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編輯序

當十多年前開始計劃編寫《劍橋中國史》時，本來的打算當然是從中國歷史的最早時期寫起。但是，在我們著手寫這部叢書的幾年時間中，我們不論對中國史前史的知識，或是對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大部分時期的知識，都因大量的考古發現而發生了變化；這些發現始于20世紀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來匯集成越來越大的勢頭。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變了我們對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還沒有對這些新的證據和傳統的文字記載作出任何普遍公認的綜合。盡管屢次作出努力，試圖計劃并寫出能夠總結我們的早期中國知識現狀的一卷或幾卷著作，但事實證明現在尚不能做到這一點。很可能還需要十年工夫，才能對所有的新發現進行可能有一定持久價值的綜合。因此，出于無奈，我們在編寫《劍橋中國史》時就從秦漢這兩個最早的帝國政體的建立開始。我們知道，這樣就要對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前期在另外的時間另作論述。我們同樣知道，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事件和發展為我們即將闡述的中國社會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礎。秦漢兩朝的各種制度、文學和藝術、社會形態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過去，如果沒有這段更早歷史方面的某些知識，就無法了解它們。隨著現代世界的各個方面變得越來越息息相關，歷史地了解它變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歷史學家的任務也變得比以往更加復雜。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識更加充實時，實際和理論仍是互相影響的。單單概括已經知道的內容就已成了一項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務，何況知識的實際基礎對歷史思考來說是越來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語世界中，劍橋歷史叢書自20世紀起已為多卷本的歷史著作樹立了樣板，即各章均由專家在每卷編者的主持下寫成。由阿克頓爵士規劃的《劍橋近代史》共十六卷，于1902年至1912年期間問世。以后又陸續出版了《劍橋古代史》、《劍橋中世紀史》《劍橋英國文學史》以及關于印度、波蘭和英帝國的劍橋史。原來的《近代史》已被十二卷的《新編劍橋近代史》代替，而《劍橋歐洲經濟史》的編寫也正接近尾聲。近期在編寫中的其他劍橋歷史叢書包括伊斯蘭教史、阿拉伯文學史、伊朗史、猶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國史而言，西方的歷史學家面臨著一個特殊問題。中國的文明史比任何單個西方國家的文明史更為廣泛和復雜，只是比整個歐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圍稍小而已。中國的歷史記載浩如煙海，詳盡而廣泛，中國歷史方面的學術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高度發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幾十年為止，西方的中國研究雖然有歐洲中國學家進行了重要的開創性勞動，但其進展幾乎沒有超過翻譯少數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綱的程度。

近來，西方學者已經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國和日本的具有悠久傳統的歷史學術成果，這就大大地增進了我們對過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細的認識，以及對傳統歷史編纂學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這一代西方的中國史學者在繼續依靠歐洲、日本和中國正在迅速發展的中國學研究的扎實基礎的同時，還能利用近代西方歷史學術的新觀點、新技術以及社會科學近期的發展成果。而在對許多舊觀念提出疑問的情況下，近期的歷史事件又使新問題突出出來。在這些眾多方面的影響下，西方關于中國研究的革命性變革的勢頭正在不斷加強。

當1966年開始編寫《劍橋中國史》時，目的就是為西方的歷史讀者提供一部有內容的基礎性的中國史著作：即按當時的知識狀況寫一部六卷本的著作。從那時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新方法的應用和學術向新領域的擴大，已經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史的研究。這發展反映在：《劍橋中國史》現在已經計劃出十五卷，但仍將舍棄諸如藝術史和文學史等題目、經濟學和工藝學的許多方面的內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寶貴材料。

近幾十年來，我們對中國過去的了解所取得的驚人進展將會繼續和加快。進行這一巨大而復雜的課題的西方歷史學家所作的努力證明是得當的，因為他們本國的人民需要對中國有一個更廣更深的了解。中國的歷史屬于全世界，不僅它有此權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勝的一門學科。

費正清

崔瑞德