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條正常的道路。這對江南的士人更為有利，因為直到此時他們多被排除在官場之外。此外，考試制度也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學習漢學，特別是那些不屬于貴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漢化。編撰法典

編撰法典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改革元代制度而產生預期結果的另一個領域。可能是因為在多元文化社會確定統一的法典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也可能是因為蒙古統治精英認為統一法典會限制他們的權力所以采取了反對的態度，元廷從未制定一個通行全國的標準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漢人官員的極大焦慮，他們進行了多次努力編撰法典和律例，以作為判案的依據。最早的補救措施是1291年頒布的《至元新格》，這大體上是個法令匯編。愛育黎拔力八達很快采取措施對這樣的形勢加以補救。在1311年即位的當月，他命令中書省臣匯集從忽必烈朝初年以來的律令條規。這一匯編工作于1316年完成。《大元通制》雖不是一個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現代法制史學者的觀點，此書“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標志，因為它有充實的內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法典的結構”。《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編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書籍翻譯和出版

愛育黎拔力八達對漢文化的喜愛，他和他的臣僚（特別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對儒家政治學說和漢人歷史經驗的渴求，可以從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翻譯或出版的著作的數量和性質上反映出來。在愛育黎拔力八達贊助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孝經》，劉向撰寫的《烈女傳》，唐代學者陸淳研究《春秋》的論著以及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雖然以上所列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同意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為天子有倡導大眾道德和增加物質福利的責任，翻譯著作的選擇，則顯示了他的實用主義目標。在下令翻譯《貞觀政要》時，他指出此書有益于國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夠誦習該書的譯本。限制貴族特權的失敗

愛育黎拔力八達按照中原傳統方式對元朝政府的改革無法走得太遠，因為他不能削弱蒙古諸王的行政權、司法權和經濟特權來加強中央集權。盡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權的政策，蒙古諸王仍然擁有對他們領地（投下）相當多的行政、軍事、財政、司法權。1311年冬季，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撤銷諸王的札魯忽赤（漢譯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命所隸千戶鞫問。愛育黎拔力八達削弱諸王行政權力的嘗試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敗告終。在右丞相鐵木迭兒（死于1322年）的建議下，1315年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諸王分地的達魯花赤海山時期對諸王的賞賜相當靡費，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在縮減歲賜額方面未做多少努力。在海山去世的當月，愛育黎拔力八達以諸王朝會普賜金39650兩，銀1849050兩，鈔223279錠，幣帛472488匹。經濟和財政政策

愛育黎拔力八達無力削減賞賜恰是使他不能恢復政府財政機能的一個因素。主要的原因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沒有任何可行的經濟—財政政策，他也不能堅持推行他的其他政策。他的基本經濟觀念是典型的儒家觀念：省刑薄賦，使百姓各遂其生。更激烈的措施于1314年和1315年出臺，是時鐵木迭兒第二次出任右丞相。這些新舉措使人想到海山時的政策，所以不能確定有多少舉措出自皇帝之手。正如我們將在后面所述，鐵木迭兒是皇太后答己的寵臣，愛育黎拔力八達很難控制他的舉動，而在《元史·鐵木迭兒傳》中，把這些舉措全歸在他的名下。經理的建議最早是由忽必烈時期留下的中書平章政事張驢提出來的，目的是通過核實田產來增加稅收。當經理于1314年冬季正式實行時，由于官員的上下其手導致的執行不當，引起了廣泛的困擾和怨恨，尤其是江西南部有田富民的怨恨。結果是1315年的秋季在江西寧都爆發了大規模起義，起義的領導者蔡五九自號為蔡王（1315年在位）。派別之爭

愛育黎拔力八達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僅是因為遇到諸王對抗，還因為他被宮廷內部的激烈派別之爭所擾。愛育黎拔力八達從未成為他的家族乃至宮廷的主人，因為他的權力總是受到來自他的母親皇太后答己及其屬下的強烈限制。出身于與皇室保持世婚關系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個擅權和道德有問題的女人。雖然鐵木迭兒出身于著名的蒙古家族，但他完全是在皇太后的庇護下得以生存并得到了權力。據說鐵木迭兒第二次任右丞相之后，更加腐敗和專橫，“以憎愛進退百官”另一次沖突發生在1319年初夏。由于鐵木迭兒被委任為太子太師，在御史中丞趙世延的率領下，四十多名監察御史上書朝廷指出此人不可輔導東宮，并且列舉了他的十余條罪狀。盡管如此，在皇太后的堅持下，鐵木迭兒的任命依然保留。中書平章張珪因反對鐵木迭兒任職，在皇太后的命令下遭到杖責。至此時，鐵木迭兒的主要對手都被強行去職或放逐。作為太子太師，鐵木迭兒得以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剩下的最后六個月控制著整個政府。表面上，鐵木迭兒與他的對手之間的沖突，是邪惡、腐敗的宰相對抗忠臣及耿直的臺臣的典型事例。但是：深入研究就會看出這是在政府高層進行的帶有政治和思想色彩的激烈的權力之爭。一方面，鐵木迭兒及其在宮廷中的同盟者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鐵木迭兒與后來圖帖睦爾（1328—1332年在位）和妥歡貼睦爾（1333—1370年在位）時的權臣不同，燕鐵木兒（死于1333年）和篾兒乞部的伯顏（死于1340年）都享有凌駕皇帝的個人權力，鐵木迭兒的權力則來自皇太后，而且有賴于皇太后的支撐。鐵木迭兒本身權力的增長，就意味著皇太后對政府作用的增長。皇太后的對立面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本人，他即使并沒有采取積極的支持行動，他的存在對鐵木迭兒的為數眾多的對手就是鼓勵。實際上，愛育黎拔力八達一定非常反感他的母親不間斷地干預政務并經常違背他的意愿將她的親信委以要職。

雖然沒有明顯的思想傾向，主要由蒙古和色目官員組成的鐵木迭兒一派，關心的顯然是保留與他們有密切關系的特權。因此，他們反對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改革。鐵木迭兒盡管不是一個阿合馬、桑哥式的理財家儒士一派沒有扳倒鐵木迭兒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皇帝對他母親的軟弱。愛育黎拔力八達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愛育黎拔力八達死于1320年3月1日，終年35歲。愛育黎拔力八達朝以極大期盼和果斷行動開端，所以還是被一些歷史學家稱為“延祐儒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