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明，1004—1032年
現在我們應該回過頭來，追溯11世紀初年在黨項人中發生的事件了。1004年，李繼遷的長子阿移繼承了父位，時年21歲。后來他以李德明的名字聞名于世。為了將黨項的勢力向甘州及其以西地區推進，李德明最初致力于維護與遼、宋間的良好關系。
1004年，這位新的黨項統治者得到了遼朝授予的西平王的稱號；到1010年，他的稱號就已經上升為“夏國王”——這是他父親曾經擁有的稱號。除了常規的帶有外交性質的貿易往來——很可能是黨項人每年派遣貢使前往遼廷，在黨項與契丹的關系中，這時開始顯露出了真正的敵對色彩。
位于遼西北方的阻卜（韃靼）屬民的叛亂和反抗活動，促使遼廷在1008年、1010年和1026年多次發兵攻打甘州回鶻，以努力保障其遙遠的邊疆地區的安定。盡管取得了一些有限的局部勝利，但是遼廷的這些軍事行動可能沒有一次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與此同時，黨項軍隊也在1008年、1009年、1010年和此后發兵攻打回鶻。1015年，他們攻克了涼州，但是在次年又被回鶻人打敗并趕到了城外。雖然遼廷和西夏都對甘州發動了攻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采取了協同行動的立場。就控制河西及其貿易通道而言，遼廷和西夏實際上處在敵對的立場。對于遼廷來說，控制河西的重要性只是限于邊緣地區；而對于黨項政權而言，控制河西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1006年，遼廷接待了河西另一主要政權的使臣，這是一個以沙州（今敦煌）為中心成立的政權，沙州統治者曹宗壽同時還曾向宋和遼請求官職。曹宗壽的繼承人是曹賢順，他是最后一位見于記載的沙州曹氏的統治者。1014年，當曹賢順繼位時，他也是同時與兩個朝廷保持聯系的。大約就在這時，沙州統治者開始自稱為沙州回鶻，而后來到了1041—1042年間，又自稱為沙州北庭汗國。以上事實為這樣一種推測提供了證據，即在甘州回鶻被征服之前，他們曾經兼并了沙州。這一時期曾有許多甘州回鶻移居沙州，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來自天山地區的回鶻人在11世紀20年代初占據了沙州。鑒于吐魯番的西部回鶻與契丹間久已存在的密切關系，對于黨項人在這一地區的野心而言，沙州回鶻政權的存在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障礙；而對遼來說，沙州回鶻的存在則使他們處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而在事實上，沙州也確實在幾十年的時間里一直頑強地抵制了黨項的吞并。到11世紀50年代，遼廷才開始謀求與青海的吐蕃人發展關系，而李立遵則顯然曾尋求過遼廷的幫助卻毫無結果。1018年，李立遵曾要求允許他派遣貢使假道西夏前往遼廷，但是在有關文獻中并沒有發現類似使臣到達遼廷的記載，這很可能是由于西夏的反對而未能成行。由于西夏拒絕了李立遵的請求，遼帝托言狩獵，率領軍隊深入到西夏境內劫掠。李德明擊退了遼軍，作為補償，遼在次年遣使“賚玉冊金印，冊（李德明）為尚書令，大西夏王”。1004—1005年，宋、遼之間澶淵和約的締結以及此后出現的緩和局面，為李德明與宋朝間的談判營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圍。很可能是為了觀望宋、遼和談的后果，李德明盡量拖延了與宋朝的第一次接觸。盡管存在著無法解決的分歧，但是雙方都迫切希望達成和約。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歸還靈州和向宋朝稱臣納質（這在黨項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則對這些條款持反對態度。但是雙方最終還是達成了妥協方案，允許李德明保持1006年擁有的定難軍節度使和西平王的稱號，而宋朝則提供絹、錢、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贈冬衣。這樣一來，就建立了西夏對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貢關系，而宋朝則承認黨項統治者事實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統治期間，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貿易上做出巨大的讓步，但是在爭取越境銷售黨項鹽方面卻沒有獲得多少成功。最早的官市（榷場）是1007年在保安軍轄區（今陜西志丹縣）開設的，后來在1026年，又同意在山西北部的并州（今太原）和代州（今代縣）設立了私市（和市）。
這時，因為宋朝皇帝正致力于保持沿邊境地區的和平，小規模的邊境沖突、繁榮的食鹽銷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貿易活動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在與宋朝皇帝交往中所處的優勢地位。黨項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貿易特權，他們大批涌入宋都開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個穩定的、獲取豐厚禮物的渠道，黨項因此也變得更加繁盛富足。1020年，在靈州西北、黃河對岸靠近懷遠鎮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為興州（1033年改名為興慶府）。新的政權中心地處于阿拉善與黃河之間，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阿拉善保衛著它的后方安全，而黃河則形成了東、西兩翼的屏障。到12世紀初年，夏都通常又被稱為“中興”，很可能這是其黨項名的漢文同義詞，蒙古語“Erighaya”，可能也是由都城的黨項名衍生出來的，用來指寧夏地區的一個名稱。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長子李元昊統率著河西的黨項軍隊，并贏得了作為一名武士和戰略家的美譽，在不少史料中，都記述了這對父子間的一段未經證實的對話。在談話中，年輕的王子對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為和貪戀由邊境貿易得到的漢地產品的態度提出了批評。他相信，父親的政策削弱了黨項社會和經濟的基礎游牧，從而對黨項的文化價值，毫無疑問，也對其武力優勢構成了威脅。李元昊還特別譴責了李德明實行貿易代理人的做法，認為他們在宋朝市場上沒能得到賺錢生意。李元昊后來實行的政策，顯然是要明確和保持黨項政權獨特的文化面貌，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李德明對他的兒子繼承王位持反對態度，但是正如后來發生的激烈的宮廷陰謀所揭示的那樣，李元昊的野心在當時曾引起過爭論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