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構成本卷論題的四個政權，通常受到傳統的中國歷史學家的消極對待，它們都被視為中國歷史大轉彎處的阻礙。每一個政權都由一個非漢族人的統治集團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時，它們都統治過一個包括眾多漢族人在內的多民族的國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漢族人長期統治的廣大地區。這每一個政權，都向中國文化的整體性、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至上觀及其國際秩序觀提出了挑戰。
然而，這些政權顯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遼朝比漢、唐以外任何一個先前的中國王朝存在的時間都長。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個多世紀內，位于今陜西北部和甘肅境內的黨項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們在晚唐時獲得的地區性權力，并進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國，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了兩個多世紀。在契丹政權崩潰兩個多世紀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學家勉強承認了遼的正統王朝地位，但卻否認西夏具有這種資格；而在我們看來，它幾乎同樣具有這種資格。這兩個政權都是長期存在的穩固的政權，堅定地植根于部分由漢人棲息達千年之久的地區內，都面對著一個敵對的漢人政權宋王朝而長存；后者在人口數量上以20比1超過它們，其經濟資源更是占有壓倒的優勢。這兩個國家都通過戰爭而使宋停戰，迫使宋承認了它們的存在以及作為獨立政權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為條件獲取了大量財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個一向作為中國人世界的遙遠邊疆的地方出現，先是征服了遼，接著用強力控制了宋的整個中國北方地區。契丹人和黨項人所建立的不過是一個包括漢人在內的多種族的邊疆政權，盡管漢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數并肯定是國家大量財富的生產者，但他們并不占有人數上的絕對優勢；而金帝國卻擁有急劇膨脹的3000萬至4000萬的漢族人口。與契丹人和黨項人相比，女真人政權極有必要去適應傳統的政權方式。它也是一個更貨真價實地聲稱是宋的勢均力敵的對手的國家——另一個中國。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幾個王朝完全不同。說到遼，它在中國的版圖，至少在其初期，不過是一個其政治中心始終位于它家鄉草原的政權所進行的近于附帶性擴張的產物。女真人保持了他們在東北地區的部落領地，但很快他們實質上就變成了一個連其首都也建在中國的中國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金，占據了中國北方，而這不過是他們那意圖征服世界的軍事力量所進行的急速擴張的一部分，這一意圖導致他們控制了從匈牙利和波蘭邊境直到日本海的歐亞大陸。蒙古人關于“天下”的概念，遠遠超過了漢、唐、宋以及任何其他中國政權所能夢想到的范圍。一時間，中國不過成了一個大得多的政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這整個國家置于蒙古人的統治之下時，蒙古人的帝國也隨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對立的汗國，但是中國——此時是整個中國，其人口超過1億——仍然僅是一個更大的帝國的一部分。與前幾個政權不同的是，當中國的元政權崩潰時，蒙古人僅僅是撤回到了他們草原上的家鄉，在幾個世紀內依然是一股較強的力量。
這些政權的每一個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一個也都在展示適應性的同時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們在幾個世紀內控制了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舉例來說，北京一帶就被他們牢牢地掌握了達四個多世紀；而甘肅的西部地區，則是在外族人統治了六個世紀之后，才在明朝第一個皇帝時由漢人恢復了控制。此外，整個中國北方也被非漢人統治了兩個多世紀。
