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族人

這些民族對那些被他們用武力征服的社會來說是些什么樣的外來人？他們的共同點是什么？用大倍數的歷史透鏡來觀察，我們可以把征服王朝視為從西周以來就存在于漢人與其北方鄰人之間的古老的對抗這樣一個更長的階段。在西周時期，位于渭河盆地的中心地帶就曾遭受半游牧民的入侵。秦漢時期，匈奴聯盟是漢人的主要對手。隨后是公元3世紀的鮮卑人和其他部落，他們成功地取得了對中國北方各州的統治，并在中原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在唐王朝失去了它的霸權地位并從10世紀初起最終分裂為若干小國之后，邊疆沖突采取了一種新的形式。960年后宋重新統一中國，與此相并行，一種正在穩定發展的聯合體國家已由嚴格意義上屬中國邊疆地區的北方諸民族建立起來。無論如何，把這些由北人建立的國家視為與定居漢人的穩定的帝國完全不同的游牧帝國是錯誤的。建立了遼、西夏、金、元這些國家的民族，從任何意義上講，也不是完全的游牧民族。契丹人和蒙古人的經濟在最初時是以畜牧為基礎的經濟，他們的財富就是許許多多的馬、羊和駱駝。但是，中國沒有一個“游牧民”鄰居是純粹依靠畜牧的。他們始終從事著某種邊地農業并進行大規模的貿易活動，從中得到一些畜牧業本身生產不出來的貨物以作為生活的補充。在對中原進行征服以前，契丹人就從事一定的農業活動并已長期定居，他們同時還有一批漢人的工匠和漢人及回鶻商人。

嚴格說來，女真人完全不是游牧民。甚至那些生活在東北地區深山老林里的“生女真”，也是定居一處的，他們依靠漁獵和某種農業為生。他們不住帳篷，而是住在由一個個木屋組成的村莊中。東北平原上的女真人，在被契丹人吞并以前一直是渤海國的一部分，他們也不是游牧民，盡管他們有成群的馬。女真人中這些生活方式上和經濟上的差異，可以從“生”女真和“熟”女真這些稱呼上反映出來，這些稱呼在遼代就已經流行了。黨項人在他們獨立以前很久也已采用了一種混合經濟。因此，把所有這些政權的建立者都一概而論，皆以“游牧入侵者”作為他們的特征，無疑是一種天真的、過于簡單化的認識。

歷史學家必須注意的另一個簡單化傾向是術語的使用。當我們使用契丹、女真、黨項所有這些民族有一個共同的方針，就是把被征服的或與之結盟的部落中的士兵編入他們自己的軍隊，通常由他們原先的軍事首領指揮。在征服漢人定居人口占數量優勢的地區并在這些人口歸附之后，所有征服者都遵循同樣的一體化方針。在武器的制作和針對筑墻城鎮使用攻堅器具方面，漢人的專門技能受到歡迎。其他一些新征召的漢人士兵則作為步兵使用，而騎兵主要是非漢人分隊的特權。“契丹”、“女真”和“蒙古”軍隊一貫由多民族組成，并且包括了大量的漢人士兵。

因此，我們若把宋對抗其敵人的戰爭視為純粹的抵抗外族人的民族戰爭或種族戰爭，這是頗有疑問的。我們或許可以把以宋為一方，以遼、西夏、金或蒙古為另一方的戰爭看作中國內戰的一種特殊形式，其中的一方是在外族統帥的指揮下作戰，它配置了人數上略占多數的非漢人分隊。

當然，上述這些推斷并不是肯定的結論，更明確的解釋還有待于對10—13世紀的戰爭作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從民族方面對遼、金和蒙古軍隊作出數量上的分析。不過這里可以舉一個例子：當金朝的統治者海陵王（1150—1161年在位）動員全國在1159年和1160年與宋交戰時，作為主力的女真猛安謀克軍隊為12萬人，而被征來參加這場戰爭的漢人卻不少于15萬人，此外還有在華中進行水戰的3萬人的水軍。因此在他們的軍隊中占多數的不是“女真人”而是漢人。

最后，我們還須記住，漢人與非漢人之間的對抗，不能以傳統的中國方式構想為高等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對抗。無論如何，不能設想從10世紀起在中原的土地上建立了國家的那些征服者是突然間冒出來的，也不能設想他們是在政治組織結構和文化成就都微不足道的水平上驟然起家的。

黨項人的西夏國是一個特例：他們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入侵者，幾個世紀以來他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區，那里成了他們國家的中心。黨項人從人種起源上說很少是征服的結果，更多的是不斷地吸收其他部落的成員而結成聯盟的結果，聯盟中也包括漢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爾多斯地區和今甘肅省的較小的種族集團。同樣，當他們在11世紀中葉正式獨立時，人們不能根據不著邊際的假定把他們形容為未開化的野蠻人。

盡管把各式各樣的聯盟國家都視為完全的中國化國家是一種夸張，但漢人的帝國和他們所謂的番人之間的復雜的相互影響一直持續了好幾個世紀，這卻是歷史事實。漢人影響其相鄰民族制度結構的一個標志是，在職官方面有大量詞匯從中國借了過去。早在初唐時期，突厥人就采用了一些漢語的官稱。契丹人自己的很多職官稱呼，也是從漢語借來的，如hsin-kun（相溫），在漢語就是“將軍”；再如hsiang-wen（詳穩），它產生于幾次音譯，是由漢語的“相公”派生而來，本是對大臣和閣員的一種稱呼。蒙古人甚至在1206年宣布成吉思汗為其最高統治者之前，就在他們的語言中采用了漢語的詞匯“王”，他們叫ong；還有“太子”，經由突厥語的taysi，到蒙古語中成了taisi（臺吉）。這兩個詞在《蒙古秘史》中都曾使用。這類借詞顯示了漢地的制度與術語的聲譽和影響，盡管這時是在不同于其中國原型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中使用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