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已經描述了政治決定的控制和統治權力的行使是怎樣在不同的家族和派別之間轉移的；作者認為，這個時期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的派別史，這個論點很清楚地被史料所證實。可是，在對歷史中存在的偏見作出適當的考慮后，歷史仍然為公元57年光武帝逝世之后至168年靈帝登基前這段時期關于行政的狀況和穩定提供某些可靠的線索。對于壓迫和腐敗的很多抱怨的確有其真實的基礎。有一些證據表明，權力的壟斷影響到了文職官員的征用。對朝廷的禮儀及知識的提高的重視表明，有人在明顯地蔑視公認的和批準的施政方式時，也同時審慎地表示他們忠于傳統的價值；針對皇室和其他家庭的奢侈而提出的抗議是太多了，以致不能把這些看做是嫉妒發牢騷而不予理會。最后，歷史記載了說明順帝（公元125—144年在位）和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時期法律與秩序崩潰的一系列爆發的動亂事件。

明帝與章帝統治時期，公元57—88年

仲長統（公元180—220年）的一篇文章評估了這段歷史并論述了衰落的原因；他在標志著漢朝末年的動亂年月中寫出了有益的事后認識。強烈的不滿和無秩序的結果是那些奔走于外戚和宦官之門的人帶來的，反感和譴責的呼聲卻加在三公身上。依仲長統之見，選來做三公的人常常是謹小慎微的平庸之輩，非常不適合擔任這種高級職務。到了仲長統的時代，局勢比光武帝時期更壞，光武帝曾因削去了帝國的三公之權而心滿意足。

有跡象表明，到公元1世紀后半段，甚至更早以前，中興以后的漢政府的政治就成為專制的和過于嚴酷的了。公元75年任司空的第五倫，在新帝登基不久可能用了勸諫的方式，通過奏折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從當時提出的和在歷史中保留下來的其他抗議可以看出，這些批評不可能都是沒有道理的。公元57年明帝繼位以后不久擔任尚書的鍾離意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早年在他家鄉會稽郡出現流行病引起很多死亡時（公元38年），他親自提供醫藥，因而救活了許多生命。公元60年鍾離意抗議明帝濫用民力修筑北宮，結果除了那些需要迫切照管的工程外，其他工程都暫緩進行。明帝被描寫為心胸狹窄、專好揭人隱私的人。材料提到了對劉英的指控以及幾千名被懷疑為劉英的追隨者的涉嫌的情況（公元70—77年）。我們還得知公元76年章帝繼位不久以后，行政官員的工作還像以前那樣嚴厲。尚書的一員陳寵趁機要求寬厚和減輕嚴刑；他還抱怨官員利用個人的職位牟取私利。還有證據表明，州級官員的壓迫十分嚴重，當時任九江太守的宗均的一份陳述透露了這一點。有跡象表明，這個時期選拔或提升官員注意的是功績和誠實，而不是個人關系。據說有一次明帝拒絕一位公主（光武帝女兒）為她兒子安排官職的請求，理由是要使平民百姓免受苦難，就必須安排合適的人選任職。第五倫于公元75年晉升為司空，他被譽為歷史上第一位小心翼翼地拒絕利用職權牟取個人利益的高官。早年他曾任蜀郡太守。這個地區非常富庶，那兒的地方官能聚斂大量財產。然而第五倫卻非常謹慎地舉薦官員，不論貧富，只看忠誠與否。這樣就避免了腐敗。第五倫舉薦的許多人都晉升而擔任文官的最高職務，因此他被同時代人譽為善于識人的官員。前漢時期，有時出現了關于最適合皇帝口味的生活方式的問題。武帝統治時期（公元前141—87年）宮廷生活以極度奢華聞名于世，一部分原因是意在使外族來訪者對漢朝的財富和力量產生印象。后來就有人呼吁要減縮宮廷的費用，特別在元帝統治時期（公元前49—前33年）采用了許多節儉的措施。不久以后，公元77年，皇太后在一道很長的詔令中譴責并呼吁戒除過分奢侈的生活方式。這份聲明很可能是一份專門辯護詞的一部分，意在引開對她自己和她家族的批評。她聲稱，她實行節儉的目的在于樹立一個好榜樣，并給最需要節儉的地方施加道德壓力。公元89年，竇氏家族使用官家的勞工為自己修建高大的住宅，遭致怨聲載道，但無任何效果。侍御史何敞為此提出，與其用這樣豪華的建筑物來表示皇帝的恩寵，不如在帝國正進行反匈奴戰爭因而經費拮據時樹立一個節儉的榜樣。宮廷里盛行的另一種心態可以從注意制定表示恰當的行為（禮）的規定這一方面看出。公元86年魯國博士曹褒建議重新制定漢代禮儀的原則及實施細則。章帝堅持，這項工作超越了曹褒的權力；班固建議應該把主要的專家召集在一起，受命審議和提出必要的改變。可是皇帝拒絕了班固的建議，他認為這樣召集的班子不會產生建設性的結果；他命令曹褒進行他的工作。曹褒在一年之內搜集了各方面材料完成了150篇題材廣闊的匯編。然而這部書似乎被認為可能會引起各種各樣的爭論，因此它被擱置起來，暫時未采取進一步行動。公元91年，在章帝的繼承者和帝的成年典禮上，所遵循的就是曹褒為這種盛典制定的禮儀。公元93年，他的工作受到了質疑，他的規定沒有被實行。除了這些抗議和抱怨以外，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和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的政府在成功地完成改革和改善經濟活動的某些計劃方面贏得了聲譽。光武帝曾打算治理平帝統治時期（公元前1—公元6年）黃河和汴河決堤所造成的某些受破壞的部分，但人們勸告他不要在帝國蒙受內戰損失時承擔這樣的重任。政府優先注意那些不太緊迫的工作以致未能制止頻繁的洪水泛濫，這引起了公眾的怨憤。公元69年由王景帶領幾十萬勞工開始了一項重大工程。在千乘郡內，沿滎陽到沿海的一條水路建起了堤壩，每隔十里（約四公里）建一座水門。為防止洪水泛濫，使用了各種各樣的設計，并設法讓河水改道。但無論王景怎樣精打細算，費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明帝統治時期曾試圖改進水路運輸，以減輕把谷物從東方（山東）運到太原附近羊腸倉的勞動強度。這項工作用了相當多的人力，死亡率很高，但這個努力沒顯示出什么效果。特別是太原的官員和百姓遭受了極大的苦難。依據鄧訓（鄧禹之子）提出的建議，公元78年下令停止使用勞工，而改用一隊隊的驢子來代替人力。就人的生命和資金兩項來說，每年都節約了不少。章帝統治時期帝國南部的交通運輸有了明顯的改進。在此以前，從交趾七郡運出商品只能走海路。當時的船只可以在福建沿海唯一可知的港口東冶停靠，但后來就受到暴風雨和船只失事的損失。公元83年，非常熟悉當地情況的會稽郡本地人鄭弘當上了大司農。他建議開辟一條穿過重重山嶺經零陵郡和桂陽郡的陸路。這條路后來成為正式的交通運輸線路，并一直使用到《后漢書》的一位編撰者生活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