盡管中國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斷擴大，還是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看這些政權，把它們視為一個更為漫長的反向進程的一部分。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式的官僚統治方式成了東亞的政治規范，被那些漢人控制范圍以外的政權和那些傳統上非中國地區的政權所采納與適應。這一發展可以追溯到高句麗，追溯到新羅和百濟的高麗王朝，追溯到7世紀以后統一的新羅以及7—8世紀的日本。作為一個穩固的東北國家的遼，是直接承自于遼東的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國家的建立過程中，對渤海的征服可能是比在937年獲得中原的十六州更為重要的步驟。渤海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有五京，有一個構造精巧的漢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書面漢語的精英，有一種在唐帝國的邊疆出現并繁榮了兩個世紀的發達的文化。這種發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現：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麗，還有越南——它于10世紀初最終擺脫了中國人的統治，并以中國模式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
晚唐的力量平衡
傳統的中國歷史編纂學在涉及異族時的問題之一，就是失之于用恒久不變的理論去硬套不斷變化著的現實。古老的“五服論”觀念幻想著這樣一個世界：中國，更確切些說是中國的王朝，在這個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統治人類，它是無可爭議的權力的惟一合法的擁有者，這個權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它周圍的民族，都是“番人”，他們并沒有充分參與中國文化，應該在五服模式內心甘情愿地服從皇帝，做他的臣屬；他們的國家應該是處于皇帝的道德權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實際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轄的范圍之外的一種周邊地帶。這一模式無視多少個世紀以來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堅持作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國的上流人物所想像的那樣。建立在截然劃分中國人與番人的想像中的世界基礎上的這些看法的殘渣浮沫，在本卷所論述的這個時期之后的幾個世紀內，繼續在侵蝕著中國與其他民族的關系的基礎。
這個理論在遙遠的過去或許具有某種合理性，那時中國的周邊被那些文化發展水平較低、其政治組織結構松散而又不夠完整的民族所環繞。但是到了唐代，這種情況最終發生了變化。在隋朝時期，中國還只有朝鮮半島北部和東北地區東南部的高句麗這樣一個鄰居可以馬馬虎虎宣稱為“國”，因為它主要為定居人口并具有穩定的制度。其他所有從云南直到河北邊境的邊疆民族都是部落民，他們中的很多人還過著半游牧生活，沒有任何常設的大規模的政府機構，盡管在危機時期他們可以聯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潛在的威脅。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中沒有哪個民族擁有書面語言，只有高句麗是例外，而它使用的也是中國的。到750年，這種狀況被完全改變：晚唐的中國被一些穩定的國家所包圍——云南的南詔，沿著四川、甘肅和今新疆的漫長邊界上的極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國，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國及后來的回鶻汗國，東北的渤海，朝鮮半島的新羅，還有遠方的日本。所有這些國家都有一批通曉書面語的精英，有的是以漢文作為其書面語，有的則是使用自己的書寫體系。
8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發生的事件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局面。在安祿山叛亂的災難之后，唐朝軍隊放棄了他們遠在新疆的西部保護國，也放棄了位于今吐魯番、哈密和河西走廊的曾在中國正規的文官機構管轄之下的廣大地區。甘肅全境被吐蕃人占領。從8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唐朝軍隊進入帕米爾地區，與大食的軍隊在拔汗那附近的怛羅斯城作戰，并進攻南詔，試圖征服東北的契丹人。763年以后，唐完全處于守勢，唐朝再也沒有派出遠征軍企圖征服任何一個鄰國。甚至當9世紀50年代機會出現時，唐王室仍然謹慎小心地不打算收復喪失的西北各州。
8世紀末和9世紀初，一種新的穩定的國際形勢逐漸形成，在此形勢下，唐朝采用了外交與武力并重的方針，活躍于國際舞臺上的其他成員也在盟約的基礎上逐漸結成了穩定的相互關系。822年，唐朝和吐蕃在平等的基礎上最終會盟，從而也加入了這種國家間的體系。中國從此不再是國際關系環繞的中心，盡管仍有使節和使團繼續定期拜訪長安。在西方，回鶻人、吐蕃人、南詔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紛爭不已，從而發展了他們自己的結盟與和約網絡；東北方的新羅、渤海和日本，通過把漢語作為共同語和采用從唐制中吸收的禮節，形成了另一個外交網絡。這些網絡都沒有唐朝的直接參與。
840年時，中國的近鄰中惟一不具備國家形態的是契丹人和奚人的部落民族，這些人生活在今河北的北部和遼寧的西部，他們此時尚是回鶻可汗的藩屬，盡管也仍然與中國的朝廷維持著緊密和正常的關系。
840年左右，亞洲北部的穩定開始發生動搖。首先，吐蕃王國驟然崩潰，能令人滿意的解釋是其國內原因所致。緊跟其后，回鶻帝國也土崩瓦解，回鶻人放棄了他們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孫，把他們在漠北的家遷到了新疆東部的吐魯番、哈密以及河西走廊。他們的藩屬契丹人和奚人轉而效忠唐王朝。
到這個世紀末，中央權力的崩潰像疫病那樣在東亞蔓延：唐帝國被黃巢叛亂摧毀，從880年以后，這個帝國只是保留著一個名號而已。在907年唐朝正式覆亡前的很長時間內，中國實際上被眾多獨立的地方政權所分裂，它們互相爭霸，戰爭頻仍。907年以后，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中國被分為十個之多的地區性國家。到9世紀的最后幾年，日本的中央權力也開始坍塌；在朝鮮，新羅王國分裂成三個地區性的軍閥國家；在東北地區，渤海走向衰落；遠在西南的南詔也在分崩離析。五代期間中國的支離破碎與東亞各地此時的發展是齊頭并進的。
與這一背景形成對照的是契丹人的遼國的出現。就像人們有時指出的那樣，在唐朝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并非突然間被打破。那一秩序在8世紀末已然不見蹤跡，它被改變成了某種全新的東西，被一種新穎的國際關系框架取而代之。但是這一框架也在后來被打破，公元10世紀時，國際形勢在長達60年的時間里變幻無常，到處都在發生政權的崩潰。在這種近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下，契丹人漸漸地、幾乎是意外地成了中國北方以及草原世界上那場軍閥政治爭斗的參加者，主宰這場爭斗是他們的首要目標。此外，這種四分五裂的狀況延續了很多年。就中國本身來說，政治分裂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從公元880年黃巢攻陷長安起，直到979年宋軍最終征服北漢。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被多達九個或十個地區性國家所割裂；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穩固的、短命的軍事政權所統治。正是在這一時期，軍事力量決定著政治狀態，并繼續成為宋初幾十年間的一個主要因素。
10世紀初不僅是中國北方軍事首領居于支配地位的時期，還是有很多地方軍閥為非漢人軍事首領——尤其是沙陀突厥人——的時期。李克用在這批人中最為強大，他曾經充當鎮壓黃巢的工具，在907年唐朝正式滅亡前的很長時間內他一直是山西北部實際上的統治者；在9世紀80—90年代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遭受毀滅性打擊的持續不斷的內戰中，他是政權的競爭者之一。唐亡后，他的國家（號稱晉）成了一個獨立的實體。921年，李克用的繼承人滅梁，重新統一了中國北方，建立了恢復舊名的后唐朝（923—937年），自稱帝。
在1/4世紀中，整個中國北方都處于沙陀人統治之下，先是后唐，接著是其繼任者后晉（937—946年）。早在905年，李克用就已經與契丹人結成過一次短暫的聯盟。到10世紀20年代，契丹人被吸收為具有充分資格的中國北方政治的參加者：后晉成了契丹人的傀儡并將邊境的16個州連同其漢人人口都割讓給了契丹人。就連中國南方各個獨立的朝廷也都乞求與契丹人結盟。944—947年，契丹人嘗試入侵中原，他們攻入后晉的國都，滅了后晉，并草草建立了一個他們的政權；但他們明智地認為風險太大而決定撤軍，把中國北方留給了另一個沙陀軍事王朝后漢（947—950年）去掌握。盡管作為一個王朝，這個政權不久就覆亡了，但它的繼任者卻在山西的沙陀人老家將獨立地位一直保持到了979年。
中國北方的大片地區就這樣多年處于沙陀人的統治之下；至于山西北部，則長達一個世紀。但是沙陀人并不是這一時期在中國的土地上的地方政權中惟一的外族首領。西北地區在9世紀40年代前曾是吐蕃人的占領區，而此時，它則被形形色色的地方軍閥所割裂：敦煌的漢人，吐魯番、甘州和肅州的回鶻人，涼州的吐蕃人，鄂爾多斯南部邊界的黨項人。就像沙陀人那樣，黨項人也一直居住在被唐朝作為邊境要塞的地區內，并且在整個10世紀初的動蕩不安的歲月中牢牢地掌握著他們的地方權力。他們后來作為一個強大的多種族帝國的創建者而出現，這個帝國就是西夏，它在11世紀初收拾了自己控制下的西北地區的所有割據性地方政權，同沙陀人一樣，黨項人也不是入侵中國領土的外來者，而是在深謀遠慮的管理方針下定居在唐朝版圖以內的非漢族人，他們長期以來就已是唐朝地方體制和軍事體制的一部分。
由此我們所論述的主要政權中的兩個——遼和西夏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9世紀末和10世紀初的政治與軍事動亂中去。看看它們在唐代創建的邊疆秩序中是如何扎根的，這一點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